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通俗小说绝大部分由民间坊肆刊印，今人韩锡铎、王清原《小说书坊录》收录自宋至清末民初小说书坊多达千余家，令人惊叹。而尤其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明清时期的书坊往往集刊印与销售于一身，换言之，它们既是出版社，同时又是书肆。譬如明代福建建阳余象斗，其身份为小说家、出版商、书肆老板，在他所刻小说上，常印有促销广告性质的文字，苦心营建书坊“双峰堂”的品牌形象。日本蓬左文阁藏《按鉴演义全像列国评林》，扉页有四行小字云：“《列国》一书，乃先族叔翁余邵鱼按鉴演义纂集。惟板一付，重刊数次，其板蒙旧。象斗校正重刻全像批评，以便海内君子一览。买者须认双峰堂为记，余文台识。”慈眼堂法库藏《京本增补校正全像忠义水浒志传评林》首叶上栏文曰：“《水浒》一书，坊间梓者纷纷，偏像者十余副，全像者止一家。前像板字中差讹，其板蒙旧，惟三槐堂一副，省诗去词，不便观诵。今双峰堂余子改正增评，有不便览者芟之，有漏者删之，内有失韵诗词歌削之，恐观者言其省漏，皆记上层。前后廿余卷，一画无差别，士子买者可认双峰堂为记。”再如大连图书馆藏乾隆五十六年(1791)自愧轩刻本《西湖拾遗》，封面镌有“杭城十五奎巷内玄妙观间壁青墙门内本衙发兑”双行牌记，可知自愧轩既刻小说，亦卖小说。这种情形直到清末民初尚未改变。北京琉璃厂的书肆曾刻印过许多书籍，其中小说戏曲的数量颇为可观，据孙殿起、雷梦水《记厂肆坊刊本书籍》统计有：

善成堂：《第一才子书》一百二十回，清毛宗岗撰，光绪间刊，朱批本。《南北宋志传》一百回，明玉茗堂批，光绪间刊。《西游真诠》一百回，清陈士斌撰，光绪间刊。

老二酉堂：《说岳全传》八卷八十回，清仁和钱彩锦文氏编次，永福金丰大有氏增订，光绪八年壬午重刊。一名《增订精忠演义全传》。

有益堂：《儿女英雄传》四十回，首回一卷，光绪十四年刊。

宝经堂：《绣像第一才子书》一百二十回，清毛宗岗撰，光绪间刊。

文光楼：《忠烈小五义传》一百二十四回，清石玉昆传，光绪十六年庚寅刊。《李公案奇闻初集》三十四回，原题惜红居士编纂，光绪刊。

二酉堂：《济公全传》二十回，原题西湖墨浪子偶拈，光绪庚中重刊。

文成堂：《绣像升仙传》八卷五十六回，原题倚云氏手著，光绪二十五年己亥孟夏重刊。

聚珍堂：《王希廉评红楼梦》百二十回，光绪二年丙子刊，木活字本。《红楼梦影》二十四回，光绪三年丁丑刊，木活字印本。《儿女英雄传》四十回，首回一卷，光绪四年戊寅刊，木活字本。《想当然耳》八卷，清安福邹钟乐生撰，光绪四年戊寅以木活字印本。《忠烈侠义传》百二十回，清石玉昆撰，光绪五年已卯刊，木活字本。一名《三侠五义》。《济公传》二十回，光绪□年刊，木活字本。《聊斋志异拾遗》□卷，光绪间刊，木活字本。《红楼梦赋》一卷，光绪间刊。

