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老山汉墓考古发掘成为当年的热点事件之一。央视的现场直播、各个媒体对考古发掘进展的跟踪报道，使这次考古发掘成为一次公共考古的经典案例。

然而，老山汉墓考古成果揭示的不为人知的历史，也随着公众热度的冷却而受冷落。如今，深藏于老山郊野公园中的老山汉墓仍保持着20年前出土时的模样，显得神秘而低调。它本身的价值，以及在北京城市早期发展史中的角色，还远远没有被公众了解。

老山汉墓出土的漆盒。

2000年老山汉墓发掘现场出土的黄肠题凑墓室顶部全貌。 本报记者 李继辉摄

汉代修建陵墓的工匠将木板编号，以便修建陵墓时组装。

老山汉墓刚出土时的黄肠题凑。

蹊跷的新坟

1999年10月23日，正在辖区巡视的八宝山派出所民警李利文，无意间听到几位大爷、大妈议论：他们常去早锻炼的老山，不知什么时候多了几个新坟。国家早有规定，非墓区不能随便埋骨灰，怎么会有人起新坟呢？李利文觉得蹊跷，于是立即汇报到所里。

副所长王金明在八宝山派出所干了18年，曾听附近的老人们说，石景山一带过去有不少看坟世家和盗墓世家，所里老同志也给他讲过不少盗墓的故事。直觉告诉他，这很可能是一起盗墓案。

提起“盗墓”，人们多半会想到《鬼吹灯》《盗墓笔记》等小说中的情景：深山老林、沙漠戈壁、机关陷阱、鬼影幢幢……盗墓似乎就应该发生在那种人迹罕至的地方，要说距离北京市中心十公里、长安街延长线的边儿上，竟然发生了盗墓案，还真有点匪夷所思。

正因为离奇，有关这起盗墓案侦破的经过，网上流传着许多版本。一位文博大V在自己的网络节目中说：“当民警跟着报案的老太太来到新坟堆时，两个盗墓贼正好从‘坟’里钻出来，被民警抓了个正着，当时他们俩离主墓室只有60厘米。”

这段描述活灵活现，犹如亲见一般，却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侦破一起盗墓案哪有那么容易？事实上，石景山公安分局刑警队和八宝山派出所的民警蹲守了四十多天，才将盗墓贼抓获归案。

据《北京日报》当年的报道，发现线索后，民警们立即在老山附近进行蹲守。他们发现，晚上9点以后，常有几个人在老山主峰南侧的一个山包上挖土，凌晨3点左右又分头下山，行踪诡秘。

分局刑警大队和八宝山派出所一面派民警继续蹲守，一面到石景山区文物局请教专家。石景山区文物局的专家经过实地勘察后认为，这里很可能有一座古墓。

在普通人的想象中，既然发现有人盗墓，赶紧将他们抓获归案就是了！实际上，绝非那么简单。办案需要有证据，几个人在荒山野岭挖坑并不违法，只有当他们真正挖到古墓，才能认定为盗墓。可要是让盗墓贼挖到古墓，文物不就受损了吗？为了拿捏好其中分寸，民警们一刻也不敢大意，他们生生在老山埋伏了一个多月。

经过几天蹲守，民警们发现，这伙人通常晚上8点左右在石景山游乐园西门集合，骑自行车或步行从八角新村上山。8点半到达挖掘现场，将洞口打开通风，半小时后由一人钻进洞内，一人负责观望，两人专门负责运土。他们一般干到凌晨3点“收工”，用木板将洞口盖上，再往上堆土，伪装成坟头。为了掩人耳目，他们还在“坟头”盖上树叶，并小心地将洞口周围的足迹扫干净。

12月9日、10日两天，侦查员李平和民警李利文冒险钻进盗洞取证。据办案民警回忆，盗洞洞口直径只有六七十厘米宽，洞深六七米，俩人刺溜就进去了。在洞里，李利文和李平发现了黑色的木炭和青白色的黏土——当时他们还不知道这就是汉墓中特有的青膏泥。

两位民警拿着从盗洞里取得的证据，到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以下简称“文研所”）鉴定。副所长王武钰一看木炭和青膏泥，立即判断被盗的是一座汉墓，而且还是一座高等级的大墓。

