颍川派—刘俊民/文

颍川派（yingchuanpai)

1925年春节前后，位于河南腹地的禹县发生了一场震撼全国、骇人听闻的“屠城惨案”。数千人死于非命，满城财货，几被掳掠一空。

屠城惨案的凶手，是民国军阀胡景翼领导的国民二军驻禹部队。

90多年过去了，这一事件在时光的长河中，不时浮出水面。但是，由于事件起因复杂，又时隔久远，相关资料各说各话，莫衷一是。

仅从名称而言，这一惨案又被称为“甲子除夕战”“禹县民变”“禹县兵乱”“打陕军”……

不同的名称，代表着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解读。

历史的意义，在于鉴往知来。历史研究的目的，在于析疑存真。

这一惨案已经过去将近百年，应该认真地加以审视，以真相告慰当年的死难者。

禹县南城门

诱因：驻军欺凌激发民变

追溯这一事件的起因，需要从冯玉祥发动的北京政变说起。

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在胡景翼等人协助下，临阵倒戈进占北京，解除内阁总理吴佩孚的职务并监禁总统曹锟，宣布成立“国民军”。此后，他授意摄政内阁通过《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废除帝号，驱逐溥仪出宫。

吴佩孚退守河南，意欲依靠在豫直系力量，东山再起。新任内阁总理段祺瑞力促国民二军胡景翼进军河南，并任命为河南督军。同时面电令陕西督军刘镇华入豫，刘镇华统领着十万“镇嵩军”，所部憨玉琨攻占洛阳，被任为豫陕甘剿匪副司令。

为了争夺河南控制权，憨玉琨与胡景翼部队最终进行了一场决战：史称胡憨之战。

禹县，当时处在憨玉琨势力与胡景翼势力的交错地带，驻军是国民二军的王祥生团。该团原属曹世英旅。直奉大战时，曹世英被张作霖俘获，所部除王祥生团外，基本覆灭。

距禹县不远的郏县，则驻扎着憨玉琨的部队，其首领王振（王老五）、张德胜，都曾是恶名昭彰的匪徒。

禹县屠城惨案的起因，各方说法不一。表面上是因军队向地方武装勒索枪支，实则是各种因素交织影响，最终因索枪问题而爆发。

事件发生后，镇嵩军方面与禹县受害者代表曾发出多份电报，声称事件起因于曹、王部队在禹县索求无度。

刘镇华密电称：禹州曹世英部，迫收商团民团枪枝，激起反抗。集合襄、郏、许昌附近各县武装警察、民团数万人，与曹部开战……

禹县难民代表张林泉等联名电报称：（陕军曹世英）在禹三年，奸杀抢掠日有所闻。又复勾结恶绅，无恶不作，有证可据。其明索供给，计达四十余万，栽赃科讹，约亦六十余万。名为军队，实过土匪……时屈年关，曹世英先以京津废钞五万元，迫商民换现，违则自由行动。商民畏祸，勉为应付。甫经兑迄，王祥生又勒索现洋四千元，限二日缴齐，商民措款逾限。

禹县人王照青《陕军屠城追记一文》论及“军逼民变发生冲突之远因及近因”。远因是陕军驻禹多年，商民视之如蛇蝎，地方绅士也时有受压迫威胁之感。近因则是陕军参加第二次直奉战争失利，兵力受损，意欲吞并禹县商团、武装警察及民团枪支，激起地方绅民的愤恨与恐惧。在此背景下，禹县有影响力之人士，乃共谋结合地方团队与红枪会，发动政变，想一举消灭之。发动事变者，有禹县商会会长樊海瀛，前会长梁乾元，商团队长王鸿业，公款局局长陶成章，武装警察队队长赵青云，神垕乡团张书信、张涌泉等。

在禹县事变中，红枪会人员广泛参与，是与陕军对抗的主要力量。但死伤也最为惨重。《禹县志》云：红枪会为八卦教、义和拳变名，传习符咒，号能避枪炮。曹士英力主招降土匪，匪患却越来越严重。附近百姓，争相加入红枪会以自卫。曹士英又惧怕红枪会与他产生对抗，严令禁止。

胡景翼

民情：矛盾交织的禹县社会

在胡憨相争的大背景下，禹县惨案的另一重要起因，则是憨玉琨部对禹县地方武装的策动。

2月24日，胡景翼发出的通电中这样写道：“（憨玉琨）复煽惑禹县团警哗变。”

