唐代高僧鉴真十年东渡，赴日传法，建唐招提寺，以“一衣带水”比喻中日两国，堪称促进文化交流的巨匠。中日文献中，即便是鉴真的东渡，也颇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鉴真到底东渡了几次？

鉴真东渡，历时十年。第一次东渡，日方纪念鉴真的文献《挑战与挫折的十一年——六次渡日大作战》中记载是天平15年（743年），鉴真借拜访天台山之机前往日本（当时唐玄宗爱惜鉴真才德，没有批准他东渡的要求）。鉴真的弟子向港口的官员报告前来邀请鉴真的日本和尚实为海盗，于是在官府干预下，东渡胎死腹中；第二次东渡则是743年年末，购买了军用船，鉴真一行包括工匠等85人从扬州出海，在狼沟浦遭遇巨浪，危急中鉴真镇定自若，高诵经文——这对于海潮未必有什么作用，但确实安定了众人的情绪，终于将船驶回；第三次东渡在744年，当地倾慕鉴真的士绅不愿他冒险出发，再次举报日本和尚荣睿和普照是海贼，于是俩日本和尚又被捕，经过鉴真搭救，才以“病死”为名，脱身逃走。

第四次东渡在744年，由于长江一线出海控制较严，鉴真前往福州出航，这一次他的弟子再次向官府报告师父的计划，鉴真被官府送还扬州，日本和尚逃亡；看到弟子和崇拜者因为爱自己而阻挠东渡，鉴真花了几年时间做通他们的工作，于748年第五次东渡，这次很不幸，遇到飓风，船被吹到了海南岛，历时一年才返回扬州，负责邀请的日本僧人荣睿病死，鉴真也因病双目失明；753年，65岁的鉴真第六次东渡，乘日本第十次遣唐使返回的船只，终于到达日本。

中方文献内容大同小异，但有鉴真七次东渡的说法。其中多出的一次东渡，是在743年年末，有人认为当时鉴真于12月乘船东下，在狼沟浦遇险后，返回下屿山，第二年曾经再次出发，结果在桑石山海面再次遇到暴风，只得退回。因此应算作两次东渡。

究竟鉴真的东渡应该算六次还是七次呢？在日本，我采访了日本教育学者滨崎昭先生。对此，滨崎先生的解释是双方在史实的认定上并无歧义，采用不同数字是文化背景造成的。日本，七的发音为“XIQI”，与“死”的发音接近，不太吉利，而六则是吉利数字，因此说鉴真“六次东渡”。中国的“七”并无这样的发音避讳，而佛教有“七级浮屠”的说法，所以使用了“七次东渡”，也是吉利的意思。

鉴真是怎样东渡成功的？

鉴真在748年东渡失败后，因为年老体弱，虽然积极筹备再次东渡，却有五年时间无法成行。这时，日本僧人普照带来了好消息——日本向唐朝派来了第十次遣唐使船队。

这使鉴真萌生了随其一同前往日本的想法。但是，唐朝政府继续坚持不同意鉴真东渡的决定，日本遣唐使正使藤原清河不敢带鉴真一行去日本，以至与其部下发生争吵。最后，副使大伴宿弥仲马吕安排作了折中处理——鉴真不乘较大的藤原座舰，而与大伴宿弥仲马吕乘副使坐的船，这样万一被唐朝发现，也可推脱藤原不知情。

出航顺利，但是东渡途中，戏剧性的情况发生了——由于当时航海水平的限制，遣唐使能够平安航行往返中日之间的，也不过50%。这一次藤原的船队也碰上了风暴，结果鉴真乘坐的副使座舰，得以闯出风暴，以半漂流的状态到达日本，较大的藤原座舰，却被风吹到了南方的越南中部，结果与当地人发生冲突，论打仗当时日本人是不行的，大半船员丧生，藤原仅以身免，返回长安。和他同难的还有一个人很有名，就是李白、王维诗中提到过的阿倍仲麻吕（中国名字晁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