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以弓马骑射打天下这是一个巨大的误会。当然不管是蒙古人还是女真人，擅长骑射是肯定的，但骑射只是他们骚扰敌人的手段，是相对次要的战术，想要克敌制胜仅仅靠骑射很不现实，事实上蒙古人是用重骑兵冲锋来决胜的。而具体到本文所要讲到的八旗军，在作战中有三大克敌制胜的法宝，就是重骑兵冲击、重步兵搏杀、精熟的火器运用。

当然八旗以弓马骑射得天下概念的传播在历史上确实发生过，就比如说在《啸亭杂录不忘本》中乾隆提到周家以稼穑开基，我国家以弧矢定天下，又何可一日废武？附图。

在乾隆时期编定的《满洲源流考》中又再次安利了一波骑射定天下这个概念，无限夸大骑射的作用。附图。

我国士卒，初有几何？因娴于骑射，所以野战则克，攻城则取，天下人称我兵曰：立则不动摇，进则不回顾。威名震慑，莫与争锋。

由于乾隆时期的大力强调，所以清以骑射定天下的这个概念真是深入人心，导致了不少人的误会。其实在乾隆时期之所以一再强调骑射更多的是针对八旗子弟当时颓废沉沦，渐渐失去了尚武精神，他希望八旗子弟通过多练骑射，多习武事，来体会祖先创业不易，忆苦思甜，不要忘本（事实上乾隆时期的大小战役对火器的依赖程度也相当高，如平定大小金川战役，清缅战争），其实最后一句又何可一日废武就已经道出了强调骑射的目的。

但是，宣传归宣传，要真的以为八旗是靠骑射打天下的那就是大错特错，努尔哈赤和皇太极表示一万分的不同意，实际上从史料上来看，后金（清）在与明朝、农民起义军作战过程中都大规模的使用火器，在一定程度上得了火器依赖症，这在攻坚战中表现尤其明显。

诚然，在后金（清）的努尔哈赤执政前期，后金确实只能制造刀、矛、弓、矢，不会使用或者制造火器，但是通过对明的萨尔浒战役、攻占辽阳、沈阳之役缴获了大量的火器，而这批火器迅速被当时的后金熟练运用，投入对明战争。

《熊廷弼集辽左大势已去疏》：坚甲、利刃、长枪、火器丧失俱尽。 《徐光启集略陈台铳事宜并申愚见疏》：辽左再败之后，贼则昔无今有，有而且多；我则昔多今少，少而且劣。

后金军通过这两次战役认识到了火器的威力，不仅在火铳数量上超过了明朝，而且在火铳的使用的熟练程度上也超过了明军。

在《略陈台铳事宜并申愚见疏》中，徐光启还举例在辽阳城下发生的一场战役，配备火铳的八旗军先放虚铳两次，引诱川军团来攻击，等到川军团逼近至二三十步，真铳齐放，川军团1000多人冲上去，就7个人幸免。

也许是又一次尝到了火器的甜头，后金军干脆连野战都带上了火铳，将其布置在最前方，待明军靠近发射，大量杀伤明军，所谓的骑射在后金军作战中早已退居其次。

《徐光启集略陈台铳事宜并申愚见疏》：贼今野战亦不用弓矢远射，骑兵冲突，必置大小火器于前行，抬营而来，度不中不发，如辽阳之法用之。

在攻城的时候，必先置大铳于数十百步外，专打城堵，城堵既坏，人难佇立，诸技莫展，然后以攻具乘之。

更可怕的是，后金军火器用的这么熟了，还天天探头探脑的去学习最新的火器使用方法，徐光启在奏疏中特别强调火器使用技巧必须严格保密，否则又被后金军学习使用，自己的优势就被抵消掉了。所谓或机事不密，贼亦窃用其法，自此之后，更无他术可以御贼、可以胜贼矣。

而明军使用火铳就远远不及八旗军精熟，在这个时候的火铳有两大特点：一是操作复杂。根据戚继光所编的《纪效新书十四卷本》所言，放铳有足足十三个步骤。第二、由于杀伤精度不高，杀伤力不是很大，火铳要在距离敌人尽量近的地方施放，才能对敌人进行有效的杀伤。这就需要操作火铳的射手不仅平时要进行良好的训练，熟练使用火铳，更要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说白了就是要胆子大。按照《练兵实纪》的说法，如果火铳手心理素质不好，有恐惧心理那是相当误事的，平日里操作再熟，一上战阵手忙脚乱，对敌人造成不了任何杀伤。