担任调解工作的国民三军统帅孙岳，立场与胡景翼相近：“夫禹州肇事之动因，实起于曹世英与王老五。”

《王祥生传》称：时胡憨战争将起，禹州团匪，以地域之见，附憨以敌胡，以祥生为胡委也，突攻之。

值得注意的是，在事件过程中，并没有憨玉琨军队身影出现。怎样才能证实憨军的主导作用呢？

时任禹县电报局局长的袁仲明在回忆录《禹变记》中写道：

夜二时许，枪声愈来愈紧，间有机枪，街中喊张得胜进城了，同时有刘稽查带枪兵九人，来处云，陶斐然（成章）叫来防护，并出一纸电文交我云：陶某交我批发出。文谓：郏县憨师长玉琨，禹县已向曹旅攻击，解除其武装，请队伍速发。大意如此。由此一概明白，盖陶斐然系地方绅董，力主反陕军者。

禹县公款局局长陶成章，为起事首领之一

文中又道：后悉范（海瀛）已受憨玉琨收编为旅长。

禹县民间武装接受憨玉琨的收编并联合多方力量，趁曹王部队虚弱之际，发动了这场驱逐陕军的行动。但是憨军正在西撤布防，未能如约赴援。

此外，禹县地方派系争夺势力范围，与陕军曹士英、王祥生之间的矛盾，也是惨案诱因之一。

袁仲明《禹变记》中，剖析了禹县当时的派系斗争：

此次禹变死人如此之多，损失巨大，推其原因，由来已久。地方由郭（玉岑）宋（豹岑）二派操纵，各有党徒。宋派略好，尚有所不为，郭派则无所不至，凡一县官或其他机关之来，即用种种办法，施以包围，入其彀中，即成为派系之傀儡，于是一方攻击，一方辩护，上级目迷五色，难定曲直。余旅禹多年，深知其弊，故防止被包围，时加警惕。至此次事变，足见彼等不顾大局，至于此极也。民国以来，禹县多经事变，历任县长相对弱势，难以钳制地方势力。而在禹县屠城惨案发生时，新任县长则为一刚刚毕业的文弱青年，在事变中被多方责难，而毫无施展。

当时《新闻报》刊登的《河南禹县浩劫写真记》，又将禹县派系间的矛盾与曹、王二人间的矛盾结合了起来：曹士英部下团生素日跋扈骄横，道路侧目，当北方战事结束后，王祥生首先回禹，意在收束曹士英遗部、驻扎禹县，而曹旅长部属王子文不服改编，双方竟成对峙之势，及曹返禹，收拾残部，双方互相猜忌，王祥生招募徒手兵士，在禹县训练，每欲吸引地方枪支补充实力，因有曹旅监视，未敢即逞，乃奇想天开，向警务处荐部属排长杜文杰至禹接充武警队长，以便吸取武警枪支而增势力，武警民团为自卫计，乃暗结红枪会，遂成势不两立之局。该民团畏之如虎，始而结曹旅以抵王，继而曹见民团势力甚大，又反助王以抵制民团，终致综错交恶，而禹县乃至烽烟遍地矣。

禹县民居

起事：除夕凌晨除陕军

张林泉诉情电文中，这样描述事发过程：旧历十二月廿八日（1月22日）夜，（王团）率兵迫令武警缴械，曹旅团长王成章（成之）亦向商团攻击，武警商团无以明令缴械，势不得不为正当防御，遂致巷战数日。

这一说法，将曹王作为主动攻击方。但据相关资料，禹县民间武装是广泛招引友军，进行主动进攻的一方，其目的是将陕军尽数消灭驱逐，且对陕军家属进行了报复性攻击。

如果没有事先约定，驻扎在神垕的张书信民团不可能事发当夜就赶进县城，郏县至许昌之间数万民间力量，更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参与战斗。

