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镇山考古发现盘古夫妻

黄镇山考古发现盘古夫妻

　　中华民族原始祖先远古人类，很早就出现“盘古开天辟地”式的创造性劳动，晓得取自然之物谋生存，1974年考古专家在陕南安康市汉滨区花园乡牛山龙骨岭，发掘出世界极为罕见的距今约300万年的古人类驯养的猪、羊和一具较完整的牛骨架化石，并出土有仓鼠、猞猁和一具1.96米长的东方剑齿象化石（经北京、南京古生物研究所鉴定后移交西安半坡博物馆保存）。

　　中国考古发现的古人类生存年代先后顺序如下：南方长江流域（西南）巫山人距今约200万年，元谋人距今约170万年，郧阳人距今约100万年；北方黄河流域（中原）蓝田人距今约80万年，北京人距今约50万年。他们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直立人，是由西南逐渐缓慢扩展活动区域到北方的。

但他们并没有全部离开西南根据地，留恋故里者仍在本土生存繁衍日益进化，西南智人资阳人距今3.5万年，而华北智人山顶洞人距今3万年，呈现南北并存同步进化。考古发现了曾经生存在秦巴汉水距今3万年到2万年之间的“南郑早期现代人”，他们发现煤气自燃、雷电起火、打击磨擦白火石溅火华，便利用而能保存使用火；能制作使用小石片石器、骨器，用于狩猎、缝兽皮衣的温饱生活；住自然山洞拥挤了，便在大树上搭架巢、在地上立杆栏草棚。

由此可见，诞生演化于天地之间的早期直立人到早期现代人，就是开天辟地的盘古氏、用火烧生为熟的燧人氏、能建简易草木结构棚舍的有巢氏等传说的源头。

　　“巴巫蛮道”尊盘古为“盘古真人”。《汉水巴人民歌》：“自从盘古开天地，讲起亘古有根系。怪力乱神孔不语，无书世代口传记。”其实，在中国原始社会晚期-进入文明初期，盘古的形象就呈现在云南崖画上，到夏代依然再现于崖画，到商代便有甲骨文记载。虽然西周春秋战国秦汉书上无载，但民间世代口传不间断，到三国吴文人徐整率先用文字记录下来，随后记录口传者甚多。五千年来，中华民族崇拜盘古为根魂世传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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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云南的麻栗坡县，考古专家于2004年发现了一幅壁画：大王岩画（因两个头上戴着面具的大王而得名）。云南大学民族考古与文物评估中心客座教授黄懿陆，在《大王岩画是文献记载盘古神话的考古载体》一文中给出这样研究结论：大王岩画出现了盘古神话所需要的诸种要素，顶天立地启开混沌，奇偶数字分阴阳男女，可证大王岩画就是盘古开天地的考古证据！据黄懿陆考证，大王岩画产生于公元前6000年左右，距今8000余年。典载盘古夫妻阴阳之始，大王崖画形象化表明中国阴阳学说起源于新石器时代-伏羲氏先世盘古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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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独有偶，在云南沧源佤族自治县勐省、勐来乡境内，考古专家又发现了一幅更为形象的盘古壁画：“云南沧源岩画”（见上图）。这是原始先民用赤铁矿粉与动物血调合成颜料绘制而成，内容极为震撼。一人头上发出太阳之光芒，左手握一石斧，右手拿一木把，两腿直立傲视一切。显然，这与盘古用斧头劈开混沌、开天辟地的传说一致。据专家考证，这幅岩画为3000多年前原始人的作品。换言之，早在3000多年前，中国人就有盘古开天辟地的传说。

