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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若抄袭，维权到底

1965年是老人家和一线领导矛盾激化的一年。

两人之间的矛盾其实并非一朝一夕之功，但是在1962年之前，这种矛盾并不明显，也没有到不可调和的地步，甚至可以说没有什么矛盾，而且还相互支持。

1959年庐山会议上，老人家严厉批评了彭德怀，并做出了严肃处理，无论今天公知们如何狡辩，但实际上是变相支持了一线领导的工作。

当时老人家已经退居二线，主要工作由一线领导指挥，其中出现的问题和责任，再怎么也不可能算到老人家的头上。

但是，老人家在庐山会议上的决定实际上支持了一线领导的工作。

同样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一线领导说其他人可以平反，唯独不给彭德怀平反，也可以视为对老人家在庐山会议上的决定的支持。

进入六十年代之后，老人家提到了接班人问题，而首选的接班人就是当时的一线领导。

一线领导之所以是首选的接班人，这是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个共识。

1945年8月抗日胜利后，老人家应邀亲临重庆谈判，延安的工作就由一线领导代理主持。

新中国成立之后，老人家外出视察时，中央的工作也由一线领导代理主持。

关于接班人的问题，早在1957年11月老人家就提到过，只是当时未对党内外明确宣达。

当时应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邀请，老人家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苏联访问，庆祝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

当时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突然问老人家，你的接班人考虑没有？

庆祝十月革命胜利的日子，赫鲁晓夫为什么要突然问这么个问题呢？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从后来他停止对我们的投资，并且终止对我们的援助，以及日后与老人家之间的分歧来看，当时赫鲁晓夫很有可能希望老人家早日退休，因为他对中国的主张会遭到老人家的坚决反对。

面对赫鲁晓夫的唐突一问，老人家当时回答得不明确，但是后来的一线领导在其所述的名单之首。

在四清运动之前，老人家和一线领导之间多少有着一种默契，然而这种默契在四清运动之后逐渐消失，转而变成分歧，最终变成决裂。

之前的四清运动讲过，他们对于四清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具体方法上存在争议，不过这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实际上还有其他领域的分歧，众多分歧最终导致矛盾激化。

一、文化领域的分歧。

老人家对文化领域极为看重，因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基本特征，它保持着一个民族的底色，传承着这个民族的历史。

改变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容易，但是改变一个民族的文化很难，而改变文化就意味着彻底的背叛。

历史上的衣服分衣襟左衽还是衣襟右衽，所谓的左右衽，就是看哪边的前襟压哪边的系带。左衽是右前襟遮住左腋系带，将左左衽遮住。右衽是左前襟遮住右腋系带，将右衽遮住。左衽是少数民族的装束，右衽是中原汉族服饰。

今天看来左衽和右衽无所谓，但是在当时代表了不同的文化信仰，而这种文化信仰已经深入骨髓。

同样，清兵入关时要求剃头留辫子，声称“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激起了汉民族无数人的反抗。

今天看来让人难以理解，剃个头算什么呢？如今各种发型群魔乱舞，还各种颜色漫天飞舞，什么样的发型不可以呢？但在当时的人看来，这无异于背叛自己的祖先，因为我们文化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剃发就等于是侮辱自己的父母祖宗，那当然要誓死反抗，因为这是一种信仰。

可是，当清朝统治了二百年之后，众人都接受了留辫子，辛亥革命突然出现要大家把辫子剪掉的思想时，又有无数人反对，因为这辫子已经成了我们当时的文化，当清朝的辫子也成为我们文化的一部分时，有人要剪掉辫子时，同样会激起一些人的反抗，这就是文化带来的信仰。