王照青《陕军屠城追记》：（禹县发动事变者）于农历十二月二十九日（公元1925年1月23日）早晨开始向陕军发动攻击，不料战斗发生后，陕军坚决抵抗……

王伯骏《回首八十年》：禹县商团联合红枪会于1925年元月22日（农历腊月二十八日）攻打陕军王团，陕军及其眷属惨死甚众。

值得指出的是，枪战发生的时间，为腊月二十九日（1925年1月23日）凌晨二时许。在民间习惯上，亦称为腊月二十八夜间。

在深夜突袭面前，陕军十分被动。

据民国《禹县志》：当天晚上，张书信率神后乡团自禹县城北门进入，先攻入清颍驿，收缴王祥生部队的枪支。王祥生不敌，逃到许昌求救。陕军王子文守护十三帮会馆旅部，久攻未下。

这一过程中，陕军伤亡惨重。《禹县屠城记》主旨在声讨陕军暴行，但也如实记录了事变第一回合地方武装的优势：余伏门隙窥之，须叟稍稍见人行，详审之，竟非兵士，喜甚……各街虽间有死尸横地，然多服兵服，料无辜百姓尚无大伤亡。

战斗中，禹县地方武装喊出“陕西人腰断三节一个不留”口号。曹的侄儿曹增瑞、军需郭维藩、连长白石牢等均被杀死。军官家属28家遇害，又有记载称，“曹世英之子被砍成肉块，王祥生之父被剁成肉泥”。

第二天，电报局长袁仲明受邀拜会返回县城的曹士英，一路之上，见到各小巷内，红枪会成员尸体纵横。但也有陕军家属被枪杀在路旁，甚至有将女人剜去眼者，小儿尚活在血泊中，吮其死母之乳。是皆初发难时地方势力所为。

禹县东关外的颍滨经舍（张良洞）

驰援：到底搬来了多少救兵？

在第一回合的战斗中，陕军失利，一面据守十三帮旅部，一面向开封求援。据记载，当时四个城门，尚未完全失守。

各地方武装在袭击部分得手之后，急于在城中搜寻陕军家属，杀人泄忿，而红枪会组织，则在抢劫之后，即时出城，换部来战。由于组织涣散，失去了一举驱逐陕军的良机。又因对陕军家属实施灭门行为，很快招致了陕军更加野蛮的报复。

至于援军力量，各方记录如下：

《禹县志》：正月初一日，陕军旅长蒋某率兵屠禹。旅长蒋某（世杰），团长张某（清泉）自东门入，团长刘某自北门入，焚杀三昼夜。

《禹县屠城记》：适接探报，督办已入电郑州岳师、许昌蒋旅，就往宿车上军队各办一团，至和尚桥会合，飞驰来援。我军有恃，乃驻以相待。午后郑许两团相继开到。

袁仲明《禹变记》：元月一日晓，许昌蒋旅张团已达禹县东关，拂晓待进，时西门为地方所占，北东南三门在陕军手，陕军王祥生团所部姚英成守南门，人少，枪少，不敢动，及张团已至城外，一次冲锋直至南街之大牌坊，已近城中心。

至于求援的方式，禹县志称：“王祥生奔许昌告变，督军胡景翼疑军民交讧，电询电报局长某，乃以樊梁陶张谋叛，复为祸遂烈。”电报虽为最为便捷的通讯途径。事发当晚，电报局虽为地方武装占据，但县长赵某也逃至此处，势必会以电报形式向开封方面报告。

红枪会成员

屠掠：春节的禹县几成地狱

陕军入城后，在城关寻找地方团队及红枪会未能逃出者，展开了血腥、残酷、恐怖的大屠杀，遇到男人穿长袍者，开口要钱，不给钱，就一枪毙命。遇到穿崛肚小棉袄者，穿踢死牛皮鞋者，二话不说，一枪毙命。并把樊海瀛的洋楼，赵青云的住宅，统统焚烧。起事商绅领袖多由西南城角缒城而下，潜逃各地。张涌泉被捕后，遭肢解而死。梁乾元则被游街示众。

当时，城中多是手持刀矛的红枪会成员，面对洋枪射击，无处逃避，各小巷内尸体纵横。

在消灭地方武装的同时，更令人发指的是，军队对平民的屠杀与侮辱，“不啻入恶魔世界！”

《禹县屠城记》这样记载了陕军的报复计划：王团长且告众，禹县极富，大家发财就在此次。他团营亦欢然应之……当开始攻城时，旅长曾拟下令，凡近城十里以内，五岁以上者，悉杀无赦。赖前岁旅长在此所纳之妾，以乡土关情，痛哭哀求，长跪不起，令始未下，乃改命凡城内有关系人家，可书一某团某营保护字条，粘贴门处，以便识别而免殃及。