大王岩画和云南沧源岩画，看似极为简陋原始，甚至没什么美感，但背后却说明了盘古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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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甲骨文中的殷前古史》一文中，作者李元星倾注毕生精力通过对殷卜辞的研究，找到了盘古、王母、虙农黄即三皇祀典的卜辞约190条。其中，盘古6条、用虎祭祀的王母1条、虙（伏羲）、农（神农）约20条、“虙列山”（伏羲氏、神农烈山氏）三字单、双、繁、简四式合文约40条、黄帝不下百条。因此，早在3000多年前的殷商时期，中国人就构建了盘古、王母、三皇的古史体系。

殷商王朝卜祭三皇“虙农黄”及“盘古”，是其列入祀典崇敬的皇古历史祖先，而用虎祭祀的“王母”何许人也？或许就是战国黄歇在《黄氏族谱》开端之言：“盘古龙雷氏开天辟地分阴阳，娶白虎氏大妣赤阴”吧？《礼记.曲礼》：“祭王父曰皇祖考，王母曰皇祖妣。”

黄歇之说也得到考古印证：1987年5月考古工作者在河南濮阳西水坡，发掘了一处距今六千年的仰韶文化墓葬，墓主人身高1.84米，尸骨两侧用白色蜂壳摆塑而成一龙一虎图形。表明墓主人是以白龙、白虎为图腾的两个氏族部落联盟的首领，也证明了“白虎氏”出自远古。战国屈原在《楚辞.惜诵》中也将龙虎联句：“苍龙蚴虬以左骖兮，白虎骋而为右騑。”

无独有偶，长江中游湖北黄冈市黄梅县焦墩1993年出土六千年前“卵石摆塑龙”。这条用大小不等、颜色各异的河卵石拼摆而成的龙，其状鹿头、鱼尾、蛇身、兽爪，曲项张嘴，状若腾飞，形态逼真，栩栩如生。长4.46 米，高2.26米。龙头正西，龙尾正东。面对如此楚楚动人的作品，考古工作者们无不惊叹古人高超的形象思维能力和精确的方位判断能力。

“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中外共识创造崇尚龙图腾是中华本源文明。北方黄河流域、南方长江流域，都出土再现了古龙，证明“盘古龙雷氏”出自远古，而且统一了中华民族龙图腾文化的共同崇拜。后来秦始皇统一中国却修了一条万里长城，把古老的“红山玉龙”信仰者隔离，说明秦统辖没有“盘古国”地盘大。

《山海经.海内经》载有“大比赤阴，是始为国”，既然“是始为国”，那么盘古夫妇就是中华民族的开国王父、王母了。甲骨文还载有“西母”即西王母，这个虎巴女子国绵延历史从皇古到西汉长达三千年之久，可能就是“白虎氏大妣赤阴”王母“是始为国”的后世之国。

尽管盘古国的继世有“盘古三龙”（烛龙、烛阴、雷鼓）、“盘古三皇”（天皇、地皇、人皇），随着进化“后来者居上”，而“虙农黄”却是后世最崇拜的“人文三皇”（给后世留下了宝贵学识《伏羲八卦》《神农本草》《黄帝内经》）。

正如《汉水巴人民歌》所言：“自从盘古开混沌，三皇五帝到如今，中华文明悠久远，传宗接代一脉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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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盘古国的历史依靠先民用神乎其神的口头神话，世代相传到后世用文字记录下来——《广博物志》：“盘古之君，龙首蛇身，嘘为风雨，吹为雷电，开目为昼，闭目为夜。”《述异记》：“昔盘古氏之死也，头为四岳，目为日月，脂膏为江海，毛发为草木。秦汉间俗说盘古氏头为东岳，腹为中岳，左臂为南岳，右臂为北岳，足为西岳。先儒说盘古氏泣为江河，气为风，声为雷，目瞳为电。古说盘古氏喜为晴，怒为阴。”

《三五历记》：“天地浑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故天去地九万里。后乃有三皇。”

《五运历年记》：“首生盘古，垂死化身：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理，肌肉为田土，发鬓为星辰，皮毛为草木，齿骨为金石，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泽；身之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虻。”

