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历史上有过多次著名的大集结，各个教派对于其次数有着不同的看法，有的说是六次大集结，也有的说是五次大集结，还有的说是四次大集结等等。在集结的内容上，佛教内部也存在相当大的争议，比如阿育王时期由目犍连子帝须长老主持的“华氏城集结”，有人认为集结出了最早的文字经典，也有人不这样认为并且给出了自己的理由。但佛教历史上的两次大集结是被公认的，它们便是佛入灭一个月后的“七叶窟集结”和佛灭一百年后的“毗舍离城集结”，这也是佛教历史上最重要的两次大集结。

关于这两次集结的内容，相信阅读过笔者文章或者是有佛教基础的读者，大致都能够说出来。第一次的“七叶窟集结”，是佛教僧团对佛陀言教的首次大汇总，这次集结由佛陀任命的“付法藏者”摩诃迦叶长老主持，阿阇世王作为集结的支持者与护法者，地点在摩揭陀国王舍城的“七叶窟内”。摩诃迦叶长老在众多的僧人中挑选了五百位证果的阿罗汉，由“多闻第一”的阿难尊者诵出经藏，“持戒第一”的优婆离尊者诵出律藏，而后经由五百大比丘依次审定，最终合诵进行汇总，这便是“五百集结”的大致情况了。

而“毗舍离集结”是佛教的第二次集结，又被称之为“七百集结”，这次集结之后造成了佛教的大分裂，时间在佛灭度后一百年前后。这次集结的起因是这样的，上座部的长老耶舍发现东天竺地区跋耆族的比丘违反戒律，具体表现为“十事”，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在“持金钱”。于是，上座部的长老和大众部的弟子之间，派代表在毗舍离城进行辩论，一共有七百比丘参加了这次大辩论，最终的结果是上座部的长老判定“十事非法”。这一结果导致了佛教的大分裂，大众部的比丘不服这项判决，从此以后形成了大众部与上座部分庭抗礼，因此这次分裂被称为“根本分裂”。

从表面上来看，第一次大集结与第二次之间并没有太大的联系，但仔细研读佛教史传就会发现，佛教内部的矛盾一直都是存在的，这在佛陀住世期间就已经很明显了。第二次集结引发的佛教“根本分裂”，只不过是佛教内部矛盾的一次大爆发，而作为佛入灭后僧团的实际执掌者阿难与迦叶，也没有处理好这一遗留下的大矛盾。在第一次集结时，阿难与迦叶之间因为“小小戒”的问题爆发了矛盾，虽然迦叶长老最终胜过了阿难，但他并未从根本上解决这一困惑僧团许久的矛盾点，那便是佛教僧团对于戒律的不同理解问题。

佛经的第一次大集结发生在佛陀涅槃后，荼毗八分舍利供养之后的摩诃迦叶大长老，感到僧团内部对于佛陀的言教出现了不同的解释，甚至有僧众出现了戒律松懈的情况，他便开始着手佛经的第一次大集结。据南传上座部的经典记载，当时的情况是，摩诃迦叶长老在主持荼毗仪式之后，听到一位僧人说：“佛灭以后，我们便无拘无束了！”这使得摩诃迦叶心里非常着急，于是在阿阇世王的供养下，摩诃迦叶率领五百僧众到王舍城毗婆罗山侧的七叶窟中，进行了佛教经藏的首次大集结。

当时请求参与集结的僧众有很多，佛经上的记载数字是“九万九千九百六十人”，当然，这很大概率上是一个虚数性质的描述。但摩诃迦叶长老挑选了其中证果的五百僧团核心人员，进入窟内进行了佛经的集结，这中间又有一场千年以来难以诉清的公案——阿难尊者一开始也被排除在外。关于阿难尊者一开始不被迦叶长老接受的原因，流传最广的说法是阿难在此时没有证得果位，不符合进入窟内集结的条件，因此被排除在了集结僧团之外。因此阿难尊者十分羞愧，发奋精进以致于一夜之间证得阿罗汉果位，于是最终得以进入窟内进行集结。