以下种种情景，为一陕军军官的见闻。既记载于《禹县屠城记》中，也曾在报章新闻间广泛传播。

将至东街，遇兵一群，押解男妇老少约百余名，驱人数家:须臾又有兵由北押来男妇约五六十名，亦分驱其中。当门密塞桌椅席荐之属，泼洋油其上，各兵以一二三为口号，同时放火，烈焰飞腾，室内哭叫惨切，而兵则拍手哗笑，四周围观。间有欲冒火冲出，或被火逼迫登屋图逃者，群兵又以乱枪击之。

折至康家拐(地名，在禹县北门内)，一片灰烬中，有多数兵士围聚于烧残破屋间。趋前视之，败堵内横陈二十余少妇，皆惊悸无人色、泪簌簌下，墙隅尚有女尸八九血流犹浸浸未已。各兵轮流争就，兽态百出，且有欢笑大呼者曰:谁敢执拗，可拖送墙隅！忽二兵争就一妇，一兵拔手枪击其敌，众大哗，谓不应如此。击人者不服，适一官长过，众请其评判。官长亦无法排解，笑向众曰:城内正多，何必争此残花。回首命所随三护兵，各出自来得（枪名），对准横卧诸妇，轰然一响，毕尽其命，众鸟兽散。

至西门，门外横尸一具，有一妇蓬头垢面，抱子伏尸而哭。城上兵士见之。其一曰:我立此能一枪击死妇孺二人。其一曰:汝决不能。更一兵不答话，便举枪拟之，呼曰:看我(读哦音，秦人土语)！果一弹穿妇孺同毙，众咸称奖不止。未几，又有一老者白发骀背，手持一绳，一少年肩棍相偕来，见妇孺状大骇，老者似痛极而踣，少年亦放声号眺，既伏视妇孺，又奔扶老者，睹其仓皇、令人心碎。众兵噪曰:厌物！厌物！仆方欲劝止，群又一排枪击杀之。

入城之后，陕军以搜寻枪支为名，逐户入宅，搜刮民财。事后，兵士们携至许昌变卖的抢掠物品，几乎包含了所有的日常物品：衣服、衾枕、案凳、桌椅、箱笼、瓷铁器物，无所不备。

也有一些平民未遭抢劫。除了与陕军有关系者，均须以数十元乃至数百元购置一保护条。也有人缴费十元，领取一个红十字会的袖章，换取自由出入。

城中各重要商户被悉数缚去。或罚数千，或罚数万，要求即时备款来赎，违即加罪枪毙。主要街巷，须另付保险费，西街七万、南街四万、余家巷三万，而每家更须至少各缴四百元。

听闻富会将财物投入井中隐藏，兵士又逼人下井打捞，如果一无所获或者收获甚微，则将打捞者毙于井中。

事变中，曹王军队所劫财物有五百余车，而援军载至许昌的数量更在其上。

不久，曹王部队换防撤走，临走之时又把禹县富户人家的轿车一百多辆全部抢走，“从此禹县无轿车矣”。

军阀混战，人民遭殃（剧照）

死难：不可计量的数字

有多少人死于这场灾难，又有多少财物被劫掠破坏？

由于没有详尽、完整的统计，各种说法参差不一。其中，参与善后的红十字会许昌分会报告称：

自阳历元月二十八日到禹之日起，至二月八日回许之日止，经敝分会派员分头跟同检察办理，计掩埋人民尸体一千五百三十八具，兵士尸体一百六十余具，乡民领回七百余具。人民受伤者九百余名，兵士受伤者二百余名，医治者五百余名。此外，葬身火窟及堕落水井者尚待调查，暂付阙如。

红十字会许昌分会1月28日到禹，而在此之前，已有人组织乞丐收埋城内死尸。可以肯定的是，实际死难者数字，要远超报告。

张林泉电文则称：经十字会验埋者四千七百余人，死于商号民宅内自行殓殡者一千五百余人，焚为灰烬者二千余人，缒城逃避死于城壕内外者，九百余人，损失财物计达千万，焚烧房屋二千余间，计值亦在百万以上，所抢财物，除将城内车马用尽外，复抓乡民之车数百辆，分送许昌和尚桥车点，搬运十余日，有目共见，可询可查者也。