富晋书社：《新校注古本西厢记》六卷，民国十九年一月与东来阁书庄依明万历甲寅山阴朱朝鼎刊本同影印。

实际上，除刊刻、销售之外，民间坊肆还曾兼营租赁小说的业务，还曾组织、策划，甚至亲自动手编撰过通俗小说，一句话，坊肆几乎承担起了通俗小说流通的全部事宜。正因为如此，明清政府才屡屡将禁毁的主要矛头对准在坊肆身上，不仅明确颁令“不准开设小说坊肆，违者将开设坊肆之人，以违制论”，而且几乎每道禁令均有“示仰各书铺税书铺人等知悉”、“示仰各书坊肆，并有一等专赁淫词小说书铺及外来书估，苏城内外画铺古董铺人等知悉”之类针对性的语词。道光十七年(1837)，苏州地方政府颁令禁书，十月十二日，苏州书业堂、扫叶山房、酉山堂、兴贤堂、文渊堂、桐石山房、文林堂、三味堂、步月楼等65家书肆被迫响应，在邑庙订立《公禁淫书议单条约》，规定“凡有应禁淫书板本，各坊自行检出赴局呈缴，照议领价”；“外省书友来苏兑换者，先将捆单交崇德书院司月查明，如有应禁书籍，即行交局销毁”；“大新板每块一百文，大旧板每块七十文，片头新板每块八十文，片新板每块六十文，旧板每块五十文，滩头小片每块二十文，唱本板每板三十文，书本照批价洋银对扣，倘有模糊不全者，照数减半，抄本每十页五文，每页以四百字为准”云云。从上述内容可知，坊肆不但藏有极其丰富的小说书板、刊本及抄本，还常常通过书肆间的交流协作，将小说行销各地，所有这些，都大大促进了通俗小说的流通与传播。

如果说明清时期的通俗小说，更多还只是一种娱乐性文学读物的话，那么到了民国以后，随着其社会地位、文学地位的提高，通俗小说逐渐被摆上了学者的书桌，成为研究之对象与资料。但是“这一类‘不登大雅之堂，的古书，在图书馆里是不大有的”，要进行研究，首先必须自己去搜访文本。因此，一些著名的小说研究者，诸如马廉、孙楷第、郑振铎、阿英、周越然、赵景深、胡士莹、陈汝衡等等，同时也都是通俗小说的收藏家。综观他们的收藏经历，我们不难发现：通过书肆苦心收罗乃是其共同的、也是最为重要的手段。这里，不妨稍举几个例子：

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室藏马廉稿本《不登大雅文库书目》，收录了马氏所藏古代通俗小说208部，其中有不少注明了所购书肆的名称，据笔者统计，购自“来薰阁”者共有18部：《比目鱼》、《海游记》、《霞笺记》、《定鼎奇闻》、《闹青楼》、《写真幻》、《续四才子书凤凰池》、《竹闲堂新编小史警寤钟》、《新编风流和尚》、《新刻痴婆子传》、《二续金瓶梅》、《贪欢报》、《三遂平妖传》、《十二笑》、《西湖二集》、《二刻醒世恒言前后集》、《小野新编催晓梦》、《小说奇言》。购自“九经”者有8部：《新编宿花心》、《续金瓶梅》、《蜃楼志》、《新镌绣像小说贪欣误》、《再求凤传意外缘》、《新编桃花艳史》、《前七国孙庞演义后七国乐田演义》、《新镌重订出像注释通俗演义东西两晋志传题评》。购自“保萃”者有3部：《虎丘花畔逸史花阵奇》(即《女开科传》)、《儿女英雄传评话》、《新刊按鉴编集二十四帝通俗演义全汉志传》。购自“文友”者有3部：《醒世恒言》、《警世通言》、《型世奇观三刻拍案惊奇》。购自“带经”者有《采花心》。购自“瑞文”者有《石点头》。购自“文禄”者有《青琐高议》。购自“述古”者有《绣谷春容》。购自“遽雅斋”者有《新镌古本批评绣像三世报隔帘花影》。购自“文萃”者有《笔耕山房弁而钗》。购自“保古”者有《红楼梦》。合计39部，约占了总数的18.4％。