是时，大迦叶与千人俱，到王舍城耆阇崛山中，告语阿阇世王：“给我等食，日日送来，今我等结集经藏，不得他行。”是中夏安居三月，初十五日说戒时，集和合僧。大迦叶入禅定，以天眼观今是众中，谁有烦恼未尽应逐出者。唯有阿难一人不尽，余九百九十九人诸漏已尽。

这样的说法确实是我们最常听到的，也是最容易被人们接受的，但在逻辑上很难成立，只不过它的文学性和戏剧性实在是太强了，以致于不断地被人们演绎。真实的情况是要复杂很多的，阿难尊者与摩诃迦叶尊者实际上代表的是僧团中的两类群体，即摩诃迦叶长老代表的是保守势力，而阿难尊者代表的是非保守势力。阿难与迦叶之间的矛盾实际上在当时就已经扩大了，并且深刻地影响了佛教僧伽整整百年的发展历程，笔者在本文中将站在大历史观的角度为大家梳理出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什么是阿难与迦叶之间的矛盾的扩大？我们要从与五百罗汉在七叶窟内同时进行的一次集结说起——窟外集结。

佛住世弘法四十五年（一说四十九年），其足迹遍布于恒河流域中下游，尤其是以摩揭陀国和拘萨罗国作为其弘法的两大根据地。那么，在两千多年前的古印度地区（与今天的印度概念不重合，如果还无法理解的读者请自行查阅资料），没有严谨的书写记录的习惯，佛陀的言教依靠的是僧众们的口口相传。加上当时的信息流通极度闭塞，不同地区的不同弟子对于佛陀的言教有着不同的记忆，这也是在佛陀灭度之后，僧团内部迅速分裂的主要原因。而在由迦叶尊者主持“七叶窟集结”时，教团的领导权一直被以迦叶为首的“保守派”僧众把持着，由此大量的僧团弟子被排除在了集结的队伍之外。

“窟外集结”本质上是对“保守派”把持教权的极大反抗，而迦叶尊者与阿难尊者之间的矛盾点也爆发了出来，但不如“窟外集结”那般明显和强烈。那么，迦叶尊者和阿难尊者爆发矛盾的直接原因在哪里呢？答案是“小小戒可舍”。

什么是“小小戒”呢？关于它的来历是这样的，迦叶和阿难尊者在七叶窟内集结时，由优波离尊者诵出律藏，阿难尊者诵出经藏，阿难尊者在会上提出了“小小戒可舍”是佛遗言的意见。但是，面对迦叶尊者的发问——“什么是小小戒”，阿难尊者一时语塞没能做出回答，于是摩诃迦叶大长老便裁定为“若佛所不制，不应妄制，若已制，不得有违”，然后便宣布结束了此次实际上没能完成的辩论。负责诵出律藏的优波离（或作“优婆离”）尊者，在当时选择站在了摩诃迦叶长老一边，这实际上也起到了相当大的裁定作用。

在这里笔者要强调一点的是，关于这件事情的记载很多也很散乱，而且由于一些内容分散在律藏中，本文不方便摘录出“出家戒”文本中的原文。但是，为了论证的严谨性，在论据方面笔者还是会列出相应的文本（在家可看），以起到增强可信度的作用。《巴利律藏》、《摩诃僧祇律》和《五分律》等上座部的律藏经典中，关于小小戒问题的记述基本上是一致的，即阿难尊者当众宣布了佛陀的遗言：“阿难！自今日始。听诸比丘舍小小戒。”

但是，这些经典中都没有提及到“小小戒”具体的指向，这也证实了上文中的说法，即阿难面对摩诃迦叶长老的诘问无法回答，此次辩论实际上是不了了之的。但摩诃迦叶长老就此事，提出了三条根本性的限制，对佛教后来的影响是相当大的。

在南传上座部的很多经典中，我们都能明显地看到这种分歧，即关于佛教戒律的解释角度不同，随后所造成的不断的分裂。当然，佛教的分裂在后期并不是以戒律为主，但早期的佛教分裂都是围绕戒律产生的，尤其是第二次集结佛经时所造成上座部和大众部的分裂，这也被称之为“根本分裂”。摩诃迦叶长老与阿难尊者之间所爆发的矛盾，或者说是关于戒律的分歧，在很大的程度上为100年以后的“部派分裂”埋下了祸根。当然，这不是两位尊者所能决定的，这与佛教内部的僧团以及古印度文明有很大的关系，或者说是最根本的关系。