《禹县屠城记》：晤一红十字会中人，谓据确实报告，此番禹县损伤，现已得知之数，房舍焚烧一万余间，男女尸骸七千余具，而乡中火中调查未周，搜寻未出者，尚不与焉。

《禹变记》：军队要棺木七十余具；掩埋队（自许昌来）在南关外乡间掘成长壕埋人，达数里之长，尸体以大车装载不及，用绳系而拖之，一次数人……据红十字会报告，共三千余人，实皆乡民，并无一个土匪。

《河南禹县浩劫写真记》：据红十字会报告，民人死亡两千余人，受伤者数百人，房屋烧毁四百余间，财产损失四百万元以上，团警力图报复，将曹旅王团伤亡三百余人，其家口亦在内。

民国时期禹县街景

后续：难以平复的创伤

惨案发生后，在舆论压力下，胡景翼将王祥生枪毙，对曹士英予以通缉，并派人带现款五万元，前往禹州进行赈恤。胡景翼本人又亲自到省议会，引咎自责，声泪俱下，试图挽回影响。

借助舆情，憨玉琨一方喊出了“豫人治豫”的主张，并以兵力优势扩大事态，占领了原属国民二军所控制的登封、密县。2月23日，两军在禹县白沙交锋，胡憨战争由此爆发，历时30余日，以镇嵩军溃败、憨玉琨自杀而告终。此战之后，国民军成为仅次于奉系的第二大军事集团。

禹县浩劫，被称为“数千年历史中最残酷惨痛之事件”，由此给禹人带来的精神创伤，远非一时所能平复。搜刮殆尽的劫掠，也沉重地打击了当地民生。伴随着执续的动乱，药商纷纷迁出禹县，历经数百年形成的全国药品中转市场就此衰落。广大农村更是兵匪横行，被蹂躏殆遍。

号称革命的国民二军发生如此恶行，也受到了举国舆论的一致谴责与反思。报章评论道：国家豢养军队，所以卫民，今竟残民至此，可太息痛恨者也！虽然，今日各方军队，何莫非视奸烧抢掠为天职，间有一二自号军纪严明者，亦不过以处境不同，勉维一时之秩序耳，一有变故，即亦原形毕露，兵匪不分矣。无他，其军队之质，固无异也。

失去民心的军队，终究遭受民心反噬。不久，国民二军在与奉系军阀的争斗中，遭遇红枪会痛击，就此一败涂地。

“当陕军之败也，瓦解之状，足为殷鉴。既与豫民结怨之深，其败也，尽为乡人所杀。”惨案中收容避难平民的禹县电报局与禹县红十字会，此刻又成了陕军溃兵的避难地，袁仲明感慨道：“循环报复，惨极！”

红十字会徽章

主要参考资料：

佚名：禹县屠城记 袁仲明：禹变记 王照青：陕军屠城追记 王伯骏：回首八十年 河南禹县浩劫写真记（新闻报） 胡憨相争中之豫局（新闻报） 河南禹县变乱之经过（新闻报） 兵匪混乱中之豫局（时报） 禹县灾民控告胡景翼（兴华杂志） 红十字会许昌分会来函（申报） 陕军祸禹记（北京晨报） 王祥生传（秦风周报）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北洋军阀的覆灭 红枪会反军阀斗争 禹县志 许昌市志 陕西辛亥革命后裔口述史 国民二军的兴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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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屠城

