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朝出兵攻打吴国时才刚刚建国,并且兵力只有二十余万,而吴国有五万余士兵参战,二十三万总兵力。并且晋军只用了短短四个月就灭了吴国,实在令人惊讶,这场战役为什么会这么轻松呢。
建国五十七年、占据长江天险、拥有大军共二十多万的东吴政权。为何在西晋王朝的一击之下,便冰消瓦解,虽有其多方面的因素,但归结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
东吴暴政,吴主不听劝诫
东吴自末帝孙皓当政以来,昏庸残暴,任意杀害臣民,动辄扒皮,挖眼,惨不忍睹,使朝野上下人人自危,朝不保夕。民间谣传章安侯孙奋应成为天子,孙皓便将孙奋和他的五个儿子统统处死;豫章太守张俊因替孙历之母扫墓,也被孙皓下令车裂;吴中书令贺邵因中风,不能说话,数月无法上朝,孙皓怀疑他装病,命人严刑拷打后,割断他的头,加以焚烧。
孙皓还特别重用奸佞谄媚之徒,张俶因常进谄言、诋毁别人,十分被宠信,多次升官进爵,成为司直中郎将,进封侯爵,于是造成了官吏和民间互以私利为目的竞相诬谄的混乱局面,致使监狱暴满,全国上下一片恐怖气氛。
孙皓还特别憎恨胜过他的人,侍中、中书令张尚,口才捷利,雄辩超众,孙皓便借故收捕张尚,欲处极刑,公卿以下一百多人叩请孙皓减免张尚的罪行,孙皓当时假意应允,但将张尚送至建安后,终于将他杀死。孙皓每次宴会群臣,都强令大臣喝得烂醉,然后再让他们互相告发罪行,或立即处死,或剥下面皮,或挖出眼睛,君臣上下尔虞我诈,如此一个统治集团,自然四分五裂,人心丧尽,这就不能不从政治上注定东吴政权的必然失败。
东吴的有识之士早已察觉司马氏有进攻之心,多次向吴主孙皓建议加强军备,增强沿江战略要点的防御力量,切实防止西晋的突袭。公元272年,吴建平太守吾彦发现长江上游飘来大量木屑,便预知了晋正大造舰船准备顺江东下灭吴的企图,向吴主孙皓建议说:“晋必有攻吴之计,宜增建军兵以塞其冲要。”公元274年,当东吴大司马陆抗病重垂危之际,又向孙皓建议,将长江上游防守兵力增至八万以巩固西陵、建平等地的防备。但这些关键性的建议均被孙皓置之不理。
司马氏能臣众多,综合实力强劲
当然,司马氏统治的西晋,也并非什么清廉之邦,只是政治上的腐败程度稍逊于东吴而已。然而作为西晋最高统治者的司马炎,在发动灭吴战争之前,与东吴孙皓类比,则尚属稍具政治头脑之士。因而,西晋的统治集团便远较东吴统治集团为强,它依靠一批谋臣良将渚如羊祜、杜预、王濬、张华等的辅佐筹策而取得了灭吴战争的胜利。
“宁可千日无战,不可一日无备”是自古以来兵家重要的战略思想。司马昭在灭蜀汉后,便明显地暴露了进一步并灭东吴的企图。
西晋则在灭掉蜀汉之后,立即着手稳定内部,增强经济实力,力求富国强兵,利用17年的时间,进行了各方面的准备。西晋特别针对东吴占据长江天堑的有利地势,接受曹魏时期“武骑千群,无用武之地”的教训,以将军王濬在蜀地训练水军,大造战船,做好顺江东下的一切作战准备。这样,便使本来已在土地面积、人口数量、经济和军事实力诸多方面占据明显优势的西晋,如虎添翼,为夺取灭吴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东吴作战准备不充分,军队临阵脱逃
东吴统治集团临战前多年,既失之干对西晋战略动向的研究,失去了针对西晋的战略企图采取相应对策的宝贵时机;又在战略指导中着着失误,致使拥有二十多万大军,占据半壁河山的东吴不到二个月的时间即被西晋横扫而亡,这在古代战争史上成为不多见的惨败记录。本来,东吴并非居于绝对的劣势,即令是战前未做充分的准备,假如能在临战中采取相应的战略对策,也不致于如此迅速的彻底灭亡。
从当时的情况分析,东吴只要采取两方面的措施即有可能阻止西晋的推进:一是立即增强长江上游建平、西陵一带的防御力量;另一条是集中兵力于建业附近,加强沿江守备,以逸待劳,坚决阻止晋军渡江登岸。可惜东吴统治集团缺乏起码的战略决策头脑,计不及此,致使西晋王濬的水军顺江而下,如入无人之地,迅速与其东面的三路大军胜利会师于建业江面,对东吴京师形成泰山压顶之势。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东吴丞相张悌所率的三万精兵,在此千钧一发之际,竟不顾部将沈莹的劝阻,拒绝在江上机动御敌而渡江北上,这对濒临陷落的建业危局无疑于釜底抽薪,帮了晋军的大忙。
司马炎对灭吴战争的战略策略的运用则是相当出色的。战前,多年来西晋便采取了瓦解东吴军民斗志的一系列策略,临战中又进行周密的作战策划和部署,以六路大军东西对进,三面齐攻,有主有从,战略上的协同和配合环环相扣,甚为默契,做到了计而后战,稳操胜券。
吴军士气的低落由来已久,这是其政治极端腐败、人心丧尽的必然结果,战前便不断发生吴军将士投降西晋的事件;当王濬军顺流东下,吴主孙皓命游击将军张象率一万水军前往抗击王濬军时,张象军一见西晋军的旗号便全部投降了西晋;吴将陶浚奉命率军二万与晋军作战,要出发的前天晚上,部众也逃散一空,吴司徒何值、建威将军孙晏等人未等晋军逼近,便主动交出符节印信而降。
凡此种种,都足以说明吴军军无斗志的惊人状态,这样一支军队自然无法与晋军相匹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