文化是一种强大而无形的力量，它悄然无声，却是蕴藏在地底深处的岩浆，一旦它爆发出来，可以彻底改变地表原来的样貌。

文化的强大魅力，我们五千年的历史早就证明了这一点。

历史上我们被少数民族征服过，但最终这些征服过我们的少数民族还是被我们的文化所征服。

你可以不认同我们的政治体制，但是只要你认同我们的文化，终究有一天，你也会因为文化认同而变成政治体制的认同。

西方搞和平演变那一套，也是从文化入侵开始，苏联解体就是文化入侵的典型。

今天很多人都在思考当年如此强大的苏联为什么解体了，大家都给出了很多的答案，但很多人忽视了一点，苏联解体其实从一本书开始。

1958年，帕斯捷尔纳克写了一本小说叫《日瓦戈医生》，批判苏联的体制，由此获诺贝尔文学奖，从那一刻开始，西方文化入侵汹涌而来。

从此之后，苏联出现了对自己国家英雄的质疑，女英雄卓娅被抹黑，斯大林被批判，列宁被诋毁。

当苏联自己把自己的英雄都打倒之后，当解体的危机来临之时，就再没有英雄出来拯救苏联，而民众被西方洗脑之后，在解体那一刻，所有人的心理不是哀嚎遍野，而是恨不得在苏联倒下的尸体上踹上一脚。

这就是北方这个战斗民族的悲哀。

这就是老人家为什么把文化看得极为重要的原因，因为文化可以颠覆一个国家，也因此那场革命运动要以文化来命名，原因就在于此。

政治体制会被改变，但是只要文化不变，这个民族的本色就不会改变，只要守住了文化阵地，不管你是什么政治体制，最终都会再次因为文化而回归到它原来的模样。

文化领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一线领导和老人家在文化领域上出现了分歧。

一线领导认为，文化要多样性，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这样的作品也要搞，他认为拒绝演出这些作品不是我们的方针，因为我们在新民主主义时期搞的音乐、小说、诗歌、戏剧等，在艺术水平上讲，不如封建时期的高，现在写的小说、剧本也常常不如封建时期的好，所以演戏就要演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要有文化的多样性。

对于一线领导的言论，老人家则称其“屁都不懂”。

在老人家看来，我们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既然我们推翻了这些东西，就不能够再推崇这些东西，我们不能成为屠龙者之后的恶龙。

我们打倒的东西又重新竖起来，那么我们的性质就变了，我们就成了这些被打倒东西，我们活成了我们自己讨厌的人。

老人家认为，我们可以创作的作品其实很多，我们牺牲了那么多的英雄先烈，我们有这么多为社会主义建设奉献一生的劳动人民，他们奋斗在油田里，隐姓埋名在戈壁滩，他们身上有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也有无数令人感动的人生经历，完全可以将他们推上舞台，让更多人了解我们的革命历史和劳动人民，演什么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呢？

对于一线领导和老人家在文化领域的分歧，文化部的人是如何看待的呢？

文化部的人自然更认同一线领导的主张，所谓的文化多样性只是一个说辞而已，更重要的在于便于他们的文化创作。

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在民间很有市场，毕竟人性中存在这种心理，而这些故事有现成的史料，又有想象发挥的空间，对于文化部的人来说，创作起来更容易，在服装和台词上也更能体现文化部的创作水平和欣赏水准。

你让他们去创作英雄先烈和劳动人民，这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

因为你要先去实地考察走访，收集他们的生平事迹，这些都必须是真实可信的内容，然后把听到的见到的都记录下来，回来再加以整理，最后再进行创作，整个创作过程周期很长，而且耗费精力，并且成本不低，去实地考察走访都需要花钱的，住宿吃饭也是要花钱的。

关键是英雄先烈都牺牲了，哪来那么多可以创作的素材呢？你如果虚构创作，那是要被大众批判的。

而劳动人民衣衫破烂，说话都是大白话，你让创作人员如何表现他们对服饰的研究和文字表达造诣呢？总不能让劳动人民穿着华丽的衣服，让老百姓张口闭口就“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吧。

相比坐在办公室里喝喝茶就能创作出来的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显然文化部的人更不愿意去创作英雄先烈和劳动人民。