《述异记》：“南海中盘古国，今人皆以盘古为姓。今南海有盘古氏墓，亘三百余里，俗云，后人追葬盘古之魂也。桂林有盘古氏庙，今人祝祀。”《路史.前纪一》注云：“今赣之会昌有盘古山，本盘固名。其湘乡有盘古保，而雩都有盘古祠，盘固之谓也。成都有盘古庙祀。荆，湖南北，今以十月十六日为盘古氏生日。”这是炎黄子孙世代值得奠祭的发祥之日！《元丰九域志》：“广陵有盘古冢、庙。”《录异记》：“广都县有盘古三郎庙。”《水经注.沅水》：“辰水又东经沅陵县西，有武溪，源出武山，与酉阳分水。水源石上有盘瓠迹犹存矣。今武陵郡夷，即盘古之种落也。”《汉唐地理书抄》辑《黄闵武陵记》：“武山高可万仞，山半有盘瓠石室，可容数万人。中有石床，盘瓠行迹。”

《峒溪纤志》：“苗人，盘瓠之种也。以十月朔为大节，岁首祭盘瓠，揉鱼肉于水槽，扣槽群号为礼。”《岭表纪蛮》：“盘古为一般瑶族所虔祀，称之为盘王。瑶人以为人生死寿夭贵贱，皆盘王主之。天旱祷盘王，抬王游田间视禾稼。”常任侠《沙坪坝出土之石棺画像研究》：“无问汉、苗，俱自承为盘古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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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淮南子.精神篇》：“古未有天地之时，唯象无形，窈窈冥冥，有二神混生，经天营地，于是乃别为阴阳，离为八极。＂高诱注：“二神，阴阳之神也。”《述异记》：“吴、楚间说，盘古夫妻，阴阳之始也。”可知盘古夫妻是“阴阳学说”的创始人。盘古夫妻开创的阴阳学说，成为中国古典哲学的根本，因为它符合事物发展的逻辑，不断被后世经典用来概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种种现象。

《诗经.大雅.公刘》：“既景乃冈，相其阴阳。”《易经》认为：阴阳是天地、万物的总根源，自然界和人类甚至动物都是阴阳两性的产物，万物都是在阴阳两股势力的对立中变化而成，变化的形式是通过交感，如男女二性交感产生子女，动物雌雄交感产生后代，而且适用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有交感的动静变化便是吉利而有前途的。

《黄帝素问.阴阳应象大论》：“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管子.四时篇》：“阴阳者，天地之理也；四时者，阴阳之大经也。”《淮南子.本经训》：“阴阳者，承天地之祖，为孕育之尊。”《管氏地理指蒙》：“混沌开辟，江山延袤。融结阴阳，磅薄宇宙。冈骨既成，源脉已透。以种形势，以通气候。”

可见，阴阳学说，从天地万物的消长中概括出阴阳消息，以阴阳为范畴解释天地万物的根本属性，这是一种对世界一般事物最原始的哲学见解，反映了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同时它又是一种自然哲学观，对后世哲学和科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国语.周语》记载幽王二年地震事说：“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盘古夫妻无愧为人类首对伟大的哲学家和科学家。

受西汉董仲舒《春秋繁露》“阴与阳，相反之物也，故或出或入，或左或右”的影响，德国物理学家汉森堡，揭示了微观粒子具有与经典粒子根本不同的属性，它与电子坐标、动量按几率分布有密切关系，存在几率分布表明，这些量是不确定的。汉森堡的论文“测不准定律”，就是对不确定程度的定量描述，成为量子力学上一条很基本而又很重要的定律。而有原始盘古夫妻阴阳哲学和科学深远积淀的中国当代科学家，领先世界研发出量子卫星及量子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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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盘古族到华夏族和四夷，再到汉族及少数民族，而今统称为中华民族。《汉水巴人民歌》唱道:“三皇五帝盘古族，华夏民族夏商周，春秋战国中华族，汉王刘邦兴汉族。”