青膏泥，也称白膏泥，就是烧制瓷器用的高岭土，它黏性大、渗水性小，是汉墓特有的防腐剂。木炭则起到防潮吸水的功能。上世纪70年代大葆台汉墓出土时，也发现了大量的青膏泥和木炭。

第二天清早，王武钰和同事在两名民警的带领下来到老山。“那时候老山上全都是植物，盗墓贼夜里来怕找不着地方，就隔几步在小树上系个红布条指路。”民警和王武钰等人就是跟着红布条找到盗洞洞口的。

找到盗洞之后，王武钰与同事程利先后下了洞：“洞口不大，踩着两边的脚窝就能下去。”在洞底王武钰二人发现一小截裸露在外的小木桩，周围还散落着木炭和青膏泥。当时，他心里已经有数，那一小截木桩很可能就是汉代大墓中独有的“黄肠题凑”。

“黄肠题凑”一词最早出现是在《汉书·霍光传》中，霍光死后，皇帝赐给他“梓宫、便房、黄肠题凑各一具”。三国时魏人苏林曾对黄肠题凑进行注释：“以柏木黄心致累棺外，故曰黄肠；木头皆内向，故曰题凑。”不过，直到1974年大葆台汉墓出土，人们才第一次见到黄肠题凑的实物。

从洞里出来后，考古人员又在小山丘的周围进行了勘察，并在周围的树坑里发现好几处夯土层。

盗墓贼已经快挖到墓室了，再不采取行动文物就要受损，石景山公安分局决定当天夜里收网。可令人诧异的是12月11日至21日40多名干警一连蹲守了11天，犯罪嫌疑人竟然没有露面。难道是他们察觉到了什么蛛丝马迹，跑了？一直主办这个案子的李平心里别提多懊糟了。

12月22日晚上，这伙盗墓贼终于又出现了。23日凌晨3点10分，正在作案的三名犯罪嫌疑人被当场抓获。在他们的供述下，其他几名同案犯也陆续落网。这起震惊全国的盗墓案终于圆满侦破。

据说，当公安干警审讯几名盗墓贼为什么会人间蒸发了十天？盗墓贼们的回答让大家哭笑不得，原来1999年12月20日正好赶上澳门回归，盗墓贼们怕赶上“严打”，没敢去挖。

2000多年前的木建筑

驱车沿长安街延长线向西，经过八宝山向北一拐，不一会儿就到了老山郊野公园，老山汉墓便在公园内，只是不对外开放。

虽然已经退休多年，但重回老山汉墓发掘现场，王武钰仍感到十分亲切，他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太熟悉了。由于盗墓贼已经挖到墓葬的核心部分，遇到雨季古墓很可能透水，因此北京市文物局决定对老山汉墓进行抢救性发掘，王武钰被任命为考古发掘现场总指挥，在这里整整工作了一年。

老山汉墓依山而建，封土有七八米高。王武钰告诉记者，古人是一层一层堆筑封土的，每一层土都经过夯筑，为了加固和保护封土，营建者在封土四周填入了大量碎石块。

考古人员先将封土堆去除，再请钻探队探出墓坑的范围。王武钰告诉记者，钻探人员使用的探铲就是“洛阳铲”——一根长杆子，头上带着一个“凹”形的探铲。洛阳铲戳下去每次只能带上一点土，钻探人员靠分辨土的颜色进行判断。“生土是未经人为扰动的，土层纯净，层次清晰，夯土是经过人工夯实的，与自然土有很明显的不同。”王武钰解释说。钻探人员根据土的颜色，很快便在地上画出了墓坑的形状——一个方形墓室加一条长长的墓道。

考古发掘是一个慢功夫，需要考古队员用小铲子一点一点挖。王武钰告诉记者，人工夯实的土不管过多少年跟自然土的界限都十分明显，只要用小铲子一扒拉，自然就掉下来了。如今老山汉墓墓道的两壁，仍能看到汉代建墓时留下的镐印。

墓道位于墓室南侧正中，长24米、宽约8米多。按照过去考古发掘的经验，汉墓的墓道里一般都会有车马坑。大葆台汉墓中就出土了三辆马车和十一匹马（一说十三匹马）的残骸。“古人视死如视生，活人有什么，死人墓里也要有什么。活人出行要有车马，所以墓里也要陪葬车马，对于汉墓而言这是‘标配’。”王武钰说。