郑振铎《西谛书目》著录通俗小说682种，堪称小说收藏之冠。而从《西谛书话》的有关记载来看，这些小说，多半也是购自林林总总的南北书肆。热衷于古籍收藏的郑振铎与各地书肆均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他在《求书日录》中写道：“我所接见的全是些书贾们，从绝早的早晨到上了灯的晚间，除了到暨大授课的时间以外，我的时间全耗于接待他们，和他们应付着，周旋着。我还不曾早餐，他们已经来了。他们带了消息来，他们带了‘头本’来，他们来借款，他们来算帐。我为了求书，不能不一一的款待他们。有的来自杭州，有的来自苏州，有的来自徽州，有的来自绍兴、宁波，有的来自平、津，最多的当然是本地的人。”其中有赫赫有名的来青阁书肆老板杨寿祺、中国书店老板郭石麟、抱经堂书肆老板朱遂翔、富晋书社主人王富晋等等，正是通过这些书贾的四处搜访，郑振铎才能时有所获。上海被日本侵占以后，郑振铎只身在“孤岛”中为抢救国家典籍文化而拼搏奋战、呕心沥血，成绩卓著，不过，倘若离开了无数大小书贾的帮助，恐怕也将力不从心。在这段艰难的岁月里，他的小说收藏日见丰厚，1940年1月18日，郑振铎在日记中云：“午餐后，回家整理小说书。大致已完毕，共凡九箱，普通本子的小说已经应有尽有，惟‘善本，尚不甚多耳。”多年以后，他回想自己手藏通俗小说的经历，不无感慨地说：“常与亡友马隅卿先生相见，他是在北方搜集小说、戏曲和弹词、鼓词等书的，取书共赏，相视而笑，莫逆于心，颇有‘空谷足音’之感。其后，注意这类书者渐多，继且成为‘时尚’，我便很少花时问再去收集它们了。但也间有所得。坊友们往往留以待我，其情可感。遂也不时购获若干。”对书友及书贾的感念溢于言表。

其他小说收藏、研究者的购书经历也与马、郑两人相仿佛：譬如阿英曾穿梭于上海(西门、城隍庙)、苏州、浙东等地的古旧书肆中，寻觅他所钟情的通俗小说，他与书贾的联系也十分紧密，特别是杭州书肆松泉阁主人王松泉，专替阿英收集“晚清资料和戏曲小说”，1936年，阿英从余姚卢氏家中一举购得小说600多册，功劳更应全部归于王松泉。譬如以收藏明清艳情小说而蜚声旧上海的周越然，亦曾流连忘返于中国书店、来青阁、蟑隐庐、汉文渊、积学斋、富晋、忠厚、受古等书肆冷摊，终于淘得《姑妄言》、《素娥篇》、《空空幻》、《桃花庵》等海内孤本小说。譬如说书史研究专家陈汝衡所著《说苑珍闻》，提及不少珍藏稀见小说(如民国四年国学维持社本《扬州梦》、铅字排印本小说《醒世小说》等)，其来源亦多为古旧书肆。类似的书林掌故甚多，不赘举，在整个小说传播、收藏过程中，南北书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乃是不争的事实。

三、近代书肆营业书目所见通俗小说

书肆编订营业性书目的做法，明清时期便已有之，譬如明代刻书中心福建建宁地区，就曾编有《建宁书坊书目》。刻书家余象斗则在《新锓朱状元芸窗汇辑百大家评注史记品萃》(1591)中，自列书目一份，辑录了他已刻及将刻之书60多种。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刑科给事中刘楷奏：“臣见一二书肆刊单出赁小说，上列一百五十余种，多不经之语，诲淫之书，贩买于一二小店如此，其余尚不知几何。”明清两代活跃于江浙地区的湖州书船，贩书时亦多备有书目，等等。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建宁书坊书目》仅见存于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史部·簿录类”，有名而无实；余象斗开列之书均为科举图书，未录一部小说作品；刘楷所云小说租赁铺的书目，尽管篇目多达150种，然无一传世，难窥其详；至于湖州书船书目，虽然可以推测乌程小说家凌漾初之《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等小说，极有可能被他的晟舍乡亲列入书目，但由于至今未曾发现过一份书船书目，这种推测的可靠性亦无法保证。总之，因为文献资料的匮乏，明清书肆营业书目与通俗小说的关系，目前尚难作出更为深入的研究。

至清末时期，通俗小说的社会地位获得较大提升，出版、销售小说已不再是件非法或见不得人的事情，而是可以名利双收的美差，南北书肆也不再像余象斗那样，明明刊刻了许多通俗小说，却不敢理直气壮地列入自家的书目。于是，通俗小说之名屡屡见诸各书肆之营业书目。譬如光绪三年(1877)尊闻阁主《申报馆书目》，其“申报馆新印书籍总目·章回小说类”收录《儒林外史》、《红楼梦补》、《西游补》、《水浒后传》、《快心编》、《林兰香》等6部通俗小说。光绪五年(1879)缕馨仙史编成《申报馆书目续编》，“小说类”著录《台湾外纪》、《女才子》、《雪月梅》、《青楼梦》、《何典》等5部通俗小说，标明册数及售价。再如宣统元年(1909)上海科学书局《各种木版书目提要》，这是目前所知较早大规模收录通俗小说的书肆营业书目，分类庞杂，末为“小说传奇笔记游记”，著录通俗小说凡92部：