《练兵实纪储练通论下》：奈每见贼时，死生呼吸所系，面黄口干，手忙脚乱，平日所学射法、打法尽都忘了，只有互相乱打。

所以，就是因为心理素质不高，导致明军士兵往往贼在数百步外，即已打发。

面对女真军，明朝使用火铳的士兵出现了与戚继光所说的情况。正如徐光启所言，明军刚刚看见敌尘就已经胡乱开火，无一杀伤，火铳装药又慢，敌军冲近，明军便抛弃火器而逃，这样使用火铳形同烧火棍。

《徐光启集略陈台铳事宜并申愚见疏》：若我兵初见敌尘，便已发铳，无一中者；敌近即委而去之。

何况明军平时训练也不精，以熊廷弼言辽东士兵间有打鸟铳者，据地按膝，手战战然，半晌不得入铅药。及其发也，又东的西向，而不一中。平时不练，战时心理素质差。所以，同样的火器在后金军手中和在明军手中的使用效果完全不一样。

除此之外，史书上还有后金军大量使用火器的记录，在辽沈战役中，李永芳让被俘获的明朝炮手，给以重金，攻击川军。

《明史纪事本末熊王功罪》：李永芳得中国炮手，亲释其缚，人赏千金，即用以攻川兵，无不立碎者。

在崇祯二年，清军进占遵化等地，在大安口遭到明军围攻，范文程命令以火炮攻击明军得以解围。

《清史列传范文程传》：会我师在大安为敌所围，文程以火器进攻，围解。

努尔哈赤死后，皇太极继位，鉴于宁、锦之战中两次失败，让皇太极认识到了火器的重要性，着手建立炮兵部队，在天聪五年，后金第一门红衣大炮铸成，起名天祐助威大将军。在此炮铸成之后，又相继制造了40门。

《清史稿佟养性列传》：世岁，初铸炮，使养性为监。炮成，铭其上曰：天祐助威大将军。凡四十具。

在大凌河战役中，皇太极命令佟养性率兵五百携带红衣大炮六门，将军炮五十四门，对大凌河城外的最大台堡鱼子嶂台进行轰击，炸坏台垛，被后金军攻入。在这场战役后，皇太极表示以后行军攻坚，一定要携带红衣大炮。

天聪七年，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归降清朝，其中就有西洋所铸的红衣大炮，这引起了清廷的高度重视，皇太极下谕要孔有德展示训练士兵的操炮技术。

《清史列传孔有德传》：又传谕曰：卿所携红衣大炮，已运至通远堡矣，即付卿，令军士时时演习。

在松锦会战中，史料反应出由于清军大量使用火器，导致前线弹药吃紧，让朝鲜国也要提供火药、铅子等物资。

《沈阳状启》：锦州卫本国军兵火药、铅丸，只人各百柄所放持去，而连用四日，已费其半，急急优数入送事，启知国王，一边移文于平安监兵使处，以安州所在罔昼夜入送云。

清军入关后，更加重视红衣大炮的攻坚能力，正如皇太极所说，行军一定会携带红衣大炮。

就如在与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打的潼关战役中，清军一方红衣大炮不到就不发动进攻。红衣大炮一到，则发大炮遥击之。

清军攻打延安之时，红衣大炮又再次施展了威力。

《怀陵流寇始终录》：英王从山西攻延安，红夸铁铳，子大如斗，贼惊惧，守二十日食尽，李过挟精骑数百奔榆林。

在攻打南明弘光政权的时候，清军的红衣大炮又摧毁了刘泽清的战船，我兵以炮遥毁其战舰。

所以，清朝之所以能统一全国，火器的运用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而不是什么骑射。

参考文献：《啸亭杂录》、《满洲源流考》、《清史列传》、《清史稿》、萧一山《清代通史》、《明史纪事本末》、《徐光启集》、《熊廷弼集》、《纪效新书》十四卷本、《练兵实纪》、《沈阳状启》、《圣武记》、《怀陵流寇始终录》、《中国火器通史》

清朝也用火器。

清朝虽然强调国语骑射的重要性，但这是有特殊的政治用意的，不能当成战争纪实。没有人会放着威力大的武器不用的。

清朝在入关以前，就已经设有火器手。例如，上面这张《满洲实录》所绘制的《太祖率兵攻宁远》图，就非常清晰地画出：努尔哈赤兵临城下，后金军队以战车为先导，车上设有铳眼，鸟铳手举枪射击的场景。

宁远之战，努尔哈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但即便是这场战争，也浮现出火器的身影。

皇太极时期，火器营的建设日趋系统化、完善化。例如，天聪三年（1629）十二月，皇太极率领贝勒代善、莽古尔泰、阿巴泰、阿济格、多尔衮、多铎、杜度等人，前往蓟州巡视，随行的就有火器营兵五百名。

孔有德等藩王渡海来降后，后金的火器实力更是大幅度提升，并且多次依靠火器取得对明朝的军事胜利。

总而言之，清朝是靠着火器打天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