在清理墓道的时候，他特意叮嘱考古队员们仔细发掘，这里很可能出现车马坑。可是，整条墓道清理完毕，期待中的车马坑并没有出现，是什么原因使这座汉墓“从简”了呢？

车马坑虽然没有找到，但是考古队员却在墓道里发现了两遛“筒瓦”。“半圆形的，两个扣在一起像个竹筒一样，所以叫‘筒瓦’。”王武钰解释道。

古代建筑中常会用到筒瓦，但王武钰还是头一次在墓葬中见到它，而且是两片筒瓦扣在一起像根水管子一样从墓道一路绵延向墓门。它到底是做什么用呢？

容不得考古队员多想，清理工作又有新进展，墓道里出现了许多大石头。这些石头叫“封门石”，是建墓者为了防止盗墓贼进入墓室而堆放的。只要封门石出现，墓门就不远了。

老山汉墓考古发掘是国内第一次公共考古实践，那时候考古发掘现场对媒体的开放程度难以想象。王武钰说：“发掘现场外面都是记者，每天北京电视台的《北京新闻》都播，各路记者随时都问：今天又挖出什么来了？”

那段时间，由于频繁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王武钰去菜市场买菜都会被人认出来。不过，考古实在是太专业的一门学科，记者们仅凭现场采访，连蒙带猜，报道中难免错误百出。发现封门石的第二天，有位记者把封门石，误写成了“大石门”。墓葬中使用石门，从东汉才开始出现，直至明清时期的墓葬都能见到。报道一出，王武钰的电话被打爆了，他的老师、同学和同行们纷纷问，怎么挖出石门来了？王武钰只好一个个跟对方解释。

王武钰苦笑道：“后面闹出的笑话还多着呢。”一次新闻发布会中，王武钰向媒体透露，老山汉墓中发现“便房”。“便房”是汉代墓葬中的专有称谓，十分冷僻，一两句话解释不清楚。记者在写新闻稿时发挥想象，将“便房”理解为厕所。于是，新闻稿变成了“老山汉墓中可能有厕所”，一时间成为笑谈。

封门石挪开后，期待中的“黄肠题凑”出现了。

东汉经学家郑玄在为《礼记》做注释时写道：“题，头也；凑，聚也。”顾名思义“题凑”就是将切割成长条的木头码放在一起，形成一堵木墙。

“黄肠题凑”指的是用柏木条码成的木墙，因为柏木心是黄色的，切割成长条状，就像一根肠子一样，因此被称为“黄肠”。

大葆台汉墓出土的黄肠题凑都是用柏木做的，是名副其实的黄肠题凑，而老山汉墓的“黄肠题凑”只有墓门部分使用了柏木，墓室里使用的则是栗木等杂木，严格来讲只能叫“题凑”。

老山汉墓俯瞰图呈“回”字形，“题凑”墙在墓室中围成两道回廊，即外回廊和内回廊。“外回廊相当于外院，内回廊相当于内院，棺椁就放在内回廊围成的后室中部，是墓室的核心位置。”王武钰说。

为了方便考古发掘，考古队员将内回廊板墙拆除，一圈题凑墙和外回廊外壁板墙按发掘原状保留下来。虽然相隔两千多年，但是被切割成长方形的木条一个挨一个整齐地码放在一起，显得十分坚固，丝毫没有倾颓的迹象。

“中国地面上汉代的木建筑已经没有了，唐代建筑都非常少见，而老山汉墓中却保存着一座完整的汉代木结构建筑。这非常难得，说明汉代木结构建筑已经十分辉煌了，所以我在考古发掘时，尽量不去移动这些题凑，现在它们还像刚发掘的时候一样。”王武钰说。

惊现尸骨

考古队员清理墓门时，发现本应该排列得整整齐齐的木头凌乱了，隐约还有一个被淤泥堵住的小洞口。这会不会是盗洞呢？

考古发掘之前，王武钰曾请考古学大家徐苹芳先生来考察过。徐先生提醒他，有封土堆的大墓一般都被盗过。“考古不是挖宝，我们是做历史研究的，即使被盗过，我们也会严格按照考古流程操作。”王武钰说。