因此，老人家后来批评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

除了文化领域的分歧之外，还有经济领域的分歧。

二、经济领域的分歧。

经济领域的分歧是两人的根本分歧，对于采取什么样的经济制度，两人曾有过交流。

一线领导认为，我们现在还需要走一段时期的资本主义，按照他的想法，让资本主义发展起来，创造出更多的物质财富，把资本主义这头猪养肥了再杀，这不是更好吗？

老人家则告诉他，猪养肥了就不好杀了，万一猪就在我们自己的队伍里，还掌握着权利，你怎么杀呢？猪是不会自己杀自己的。

两人简单的交流就能看出谁对历史更有洞察力，谁能预见到更远的未来。

一线领导认为资本主义可以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所以他表示欢迎剥削，剥削有功，地方村支部和村政权被富农操纵也没有关系，以后再剥夺他们的权利就可以了。

但是他没有想过，养肥的猪怎么可能任你宰杀呢？资本必定会与权利相结合，以此来寻求安全。

资本家做到一定规模，必然会想方设法从政，以此来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的队伍中出现了腐败分子，他们同样会与资本家勾结，以手中的权利来换取利益，这些都是有历史经验教训的。

从这一点上来说，老人家比一线领导更有洞察力。

有人问老人家，“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就会吃二遍苦吗？”

老人家回答说，“你太高看他们了，他们懂什么是资本主义？最多倒退回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资本主义是靠侵略和掠夺别的国家而积累资产的，他们敢侵略谁呀？不被侵略就阿弥陀佛喽。”

老人家虽然不像一线领导那样留过洋，但是他对中国国情的了解远远胜过他们。

一个国家的财富增长，并不是只有资本主义才能做到，任何国家都能做到，剩余价值不是只有资本主义才有，封建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有，只不过之前叫做富余积累，没有富余积累，何来繁华盛世？

但是，决定一个社会性质的核心不是剩余价值，而是生产和分配。

生产资料由私人资本控制，由少数人占有大部分分配，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反之就是社会主义社会。

一个社会的性质到底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根本核心就是谁占有生产资料，谁占有劳动成果的分配。

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它们已经从1.0版本进入了3.0版本。

剥削压榨本国劳动人民就是资本主义1.0版本，侵略和掠夺他国就是资本主义2.0版本，金融资本全球化就是资本主义3.0版本。

1.0版本的资本主义资源和市场都在国内，而资本主义大行其道的西方大多数都是小国寡民，人口少就意味着这点市场根本无法满足资本家对财富的追求，而且剥削压榨本国的劳动者，必然会造成劳动者的反抗，这样治理的成本太高，容易出现政权被颠覆的可能性。

因此，资本主义向外扩张是必然，一方面可以转移国内的矛盾，以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对外发动战争，并且告知民众，战争的目的是可以让本国的民众活得更好，这些民众自然会支持发动战争。另一方面可以攫取他国的原料，再把产品卖到他国，获得更大的市场。

因此，1.0版本的资本主义无法长久，必然会进入2.0版本，资本主义一定会对别国进行侵略和掠夺，这是其本性注定的。

过去的殖民主义时代，西方资本主义通过对非洲黑人的奴役，对美洲印第安人的屠杀，对亚洲人民的侵略，掠夺了大量的财富，掌握了当地的资源，掌控了世界主要市场，才有了今天西方资本主义的发达，没有侵略和掠夺，单靠本国的剥削，资本主义也很难快速发展，因为其摆脱不了与生俱来的周期性经济危机。

今天的资本主义进入了金融资本时代，不再简单依靠暴力侵略来完成掠夺，毕竟二战之后民族独立运动兴起，反殖民主义已经深入人心，靠发动战争来攫取财富不能再向过去那样说干就干了，而且发动战争的成本也不低。