满清入关的屠城---转
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苏州之屠、南昌之屠、赣州之屠、江阴之屠、昆山之屠、嘉兴之屠、海宁之屠、济南之屠、金华之屠、厦门之屠、潮州之屠，沅江之屠、舟山之屠、湘潭之屠、南雄之屠、泾县之屠、大同之屠、汾州、太谷、泌州、泽州等。这些惨绝人寰的屠杀，模式基本一致：根据清军头子发布的屠城令，实施的残忍的集体杀戮，和无耻的集体强 J。而屠杀后，不仅人头被堆积成“京观”，甚至还将女性的敏感部位割下，作为论功行赏的凭据！“取阴肉或割乳头，验功之所，积成丘阜”。
荷兰使臣约翰·纽霍夫(JohnNieuhoff)在其《在联合省的东印度公司出师中国鞑靼大汗皇帝朝廷》一书中亦记述到:“鞑靼全军入城之后，全城顿时是一片凄惨景象，每个士兵开始破坏，抢走—切可以到手的东西;妇女、儿童和老人哭声震天;从11月26日到12月15日，各处街道所听到的，全是拷打、杀戮反叛蛮子的声音;全城到处是哀号、屠杀、劫掠”。
南雄大屠杀，“家家燕子巢空林，伏尸如山莽充斥。....死者无头生被掳，有头还与无头伍。血泚焦土掩红颜，孤孩尚探娘怀乳。（清军文书陈殿桂，《雄州店家歌》）
广州大屠杀，“甲申更姓,七年讨殛。何辜生民,再遭六极。血溅天街,蝼蚁聚食。饥鸟啄肠,飞上城北。北风牛溲,堆积髑髅。或如宝塔,或如山邱。五行共尽,无智无愚,无贵无贱,同为一区。”（《祭共冢文》王鸣雷）亲眼目睹了这次屠杀的王鸣雷，描绘人头堆积的像山丘和宝塔一样高！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州市志--宗教志》记载：“清顺治七年(1650)，清军攻广州，屠戮甚惨，死难70万人。居民几无噍类……累骸烬成阜，行人于二三里外望如积雪。在东郊乌龙冈，真修和尚雇人收拾尸骸，‘聚而殓之，埋其余烬’，合葬立碑。”西方人魏斐德写道：“尸体在东门外焚烧了好几天。.....直至19世纪，仍可看见一座积结成块的骨灰堆。”。
嘉定大屠杀，嘉定三屠杀了50多万。“市民之中，悬梁者，投井者，投河者，血面者，断肢者，被砍未死手足犹动者，骨肉狼籍”。清兵“悉从屋上奔驰，通行无阻。城内难民因街上砖石阻塞，不得逃生，皆纷纷投河死，水为之不流”。“兵丁每遇一人，辄呼蛮子献宝，其入悉取腰缠奉之，意满方释。遇他兵，勒取如前。所献不多，辄砍三刀。至物尽则杀”。（《嘉定乙酉纪事》）清军围困嘉定城时，在城外，“选美妇室女数十人，……悉去衣裙，淫蛊毒虐”。嘉定沦陷后，清军抢掠“大家闺彦及民间妇女有美色者生虏，白昼于街坊当众奸淫；……有不从者，用长钉钉其两手于板，仍逼淫之”。“妇女不胜其嬲，毙者七人。”（《嘉定屠城纪略》）
潮州大屠杀，“纵兵屠掠，遗骸十余万”，揭阳县观音堂海德和尚等收尸聚焚于西湖山，将骨灰葬在西湖南岩。福建同安县屠城死难5万余人，梵天寺主持释无疑收尸合葬于寺东北一里之地，建亭“无祠亭”，墓碑上则刻“万善同归所”。
常熟大屠杀，“通衢小巷，桥畔河干，败屋眢井，皆积尸累累，通记不下五千余人，而男女之被掳去者不计焉。”“沿塘树木，人头悬累累，皆全发乡民也。”（《海角遗编》）
扬州大屠杀，除了著名的《扬州十日记》外，还有《扬州城守纪略》（“初，高杰兵之至扬也，士民皆迁湖潴以避之；多为偎Γ信e室沦丧者。及北警戒严，郊外人谓城可恃，皆相扶携入城；不得入者，稽首长号，哀声震地。公辄令开城纳之。至是城破，豫王下令屠之，凡七日乃止。”“亟收公（史可法）遗骸，而天暑众尸皆蒸变，不能辨识，得威哭而去”）、《明季南略》（“廿五日丁丑，可法开门出战，清兵破城入，屠杀甚惨”）等资料。扬州城破，扬州顿成地狱，死者达80余万。比地狱更难忘是人民引颈受戮的场面。史载：只要遇见一个满族士兵，“南人不论多寡，皆垂首匍伏，引颈受刀，无一敢逃者。”一个清兵，遇见近五十名青壮男子，清兵横刀一呼：“蛮子来!蛮子来!”这些人皆战战兢兢，无一敢动。这个清兵押着这些人(无捆绑)去杀人场，无一人敢反抗，甚至没一人敢跑。到刑场后，清兵喝令：“跪!”呼啦啦全部跪倒，任其屠杀。
昆山大屠杀，“总计城中人被屠戮者十之四，沉河堕井投缳者十之二，被俘者十之二，以逸者十之一，藏匿幸免者十之一。”（《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五一兵纪），“杀戮一空，其逃出城门践溺死者，妇女、婴孩无算。昆山顶上僧寮中，匿妇女千人，小儿一声，搜戮殆尽，血流奔泻，如涧水暴下”！（《研堂见闻杂记罚》）