老山汉墓的墓室分前室和后室两部分，前室相当于“客厅”，后室相当于“卧室”，棺椁摆在后室。墓葬刚出土时，这里全让土塞满了，我们要一点一点清理。

在清理前室时，考古队员发现了两张漆案，更令人称奇的是摆在西侧的小漆案上还有一具尸骨。

尸骨面朝下趴在小漆案上，头骨相对完整，一只手反过来背在后背，身上压着两条大木头，尸骨下散落着一个晶莹润泽的玉带钩。

老山汉墓发现尸骨的消息立刻点燃了媒体的热情。各路记者围着王武钰追问：“尸骨是谁？是男是女？”原定2000年8月20日要进行的央视直播，也聚焦到尸骨上。

媒体报道要求短平快，通俗易懂，抓人眼球，但考古是漫长而细致的过程，考古人员不可能在第一时间给出确切的答案。双方诉求的错位，从合作伊始便露出端倪。

担任直播的央视主持人康辉在自传《平均分》中写道，节目组第一次与考古队接触，正好赶上文研所聘请的考古人类学家潘其风前来鉴定尸骨。编导们围着潘先生问个不停：“这具尸骨是男是女？什么年代？会是谁？”

作为一名严谨的考古学家，潘其风无法立即回答这些问题。他一再表示，要等进一步发掘后经实验室DNA研究，才能下结论。可是，直播中连一个抓人眼球的猛料都没有，如何向电视观众交代？禁不住编导的一再请求，潘先生终于同意直播那天接受康辉采访。

康辉回忆，直播当天他问潘先生：“您认为这是什么年代的？男性女性？可能是谁？”

潘先生谨慎地回答：“按照我们考古工作的步骤，现在很难说，要完全清理出来后拿进实验室做鉴定。”

康辉不甘心一再追问：“大家对老山汉墓出土的这具尸骨非常感兴趣，它也很可能对揭开老山汉墓之谜有重要的作用，您能给观众朋友提供几种可能性吗？”

潘先生仍然坚持应该等实验数据出来再下结论，可是经不住主持人的几番追问，他终于还是妥协了：“从目前发现的并不完整的骸骨来初步判断，这个人的年龄大概是在35岁至40岁之间，身高1.61米左右。男性的可能性是有的。这都只是很粗略地看，具体结果只有通过实验室的技术测试才可以下结论。至于尸骨的身份，盗墓者、陪葬者或被盗墓者从棺木里拖到这个地方的墓主人，这些可能性都存在。”

后来，实验结果显示这具尸骨是个女性。康辉从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心中五味杂陈。后来他在公开场合不止一次提到，那一刻，他眼前闪现出潘先生在现场的苦笑。正是在他的一再纠缠下，一名严谨的考古工作者做出了一个不算严谨的判断，而这个判断很可能会让老先生的学术声誉蒙尘。经过这次直播，康辉甚至重新思考了自己对工作的认识：

以前，我以为“我的工作”是最重要的，我应该为了我的工作而想尽一切办法，但我从来没有考虑过“别人的工作”。老山汉墓的这件事提示了我，当“我的工作”需要“别人的工作”来配合时，当“我的工作”与“别人的工作”有冲突时，我首先应该尊重“别人的工作”，尊重别人的规律，尊重别人的原则，而不是为了“我的工作”而无视对方。哪怕“我的工作”因此而并未达到最好的效果，我至少可以问心无愧。一直没有机会对潘先生当面说声“对不起”，今天在这里写下这些，权作致歉。

考古队员用木板把大漆案固定住，用吊车吊出来。

2000年8月20日，康辉在央视直播中采访老山汉墓发掘现场总指挥王武钰。本报记者 李继辉摄

老山汉墓出土的丝织品。图中白色印记是将丝织品固定在棺板上的铜钉留下的。

随着考古发掘的进一步推进，尸骨的身份也渐渐清晰。这具女尸正是墓主人——汉代某位燕王王后。

考古队员分析，老山汉墓落成不久就被盗墓贼“光顾”了，而且还不止一次。盗墓贼不但盗走了墓葬中的随葬品，还将五层大棺椁捣坏，把墓主人的尸身拖到墓室前部，并将她身上的首饰、衣物洗劫一空。

王武钰在遗址现场，为记者指示了两条古代盗洞的位置。这两条盗洞从墓门东南方向斜插着挖过来，巧的是2000多年后的现代盗洞也在这附近。“古今盗墓贼可真是不谋而合，他们选择了这座大墓最薄弱的部位，既躲开了北边山石，也躲开堵在门口的封门石。”王武钰说。