在资本主义社会，死一个士兵的代价也很高昂，况且战争即使打胜了，要从这个战败国身上攫取财富，还得等它恢复生产才行，而这需要花费时间成本，资本家是等不起的。

因此，资本主义进入金融资本全球化也是必然，毕竟依靠金融市场几秒钟的交易，瞬间就能赚得钵满盆满的事情，比花几年时间通过战争获取的财富，相比之下不要太轻松。

资本主义的本性决定了其注定要占有大部分的利益为少数人服务，其发展的历程决定了最终都会走上这条路。

因此，老人家坚决反对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而在两人在经济体制上根本的分歧在于“三自一包”。

所谓的“三自一包”即保留自留地、自由市场，实行自负盈亏，包产到户。

这个制度在1961年前后一些地方试行过，确实可以促进农民生产积极性，这一点也很容易理解。

当时我们进入了人民公社，大家劳动生产的收归集体所有，集体再通过分配给社员，这样大家的收益差距不大。

现在搞了一个“三自一包”，相当于你在公社里有一份收入，在自己的自留地里还有一份收入，谁不愿意呢？

用今天实际生活来说，你白天上着一份班，晚上还能做个兼职，这种两份收入的情况大家都想要。

但是时间长了之后，还有几个人想在人民公社参加劳动生产呢？自留地里产出全部归自己，兼职的活儿收益不用缴税，谁还会想干人民公社里的活儿呢？谁还会兢兢业业地上班呢？继续这样下去，人民公社自然会解体，谁都不是傻子。

有些人说这是人性使然，你违背人性就要失败。

这哪里是人性使然！

不过是因为我们没有资本主义几百年的原始积累，因为穷而导致我们不得不从地里从农民身上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

如果我们当时就能做到农民自己单干一天收入一元，加入人民公社干收入十元，哪个傻子才会愿意自己单干。

说到底还是因为我们底子薄，必须要经历原始积累的过程。

然而，我们要走工业化的道路，当时只能采取人民公社的经济制度，单靠单户农民单干，能给工业化提供多少投入呢？能给国防科研搞两弹一星多少费用呢？

我们确实可以鼓励鼓励农民单干，把大部分收益分给大家，但是这个政权靠什么来维护？这个牺牲了几千万英雄先烈的国家靠什么来保卫？

两次世界大战打的都是工业化，是一个工业化国家对另一个工业化国家的摧毁，这一点我们在抗日战争中深有体会。日本军队人数没有我们多，靠什么来弥补人数的差距？显然就是靠工业化之后的武器装备来弥补。

我们如果不完成工业化，那就意味着一旦发生战争，将有更多的生命牺牲。

我们的剩余价值不是靠剥削和侵略，而是靠我们从土地上辛勤劳动积累，将积累下来的剩余价值投入工业化建设，没有完成工业化之前，你用各种措施将人民公社解体，无疑就是在帮助西方敌对势力。