还有著名的《江阴城守纪》：“满城杀尽，然后封刀。……城中所存无几，躲在寺观塔上隐僻处及僧印白等，共计大小五十三人。是役也，守城八十一日，城内死者九万七千馀人，城外死者七万五千馀人。” 清兵在江阴的观音寺“掠妇女淫污地上，僧恶其秽，密于后屋放火。兵大怒，大杀百余人，僧尽死。”（《明季北略》卷11）
在南昌，八旗军把掠来的妇女分给各营，昼夜不停的L J（“各旗分取之，同营者迭嬲无昼夜”）。这些女性“除所杀及道死、水死、自经死，而在营者亦十余万，自愿在营而死者，亦十有七八。而先至之兵已各私载卤获连轲而下，所掠男女一并斤卖。其初有不愿死者，望城破或胜，庶几生还；至始知见掠转卖，长与乡里辞也，莫不悲号动天，奋身决赴。浮尸蔽江，天为厉霾。”（徐世溥《江变纪略》）此书是满清查禁的重点，在乾隆44年被明令销毁，靠着手抄本流传下来。
虽然经过了满清“文字狱”的摧残，但这些暴行依然留下了大量的真实记录：广州大屠杀有西方传教士目击纪录，大同大屠杀，甚至在第一历史档案馆都可以找到资料。
各地为剃发的屠杀：“去秋新令：不剃发者以违制论斩。令发后，吏诇不剃发者至军门，朝至朝斩，夕至夕斩。”（《陈确集》卷三十）
顺治二年7月30日，清军至沙镇，“见者即逼索金银，索金讫，即挥刀下斩，女人或拥之行淫，讫，即掳之入舟。”“遇男女，则牵颈而发其地中之藏，少或支吾，即剖腹刳肠。”（《研堂见闻杂录》）
顺治二年，清军实施扬州大屠杀后，至无锡时，“舟中俱有妇人，自扬州掠来者，装饰俱罗绮珠翠，粉白黛绿。”（《明季南略》卷4）
顺治元年（1644）4月，清兵到达盩厔县境内，生员孙文光的妻子费氏被掠去，“计无可托，因绐之曰：‘我有金帛藏眢井中，幸取从之。’兵喜，与俱至井旁，氏探身窥井，即倒股而下。兵恨无金又兼失妇，遂连下巨石击之而去。”（民国《盩厔县志》卷6）
清兴安总兵抢夺妇女达100多人，“淫欲无厌”。制作长押床，裸姬妾数十人于床，“次第就押床淫之。复植木桩于地，锐其表，将众姬一一签木桩上，刀剜其阴，以线贯之为玩弄，抛其尸于江上。”（《平寇志》卷12）
顺治二年（1645）江阴城陷时，有母子3人，“一母一子，一女十四岁。兵淫其女，哀号不忍闻”，后兵杀其子，释母，“抱女马上去”。又有一兵“挟一妇人走，后随两小儿，大可八岁，小可六岁”，兵杀二子，抱其母走。（《明季南略》卷4）
顺治二年（1645）5月9日，南京失陷时，当涂孙陶氏被清兵所掠，“缚其手，介刃于两指之间，曰：从我则完，不从则裂。陶曰：义不以身辱，速尽为惠。兵稍创其指，血流竟手。曰：从乎？曰：不从。卒怒，裂其手而下，且剜其胸，寸磔死。”（《明史》卷303）
昆山县庠生胡泓时遇害，其妻陆氏21岁抱着三岁的儿子，欲跳井，被一清兵所执。“氏徒跣被发，解佩刀自破其面，……氏骂不绝口，至维亭挥刀剖腹而死。”（光绪六年《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36）
明朝都督章钦臣的妻子金氏,一个弱女子，不肯屈服于淫威，被用1000刀刮死。此事，系清代著名学者全祖望，冒着杀头危险记载下来的。
在四川，清军于1647年公开发布告示，宣称：全城尽屠，或屠男而留女。把四川人杀光了以后，就把罪恶全部推给也杀了一点人的张献忠，还编造出张献忠杀人6个亿的历史第一大谎言！在整个中国，“县无完村，村无完家，家无完人，人无完妇”。敢反抗的忠勇之士几被杀尽，留下的大抵是一些顺服的奴才。此外，满清又杀苗民一百万，杀回民数百万，把漠北蒙古的准葛尔部落杀到最后一个幼童！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残忍！
在满清入关后，中国人口损失的总数，很可能是一个大大超过5000万的惊人的天文数字！！人口减员超过1亿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当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时候，孙中山先生提出"驱除鞑虏"的口号，北京以及分散在全国各地的满族旗人并没有因此逃回老家去，而是纷纷改成汉姓，使用汉文汉语，就地包装成汉族。
我们应该还历史一个真实，历史就是历史！无论从什么角度来衡量，只要有起码的人类良知，就不应再为世界历史上最残暴的屠夫们歌功颂德。以世界人民的空前劫难、我们祖先的滚滚人头，来彰显它们的“旷世武功”，赞美它们登峰造极的杀人本事。