我们暂且以“七叶窟集结”为根本点，梳理一下佛教前后发生的两次大事件，在前的是提婆达多的反佛事件，在后的就是上座部与大众部的“根本分裂”。提婆达多反佛事件，是佛陀晚年遇到的重大挫折，险些使得佛教陷入了覆灭的境地，提婆达多带领僧团出走，公然选择与佛陀分庭抗礼，在阿阇世王的护持下与佛陀所主持的僧团对立。提婆达多所造成的影响是相当巨大的，唐朝的玄奘三藏在抵达天竺那烂陀寺之后，发现不少的地区依旧有“提婆达多教派”的存在，这被他记录在回国后口授由弟子辩机笔录的《大唐西域记》中。

提婆达多教派的特点相当容易辨识，即坚决的苦行一派，具体的表现在五个方面：第一，必去只能居住在荒郊野外，不能进入城市；第二，比丘只能穿破烂的衣服，不能够穿完整的好衣服；第三，比丘只能托钵乞食，不能够到俗家聚餐或者是自己烹煮食物；第四，比丘只能露宿，不能居住在房屋之内（或作，不能居住在好房子内，只能住在破烂的房子内）；第五，比丘终身不能吃荤腥，只能茹素（甚至是牛奶、盐巴也不能食用）。

除去提婆达多持有“顺世论”的个人观念外（顺世论，即否定来世只认今生），他与佛陀教团更直接的冲突在于戒律，而且是相当激烈的冲突，是旗鼓相当的对立。事实上，提婆达多所持的观点，佛陀在成道之前也实践过，甚至比他还要极端。但佛陀在后来发现，这样的方式是行不通的，于是便放弃了这种极端的苦行的方式，接受牧羊女的供养之后便在菩提树下成道了。

佛教作为古印度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智慧果实，它不可避免地沾染上那片土地的色彩，尤其是佛陀住世期间的佛教。在佛陀成为公认的大圣人之前，古印度一直以来都有着苦行的传统，其中最极端的便是“裸行外道”，这实际上是古印度沙门思潮影响下的文明形态。直到今天，我们仍旧能够在南亚的土地上，见到形形色色的“苦行僧”，他们未必是佛教徒，但他们都是不折不扣的苦行派。而且古印度的苦行方式非常奇特，他们认为“火”代表着光明，而只有干燥的物体能够着火，于是他们便觉得不吃不喝消耗人体的水分，能够使得自己迅速接近智慧。所以，南亚地区的“断食理念”与中国还是很不同的，我国的断食比如“辟谷”，是站在另一个角度阐发而来的。

更为重要的一点是，佛教本身就是古印度“沙门思潮”中的一支，而且吸收了大量的外道沙门。“沙门思潮”是古印度文明的一次大叛逆，它是为了反对婆罗门教而出现的，最早“外道”这个词也包含了佛教。佛教典籍中的“六师外道”，只是“沙门思潮”中的冰山一角，这实际上类似于同时期中国出现的“百家争鸣”。“苦行”是古印度修行者由来已久的传统，它并不专属与佛教或者是耆那教等个别教派，而是“沙门思潮”中的主流意识。说一句不恭敬的话，佛陀在早年实际上是“背叛者”，他放弃苦行的行为在当时震惊了很多人。

最著名的“五比丘”的例子，就足以说明这个问题了，乔达摩·悉达多太子在出家之后，他的父王挑选了五位王族去侍奉他，分别是阿若峤陈如、马胜、跋提、十力迦叶、摩诃男拘利。（见《佛本行经》、《佛所行赞》、《无量寿经》、《四分律》等经典）传说佛陀在鸡足山违反苦行规定，于尼连禅河中沐浴，五比丘在林中看见后便相约发誓：“我们不再理睬他，他也不再是我们的主人！”

尤其是在佛陀接受牧羊女的供养后，五比丘更是选择了与佛决裂：“他与不该接触的女人有了交往，还吃了不洁净的食物，乔达摩已经不是修行人了！”而其他的沙门更是指责他，由此可见，在当时的鸡足山甚至是西天竺地区，“苦行”的思想是多么深入人心。