上面一幅来自网络的地图，将陕南、川东北、渝北、湖北框进“华夏”境内，那么地域属“南蛮”的巴蜀楚亦属华夏族了。这不仅因为华夏族的始祖是“西南巴国”的华胥、伏羲（《礼纬》：“夏建寅，宗伏羲。”），而且“夏”源于“夏水”（江夏），后来自称华夏族的汉族其名称源于汉水、汉中王、汉朝。

“华夏”和“四夷”都是中华民族的来源，华夏族是汉族的前身。后来的汉族也自称华夏，但已融合了更多的古代民族，不完全等同于夏商周三代时期的华夏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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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夏的“夏”指中原之人。《说文》:“夏，中国之人也。”这个“中国”指《何尊》铭文转述，周武王克殷后祭告上天说：“余其宅兹中国。”《尚书·梓材》引周成王的话：“皇天既付中国越厥疆土于先王。”《诗经.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所说的“中国”都是指中原。

华夏的“华”有不同解释，以始母华胥为源头含乎情理，以地域“因华山而得名”较为近实，《国语》：“前华后河，左洛右济。”

“夏”既作为中原之人的族称，《尚书.尧典》：“蛮夷猾夏。”又泛指全国，《竹书.穆天子传》：“和治诸夏。”《左传》：“西周分封八百诸侯，是为诸夏。”

春秋始以“华”作为中原之人的族称，称“夏”与称“华”并行，或“华夏”连称。《左传.定公十年》记载：“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夏，大也。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

“中华”联称在汉代之后，西汉时出现天象“中华”一词，《天文星经.中宫》：“第二星日次相，其北，中华东门也。”

东晋出现了国族合称，桓温《请还都洛阳疏》：“自强胡凌暴，中华荡覆，狼狈失据。”

唐代李百药《北齐书.高乾传》：“于时，鲜卑共轻中华朝士，唯惮服于昂。”

《唐律疏议》记载：“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义，故谓之中华。”

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唐纪十四》：“上曰：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

元末宋濂《奉天北伐讨元檄文》：“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

明代黄薄《闲中今古录摘抄》：“且如胡元，只任胡族为正官，中华人官佐二。”

明代藩属国李氏朝鲜春秋馆《成宗实录》：“吾东方自箕子以来，教化大行，男有烈士之风，女有贞正之俗，史称‘小中华’。”

明代外国人利玛窦《中国札记》：“今天我们通常称呼这个国家为‘中国’或‘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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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镇山：夏朝考古重大发现

　　仅有规范史书记载不足五百年历史的西方史家，对于中国系列史书连贯记载有五千年历史，难以心悦诚服，好在三皇五帝时代的良渚文化、殷商时代的殷墟文化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也算达成共识；西方能否承认中国三皇五帝之后、殷商以前有夏朝，需要中方拿出考古证据。西方依赖考古发现历史，全靠发掘凭借遗物猜想推断填写历史空白，残缺难全；而中国考古是印证系统历史记载，证实完善。中国考古接连发现多处公元前2100年到前1600年的夏代文化遗址，证实史载确有夏朝。不妨套用西方考古标准文明中心四要素“城市、金属器、宗教、文字”来介绍。

自称“诸夏”的周人称商为“殷”；而自称“大邑商”的商人却称夏都为“西邑”。殷墟甲骨文、金文虽都有“夏”字，但没有直接记载夏朝，却频频提到“西邑”，历代商王畏惧西邑鬼怪谋害自己，于是不断祭祀西邑。

所谓西邑，即为西部的城市。史书记载为“西邑夏”，《尚书·太甲上》：“惟尹躬先见于西邑夏。”大意是夏末商初伊尹(黄尹)亲自去过夏都西邑。相比于位于河南东北部的商人而言，夏人位于其西部，所以商人称之为“西邑”，其实正是所忌讳的“夏邑”，出土战国竹书清华简《尹浩》：“惟尹既及汤咸有一德。尹念天之败西邑夏。”商人祭祀西邑，是因为商汤灭夏，所以商人惧怕夏人化为鬼怪谋害商王。