另一方面，在风调雨顺的时候，农民单干个人收益可能会高些，但是万一遇到灾年呢？怎么只想到好的时候，就不考虑坏的时候呢？一旦遇到洪涝和旱情，单户的农民能扛得住吗？

家家户户的地都被水淹了，要抗洪抢收，单靠单户家庭来得及吗？没有集体组织起来调动人员，调动抽水设备，分批流水化收割，单靠单户家庭，能将损失减少到最小？

旱情来的时候，村村地里都没有水，单靠单户家庭自己救灾？谁没事会买一个大功率的抽水机放在家里生锈？谁会买一大堆水管放在家里占着一大块地方以备旱情？

这些事情在集体里不算个事情，但是在遇到危机时，就能发挥极大的作用。

“三自一包”的结果还会导致两极分化，毕竟人与人之间存在个体差异，家庭与家庭之间也存在个体差异。

有的家庭人口多，劳动力多，自然在土地上的产出就多，收益也就多，慢慢就会变成富人。

有的家庭人口少，对应的收益也就少，慢慢就会变成穷人。

这时候富人对穷人说，你的地收益低，不如卖给我，我给你一笔钱，这样你的日子比现在好过。这时候穷人会有什么反应呢？

大多数人都是短视的，没有长远的眼光高，更不会考虑到未来，眼前的既得利益会让他们作出错误的判断，因此大多数人都会选择拿钱卖地。

然而，失去土地的农民，就等于自掘坟墓，没有土地的农民还能干什么呢？

手里那点钱终究是要用光的，而他们根本没有见识过资本主义是怎么运作的，因此即使手里有点钱，也会被资本主义洗劫一空。

如今的资本主义可以人为制造经济危机来收割别人的财富，增发货币就能让你手中的钱贬值，处于生态链底端的农民其实是扛不住的。

到那时候，没有了集体作为背后支撑的力量，农民的处境将会如何，或未可知，而我们又拿什么来保护他们呢？

在老人家眼里，资本主义玩的这些伎俩早就一清二楚，我们不能出击，难道我们还不能防御吗？因此，老人家在对待“三自一包”问题上的态度是坚决反对。

除了文化领域和经济领域的分歧之外，还有政治领域，前两大领域的分歧自然会反映在政治领域，因为其本质存在必然的联系。

三、政治领域的分歧。

政治领域的分歧也有不少，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主要矛盾问题，即是否承认阶级和阶级斗争。

一线领导认为，我们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各行各业的资本家都被改造了，他们不再剥削劳动人民，都是人民群众中的一员，因此就不存在阶级，没有阶级何来阶级斗争呢？

因此在四清运动中，一线领导认为是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交织，是四清和四不清的问题，不愿承认这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

但是，老人家不这么认为。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不等于阶级消失，只不过是改头换面而已，一旦我们的政策和工作中出现失误，他们就会以另一种新的面貌出现，变成新的剥削阶级。旧的剥削阶级消失了，不等于不会诞生新的剥削阶级，两者的形式不同，但本质未变。

实际上，以“信阳事件”为代表的地方干部，就形成了一个新的阶级，他们是扛着红旗反红旗的人，当着我们的干部，干的却是资产阶级的事情。这些人是少数人，占有了底层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这就是资产阶级的典型特征，怎么能将其视为人民内部矛盾呢？

不承认阶级的存在，又正好是资产阶级的主张，这就让老人家和一线领导在政治领域的分歧变成了不同的路线。

一线领导在四清中的实际操作不但引起了老人家的不满，而他们对老人家的态度也让老人家感到愤怒。

中央工作会议上，老人家被告知，会议不重要，就不要参加了。

但是中央工作会议他怎么能不参加呢？于是他坚持要参加。参加之后，一线领导又补了一句，参加可以，但不要发言了。

于是，第二天老人家拿着《党章》和《宪法》坐到会场上，一开场就声明。

第一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第二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大家说有人不让我参加会，也不让我讲话，对不对？

请你们回去也找《党章》和《宪法》看一下，那是讲民主自由的。不要犯法呀，自己通过的，又不遵守。

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如果算的话，那么有没有言论自由？准不准许我们和你们讲几句话？

我是党员，我是公民，你们一个不让我参加党的会议，违反党章，一个不让我发言，违反宪法。

可见当时老人家退居二线之后，处于一种什么地位？

老人家是党和军队及国家的缔造者，他在革命危难之时挽救了革命，没有他，我们能不能仅用28年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一个崭新的中国或未可知。

然而，公知还要污蔑老人家搞独裁，听起来真是可笑。

独裁者难道还要拿着《党章》和《宪法》为自己的发言权寻找依据？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公知也就骗骗那些不了解历史真相的人，而历史真相公知根本就不敢让大家知道。

翻看四清运动，我们可以看到，出问题的地方干部多是地主富农出生，而我们可以依靠的基层干部却有不少是文盲或半文盲，因此他们无法在关键岗位任职，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不断开展扫盲运动的原因之一。

如果你想了解过去那个时代的真相，请关注下一篇《扫盲运动：简化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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