佛在菩提树下成正觉后，找到了五比丘并为他们演说正法，最终被“四圣谛”和“十二因缘”的妙法折服，正式出家成为了比丘，这也是佛教历史上最早的僧团。在这里插一句题外话，我们往往误认为十大弟子是最早跟随佛教的，但实际上佛教僧团的最终组成人员是五比丘。因此，在面对提婆达多的煽动和分裂时，五比丘是最早站出来反对的，但他们的力量比较过于微弱。佛陀晚年在面对僧众时，也只能无奈地说道：“提婆达多的建议，大家可以自愿选择，但不作为比丘的义务。”

但是，不是所有的比丘都像“五比丘”那般老成，大量的比丘选择跟随提婆达多，走到了佛陀成道之前的老路上。因此，我们虽然会说“提婆达多派”，但佛经中从来都不承认这是佛教的派别，这是有着根本区别的。

佛灭度之后，持有保守思想的苦行派摩诃迦叶成为了“付法藏者”，他在阿阇世王的支持下举行了佛教经藏的集结。但很多人没有注意到的一点是，“七叶窟集结”的地区是位于西天竺的鸡足山，这里是“苦行风气”最盛的地区，其中也包括了佛陀成道的菩提伽耶。这实际上是“窟内集结”和“窟外集结”产生的重要原因，佛陀早年活动的区域是古印度的“农业地区”，旧沙门所奉行的苦行是能够行得通的，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便是鸡足山附近。而佛陀晚年弘法的地区是古印度的“商业地区”，手工业的高度发展催生了繁荣的商业，但这对于苦行者来说并不是什么好事。

我们将视线拉到佛陀入灭后的100年，西印度地区的长老耶舍来到了位于东印度的毗舍离城，发现了这里的比丘竟然公然地向施主要钱，他对此感到非常不可思议。于是，长老耶舍便联合西印度的长老们，对“十事非法”的问题进行了裁决，这引发了佛教历史上的第二次大集结，也就是著名的“毗舍离集结”。此次集结的核心点，其实就在于“持金钱”的问题上，上座部的长老们断定此时为非法，而大众部的比丘们认为这是合法的，由此造成了大众部与上座部的根本分裂。

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大众部与上座部的情形与提婆达多时期不同，无论是大众部还是上座部，它们都属于佛教的部派。其中的原因在于，提婆达多是公然的对立与分裂，而“毗舍离集结”回归了理性的剥离。虽然上座部断定大众部为“非法”，但也仅仅是在“持金钱”等十条戒律上有所分歧，而没有否定整个大众部的合法性。究其根本原因，与当时古印度地区的工商业高度发展有很大的关系，尤其是在毗舍离这座“国际大都市”，很多手工业者并没有从事农业活动，他们日常的饮食已经摆脱了“自给自足”的范畴。换一句话说，这些商人自己都不做饭，又怎么能够施舍比丘食物呢？但这一时期的佛教已经非常兴盛，信奉佛教的商人们，通过施舍金钱这样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虔诚。

而上座部的比丘则不同，一来是他们不必亲自去乞食，因为他们都是有名望的长老，有专门的居士负责起居。二来，他们所处的地区是传统的保守思想地区，加上商业文明并没有新兴的毗舍离城那么繁荣，而苦行的传统思维也使得他们不能够接受“持金钱”这样的事情。这就是长老耶舍在毗舍离城见到比丘要钱之后，如此惊慌失措以致于引发了佛经大集结的原因所在。

但是，这次集结对于佛教来说是好事，大众部与上座部的分裂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达到了一种最优解下的“双赢”。

为什么要这样讲？我们回顾一下提婆达多反佛以及“窟内”、“窟外”集结就会发现，佛教僧团在面对矛盾分歧时，已经越来越理性化了。比如，五比丘在发现佛背弃了苦行之后，马上就离开了他，这实际上主观的意愿更多。而提婆达多事件导致的僧众出走，实际上也是如此，僧团内部出现了“不是对就是错”的二元对立，这实际上是相当低级的思维方式。但到 了毗舍离城集结的时候，上座部和大众部虽然分裂了，但他们彼此之间都相互承认是佛陀遗教，只不过是对于某些戒律以及教义的阐发不同而已。