西邑遗址自北而南有陕西石峁、山西陶寺、河南二里头。夏朝天灾人祸频发，多次迁徙，而后从西到东，夏桀兵败于安徽四方湖古城之南的三官庙遗址，而且夏代还有后裔遗民杞国延续商周两朝千余年。按历史年代顺序分别予以简介如下:

　　地处汾河河谷地带的临汾盆地汾河以东的塔儿山山脚下的山前冲积平原上的陶寺遗址，考古学家从1978年到1987年，为了寻找历史上夏王朝的踪迹，探索夏文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陶寺遗址早期墓地和普通居住址进行发掘，共发掘出墓葬1300余座。占墓葬数量不到1%的大型墓葬随葬有彩绘龙盘、漆木器等重要礼器，其墓主应是手握军事大权的部族首领或大祭司。至于占总数90%的小墓，其墓穴仅能容身，几乎没有随葬品，墓主应是平民或者奴隶。这些现象反映出当时的陶寺已经是一个等级社会。碳14测年数据表明，陶寺文化所处年代为公元前2300年—前1900年之间，属尧舜禹时代至夏代早期。

陶寺遗址考古发现的文化内涵十分丰富。1983年出土的陶寺文化晚期铃型铜器。这也是陶寺遗址发现的第一件铜器。出土时，整体造型近似铃形的器物位于墓主人左侧股骨、趾骨之间，外面有很清晰的布纹痕迹，可能是埋葬时包裹有丝麻织物。经过化学分析，人们发现此件铜器的含铜量高达97.8 %，系用复合范（外范与内芯）铸造的红铜器。这就意味着在陶寺文化中、晚期，我国已进入铜、石并用的时代。当时的陶寺文化先民不仅可以从矿石中冶炼出较纯的铜，并可用铜液进行铸造，为后世的商周“青铜文化”奠定了物质和技术基础，揭开了我国“青铜时代”的序幕。

陶寺遗址还出土有残铜片、铜环，更有铸工精美的铜齿轮、铜蛙，属于夏代早期遗物。

陶寺遗址另有引人注目的是1984年春天出土的残碎陶扁壶。这种正面鼓腹背面平腹的灰陶汲水器在陶寺文化时期只是先民日常生活中再普通不过的用品，但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在扁壶的正面鼓腹部，竟赫然有着朱红彩毛笔的笔画痕迹，够成两个文字，有识读为“文邑”或“交易”等。要知道，文字的发明标志着人类跨入了新的时代，就像恩格斯所说，人类由野蛮向文明的过渡，正是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才得以实现的。

石峁文字(选自网络10幅图片)

　　被评为近十年“世界十大考古发现”的石峁遗址，位于陕西榆林毛乌素沙漠之南、黄河支流秃尾河之支流洞穿沟南岸山梁上。20世纪50和70年代有过局部调查，80年代有过试掘，2011年始进行了系统的调查和发掘。最终确认属一座城址，总面积400万平方米，古城规模巨大，由“皇城台”、内城和外城构成。皇城台的“台城”，构建最早，内城次之，外城最晚。

据出土陶器，皇城台修筑年代为龙山时代晚期至夏代早期，皇城台门址的修筑开始于公元前2300年，皇城台最晚使用年代为公元前2100年—前1800年，废弃约在公元前1800年，属于尧舜禹时代到夏代前中期文化。