谁知道1930年甘肃礼县那次马廷贤军队屠城的始末？

　　礼县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惨绝人寰的屠杀事件，有七千多人被杀，因礼县古称兰仓，此次事件又称“兰仓惨案。”
　　1930年春夏之交，正值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中原大战，甘肃是冯、阎联军的在后方。蒋介石为了削弱冯、阎的力量，花重金收买了盘踞临夏的马廷襄、马廷贤兄弟，并委任马廷贤为“讨逆军十五路总指挥，”命令他们扰乱西北军的后方。于是，马廷贤乘机扩充势力，抢占地盘，先后攻陷了武威、永昌、民勤、卓尼等地、1930年5月又攻陷了天水。天水被占后，陇南十三县不战而降。礼县县长马绍棠被委任为第二旅旅长。不久，马廷贤通知马绍去秦安任职。马绍棠疑虑重重，认为是“调虎离山”，便筹集粮食，扩充民团，整修城防，准备武力抗拒，并四处求援。作好准备后，马绍棠即将新派来的县长安澜拘押入狱。马廷贤闻讯大怒，派韩进录、王占林率兵六千直奔礼县。农历六月十七日开始围城，并猛攻四面城门。马绍棠则据城固守，双方对峙二十余日，马绍棠粮尽弹绝，外援无望，派人谈判。韩进录、王占林一面谈判，一面请煤矿技工，准备炸城。闰六月十日，马廷贤军队挖地道至东北城墙下，遂用炸药炸倒城墙，人马蜂拥而入。马绍棠督军死战，终不能敌，遂四散逃走。韩、王军如狼似虎，不分老小，逢人便杀。屠杀整整持续了一天一夜，城内八千余人，死亡七千二百多，死尸遍地，血流成河。马绍棠被俘，押解到天水后被杀。
　　礼县屠城，震惊全国，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蒋介石才于1931年元月派严尔艾赴天水调查。严尔艾在天水收受马廷贤巨额贿赂后，不顾事实真相，竟给蒋介石汇报：“马廷贤军纪严明，绝无屠杀不法惰事。”马廷贤反被南京政府任命为“陇南绥靖指挥。”消息发表后，社会各界反应十分强烈。陇南旅兰人士集会族行通电反对，要求惩办祸首，监察院也声言要弹劾严尔艾。蒋介石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不得不重新处理屠城事件。这年9月，他一面派川军师长黄隐率军进马廷贤，一面密示马廷贤躲避风头。马廷贤遂携带金银珠宝秘密逃往南京隐居。至此，一场惨绝人寰的屠城血案就这样不了了之。
　　1933年2月，礼县赈济分会主席刘继贤收集掩埋遇难人员遗骨，得到广广泛响应，共筹资白洋1400元，在城北山麓掘一深坑，把收集到的遗骨重新安葬。其上建17级砖塔，称为“寄骨塔”。塔3丈6尺，围7丈8尺，缀以对联，嵌以碑记，议定每年六月初十为悼念日，该塔后在“文革“中被拆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