墓道中那两道匪夷所思的筒瓦“水管”的用途，也被王武钰参破了：“这两道管子是盗墓贼的‘救命管’。如果盗墓时发生坍塌，管道可以通气，盗墓贼不至于立刻被闷死，他们在外面的同伙可以赶紧救他们。今天的煤矿里也有类似的管子，既可以通空气，也可以放一些简单的流食。”

王武钰告诉记者，类似的盗墓工具他在全国其他考古发掘报告中从未见过。2000多年前盗墓贼技术之高，令人惊叹。

考古发掘工作结束后，文研所将头骨送到公安部物证中心做容貌复原。公安部物证中心研究认为，这位女性墓主人不是黄种人，而是一个西域胡人。考虑到这座汉墓建于张骞通西域以后，有人大胆地猜测，这位燕王王后是不是通过丝绸之路引进的西域美女呢？这一假设虽然大胆，但是没有得到考古学家的认可。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专家认为她就是一个黄种人。

为了弄清真相，文研所副所长赵福生又联系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希望他们能再做一次颅像复原。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的专家运用体质人类学、DNA和计算机模拟三维人像复原技术研究认为，老山汉墓的女性墓主人，鼻棘较低，鼻梁欠突起，鼻根凹很浅，上面部扁平，属于亚洲蒙古人种的面部特征。她的DNA序列显示，她属于亚洲M谱系，代表了东亚地区现代人群的某种祖先类型的遗传学性状。通俗地说，她就是一个黄种人。

2004年，老山汉墓女性墓主人的三维容貌复原图见诸报端，这位沉睡在地下2000多年的西汉女性终于露出了真颜。

谁说墓里无宝？

20年前，有关老山汉墓的报道铺天盖地，公众的期待值也被吊到最高，但普通人与考古学家的角度不同，大家关心的是挖出什么宝贝了？当人们发现，此墓早已被盗，不免大失所望。直到今天，许多人提到老山汉墓时还会说：“这个墓价值不大，折腾了半天什么也没挖出来！”

作为考古学家王武钰不同意这种说法：“我一直强调，考古不是盗墓。总有人问：你们挖出什么宝贝了？我们认为，这些都是宝贝！首先是这座黄肠题凑的大墓，整体保存下来，人们可以看到2000多年前的木结构建筑；还有墓里出土大漆案和丝织品都是北方地区独一无二的。”

王武钰提到的漆案位于墓室的前室，下葬时有三张——中间一个大的，两边两个小的，原本是摆放贡品用的。盗墓贼潜入墓室后，为了照明烧毁了东侧的小漆案，墓主人的尸骨则被扔在西侧的小漆案上。

漆器因制作工序复杂、花费工时极多、价格昂贵，在《盐铁论》中有“一杯椿用百人之力，一屏风就万人之功”的说法，漆器一直是身份、地位的象征。

俗话讲：干千年，湿万年，不干不湿只半年。漆器或出土于极其干燥的新疆沙漠地区，或出土于南方的墓葬中——马王堆中出土的漆器一直都在水里泡着，就怕北方这种半年干、半年湿的气候，很快就腐烂了。王武钰说，以前北京附近中也出土过漆器，有时候就是一个印儿，风一吹就没了。北方能出土这么大的漆案，这是独一份。

为了将这两张漆案完整地取出来，考古队员们也是煞费苦心。王武钰专门请来社科院考古所的专家白荣金，他是国内提取文物的专家。

漆案出土时，漆皮虽然看上去很完好，但木头已经腐朽了，根本拿不起来。白荣金指导考古队员把小竹片插到漆案底下，再用两块木板将漆案上下一夹，用吊车吊起来移到室内慢慢清理。

后来，两张漆案被送到最擅于处理漆器的荆州博物馆进行修复。“他们用一种胶质物将漆案中的水分子置换出来，这样漆案就成为一个整体了。”王武钰解释说。现在，修复完成的两张漆案，珍藏在首都博物馆里。

老山汉墓出土的另一件宝贝是罩在中棺外面的丝织品。其实，老山汉墓在发现时，黄肠题凑的顶盖早就塌了，顶盖重重地砸在墓室中，五层大棺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