石峁古城出土文物众多，不仅有大量陶嚣、玉器，还有一些石雕像显示宗教信仰。重点简介夏代早期金属器，2016年发掘皇城台东侧的门址，门外有南北向呈长方形广场，发掘简报介绍“在广场中南部还发现一些铜刀、石范等遗物”。“皇城台发现的铜器和石范，大多出土于门址第二层堆积，个别见于门址第四层，年代不晚于公元前1800年，器形包括刀、镞、锥等，为揭示中国北方地区早期铜器的形制和技术特征增添了重要实物资料。”“皇城台铜器和石范的发现为冶金术自北方传入中原的观点提供了关键性的证据，并为探索早期冶金术在中国传播路线提供了关键的连接点”。

石峁出土的青铜刀，刀呈条形，扁平状，柄略宽并残断；刀锋为小圆弧形，刃截面为三角形，背厚刃薄，刃略内弧；刀背与柄上面平滑过渡，微微外弧。从背两侧凸起，知此刀铸造成形，很可能为对开分型。

石峁古城浇铸环首铜刀石范，出土自皇城台内瓮城，墩台II东侧。据图片，范存环首刀之柄部，环为椭圆形，柄微弧，板状；与环首相接处似有叉形线，阴阳不明，可能为柄之纹饰。范面平，两侧面光，无定位结构，端面略糙；质似砂岩，一角有崩落。环首型腔端接漏斗形浇口，连接处甚薄，便于浇铸冷凝后打掉浇口而不伤环首。但刀柄下侧似另有一型腔，局部似锥状，小漏斗形浇口扭转开在侧边。在环首刀型腔上面，近于上边另有一纵向沟槽，或许是铜针铸型。

　　河南洛阳偃师二里头，之所以能被认定为是夏朝都城遗址，因为遗址中发现的青铜礼器占有不小的分量。

一般将二里头遗址划分为4期，其中，二里头3期发现了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器。如青铜爵、青铜铃（或许是一种乐器）。

到了二里头的4期发现的青铜礼器就更丰富了，有青铜爵、青铜斝、青铜盉，更为重要的是还发现了青铜鼎！这也是目前所发现的最早的青铜鼎。鼎从夏朝开始就被历代王朝看作是王权的象征，所以，青铜鼎的发现意义重大。

二里头发现了镶嵌绿松石的青铜牌饰，其图案是兽面纹，或者说是龙纹。

青铜鼎、爵、斝、盉等礼器，都是由相应陶器发展而来的，而这些青铜礼器也被商朝及之后的朝代所继承与发展，所以，从二里头遗址中出土的青铜礼器来看，这个遗址至少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二里头遗址，年代测定上限为公元前1800年前后，普遍认为是公元前1750年到前1550年，属于夏代中晚期到商代早期文化。在属于遗址的靠近古伊洛河的高地上，北距宫殿区200余米，发掘出了唯一一处面积约1万平方米的铸铜作坊区。此处作坊显然曾长期使用，在二里头衰落后被迁至郑州商城遗址。历年来，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铜器共131件。其中，兵器、工具和装饰品较多；作为礼器的容器较少，计有鼎1、盉1、觚1、斝（jiǎ）2、爵13。礼器是人际交往和宗教信仰用具。

　　被列入“2019年中国考古十大新发现”的长江与淮河中间、巢湖西岸安徽三官庙夏代遗址，出土了400余件珍贵遗物，其中包括18件青铜器和陶器、石器、玉器、骨蚌器、绿松石和植物颗粒等。

在三官庙夏代遗址发掘的两处土垣、四处房址内发现令人触目惊心的历史悲剧:房址内非正常死亡的人骨遗骸、房址外地面平铺的植物颗粒、还有以兵器为主的18件铜器散布于废弃红烧土层下的地面上。这里曾发生了残酷的战争。18件青铜器以兵器为主，包括戈、戚、钺、凿、角形器(军号)、箭镞等。

证实了西晋皇甫谧《帝王世纪》记载:“商汤伐夏，桀奔于南巢之山，汤乃即天子之位。以水承金，始居毫。”生活于黄河沿线的商汤部落，击败了淮河四方湖古城的夏桀，夏桀仓皇逃出四方湖古城，乘船沿夏水北淝河进入淮河向南逃亡，躲避北方商汤部落的进攻。