而七叶窟内的集结，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是由保守派的摩诃迦叶长老“一手裁定”的（佛经集结很严谨，这里只是方便说，不要引发争论）。首先，能够进入窟内集结的人员是摩诃迦叶长老筛选的，条件是证得四果的阿罗汉。其次，七叶窟内集结的主持者是摩诃迦叶，因为他是佛的“付法藏者”。最后，他与阿难尊者关于“小小戒”的争论，实际上并未占到上风，但他影响了最终的结果。这既与摩诃迦叶长老个人有关，也与得以进入窟内集结的阿罗汉有关，或者说，与佛教僧众之间的互相交流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大众部的僧众从四面八方抵达鸡足山之后，却被告知没有资格进入窟内集结，这种失落感与伤痛感是难以言表的。大众部的僧众在窟外也进行了集结，并且首次呈现出了“经律论”三藏的结果，而窟内的集结没有“论藏”（后期的经典中，认为“窟内集结”有部分的“阿毗达磨”出现，但主流的说法是没有）。摩诃迦叶尊者个人长期远离僧团修苦行，他虽然在僧团中的声望很高，但他与佛的日常接触并不如阿难尊者那么密切。而且，摩诃迦叶尊者在出家为比丘之前，是王舍城外郊区的婆罗门家族，他并不是一开始就信奉佛教的。

而阿难尊者是佛陀的堂弟，他出家的时候佛陀的名声已经很大了，而且此时的佛陀也已经步入了晚年。从出家的时间来看，摩诃迦叶是佛成道后第三年出家的，而阿难尊者出家的时间相当晚，更为重要的是，阿难是佛陀的内侍弟子，与摩诃迦叶远离僧团修苦行是不同的。为什么要提到这一点呢？原因就在于佛陀在不同阶段的弘法是不一样的（在俗谛看，真谛为一），佛陀早期弘法的地区不仅是保守的农业地区，而且以“四谛”、“十二因缘”的小乘教法为主，但后期逐渐弘扬大乘教法以及晚期的密教教法。由此，阿难尊者在出家之后，接受的实际上是更为开放的商业地区弘法的僧众，并且与这些僧众来往密切。

在佛教历史上有一件相当重大的事情，那便是“佛度女人出家”，而这件事情的发起者便是阿难尊者。阿难尊者与摩诃迦叶长老所代表的僧团不同势力，实际上也不是对立的存在，只不过是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下受到的影响不同。但是，摩诃迦叶与阿难尊者之间的矛盾并未得到解决，或者说，摩诃迦叶长老略胜一筹。以“小小戒”为代表的二人矛盾的显现，最终以摩诃迦叶长老的胜出而结束，这也为100年以后的“根本分裂”埋下了祸根。但是，佛教僧团内部经过长达百年的交流，已经逐渐能够明白佛陀在不同地区的说法不同，并不存在“是非二元对立”的情况。

因此，在毗舍离城的集结实际上是佛教的一次伟大进步，这次分裂的结果使得上座部与大众部实现了双赢。

我们试想一下，在2000多年前的古印度，不同地区听闻佛法的僧众都坚信自己的是正法，但彼此之间并不能进行很好的交流，溪流与高山阻隔了他们。但随着时间的不断流逝，不同地区的僧众在长期的流动中，逐渐发现了其中的奥妙，简单的“二元对立”只会使得佛教走向覆灭，而诉诸理性的割离才是最好的解决方式。因此，从“七叶窟集结”到“毗舍离集结”，是佛教历程中的一次伟大跨越，虽然阿难与迦叶之间的矛盾仍旧没能得到解决，但这并不影响佛教在世间流传。

因此，以后有人再问“北传南传”、“显教密教”、“丛林头陀”的真伪以及优劣甚至是正邪的问题，各位或许能以本文的观点驳斥之。谨以此文，简单地为各位读者还原历史上佛教分裂的缘由以及背景，水平实在是有限，还望各位指正！南无阿弥陀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