安徽三官庙遗址位于淮河四方湖古城的正南方，为历史记载中的“南巢”地区。想必商汤军队追击夏桀军队在三官庙遗址发生了一场惨烈激战：死亡的人没有得到掩埋，现场遗留的贵重青铜兵器无人拾取，房屋被焚烧，甚至在以后的三千多年里再无人在此生活栖息。

夏后裔杞国

《国语·周语下》：“有夏虽衰，杞、鄫犹在。”《大戴礼记·少间篇》记载，商汤灭夏之后，将夏禹后人封在杞地为诸侯王。

商汤推翻夏朝而建立商朝后，作为“前朝余孽”的杞国，甲骨文卜辞中有记载，商王经常巡视杞国，有六块殷墟甲骨文提到杞侯或杞地，确证商代封侯有夏代遗民杞国。

有片甲骨文记载商王武丁问候杞侯：“丁酉卜，嗀(hù)贞，杞侯爇（ruò），弗其祸？凡有病。”其大意是商王武丁问杞侯爇，不会有灾祸吧？另有片甲骨文记载，武丁曾娶一位杞国的女子为妃。可见，武丁与杞侯爇关系极为密切，曾经的家国仇恨已经烟消云散。

武丁子祖甲，在征讨人方（大约在山东或安徽境内）的返回途中巡视杞国：“已卯卜，行贞，王其田，亡灾？在杞。”其大意是祖甲在杞地进行佃猎活动，祭祀问是否会发生灾害。

商代晚期，在祖甲和帝辛（商纣王）时期，发生两次征人方的重大军事行动。帝辛“征人方”返回时，也有巡视“杞”国的两条卜辞：“庚寅卜，在香贞，王步于杞，无灾？”(纣王祭祀问从香地步行到杞国有没有灾难)；“壬辰卜，在杞贞，今日王步于诇，无灾？”(纣王祭祀问从杞国步行到诇地是不是有灾难)。可见，直到商朝晚期，杞国还依然存在。

周朝推翻商朝后，《礼记·乐记》记载:“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封帝尧之后于祝，封帝舜之后于陈；下车，而封夏后氏之后于杞，殷之后于宋。”即大禹后代东楼公，被封到杞地（河南省开封市陈留镇一带），延续杞国国祚，主管对夏朝君主的祭祀。

西周初年，《周书.王会》记载周成王举行诸侯盛会时，在堂下左侧有“夏公立焉”，显然朝拜周成王的“夏公”就是杞国的君主。

陕南安康出土西周《史密簋》铭文载“杞夷”纠合东夷大肆攻伐齐国，周王命师俗、史密“卢、虎会”，率联军奔赴东方平息了叛乱。

杞国在周朝时，虽受封最高爵位公爵，却只是一个小国，《史记.陈杞世家》:“杞东楼公者，夏后禹之后苗裔也。殷时或封或绝。周武克殷纣，求禹之后，得东楼公，封之于杞，以奉夏后氏祀。甚微，不足数也。”由于杞国弱小，在强敌环伺之下，只能不停地迁徙。西周晚期，杞国东迁到山东境内，《左传·隐公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娄（今山东寿光一带）。”

春秋晚期，孔子为了考证夏朝之礼，特意拜访了杞国，但因时间久远，又不停地迁徙，导致杞国文献大多散失，《礼记.礼运》:“孔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证明）也，吾得夏时焉。”东汉郑玄注：孔子“得夏四时之书，其存者有《小正》。”即夏代留存的历法典籍。

孔子拜访杞国没多久，在公元前445年，杞国最终被楚惠王灭，杞简公成为杞国末代君主。如果从商初开始计算，杞国延续了大约千余年，留下了一个著名的历史笑话“杞人忧天”。

《史记》:“楚惠王灭杞，其后越王勾践兴。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

黄镇山考古发现盘古夫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