《镜花缘》、《万花楼》、《七侠五义》、《小五义》、《续小五义》、《祷杌闲评》、《岭南逸史》、《圣朝鼎盛》(即《万年青》)、《七剑十三侠》、《五虎平西南》、《荡平奇妖传》、《草木春秋》、《英烈传》、《雪月梅》、《封神演义》(卓批)、《后西游记》、《龙图公案》(《包孝肃公百断》)、《海公大红袍》、《精忠说岳传》、《觉世十二楼》、《粉妆楼》、《九种奇情听月楼》、《韩湘子》(即《九度文公》)、《麟儿报》、《双凤奇缘》、《七国志》(即《孙庞演义》)、《醉菩提》、《结水浒传》(即《后五才子》)、《儒林外史》、《清史演义》、《正续儿女英雄传》、《花月痕》、《绘芳录》、《女仙外史》、《绮楼重梦》、《五剑十八义》、《金台传》、《前后三门街》、《回銮始末记》(即《西巡大事记》)、《汉宋奇书》、《四游合传》、《罗通扫北》、《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蝴蝶媒传》、《禅真逸史》、《海上百花趣乐》(即《花列传》)、《永庆升平传》、《白牡丹》、《前后七星六煞》、《仙卜午缘》、《铁冠图》、《刘公案》、《英雄大八义》、《英雄小八义》、《廿四史通俗演义》、《施公案》(《百断奇闻》)、《彭公案》、《济公传》、《东西汉》、《拍案惊奇》、《宋太祖三下南唐》、《第一才子书》(即《三国志》)、《第二才子书》(即《好逑传》)、《第三才子书》(即《双关奇缘》)、《第四才子书》(即《平山冷燕》)、《第五才子书》(即《水浒》)、《第六才子书》(即《西厢记》)、《第七才子书》(即《琵琶记》)、《第八才子书》(即《白圭志》)、《第九才子书》(即《捉鬼传钟馗记》)、《第十才子书》(即《一笑缘》)、《东西晋》(即《后三国志》)、《锋剑春秋》(即《后列国志》)、《隋唐志》(李赞单编)、《薛刚反唐传》、《说唐传》、《五代残唐》、《南宋飞龙传》、《北宋杨家将》、《奇情雅趣》、《西游记》、《今古奇闻》、《仙侠五花剑》、《西湖佳话》、《五女兴唐》、《青楼梦》、《东周列国》、《游江南》。

民国以后，南北书肆印行营业书目十分普遍，这一现象与旧书业实行明码标价制，推出函售服务的改革有关。南北书肆中究竟哪一家率先实行此项改革，今已难确考。光绪、宣统时期的《申报馆书目续编》(1879)及《商务印书馆书目提要》(1909)，所录诸书已均标明册数及售价。而在推行过程中，上海的两个著名书肆——古书流通处与中国书店，则起了比较重要的示范作用。朱遂翔《杭州旧书业回忆录》称：“民国五年(1916)，上海有古书流通处之创设，主人为海盐陈立炎，颇有阅历。初出书目，但无订价，仍以讨价还价之方式行之；至第二期书目，各书始有定价，凡同行或熟人及图书馆向购可打九折，门市则无折扣。”而陈乃乾《上海书林梦忆录》则云：“自中国书店目录标明定价后，力求与外埠主顾通信交易，嗣后来青阁、抱经堂等继起效仿，渐次造成通信交易之习惯。”此后，刊印书目、标明价格、允诺折扣，成了各地书肆惯用的经营手段，所谓“每有所得，随时印送书目，刊登广告，以备四方顾客之采择”。这样的改革措施，不仅极大地促进了南北典籍的流通，也使书肆取得了很好的经济实效。抱经堂老板朱遂翔称：“杭州出书目最早者，为余之抱经堂书局，开始即逐部标明售价，以示毋欺”，“数年后营业蒸蒸日上”，“各同业以利之所在，亦皆纷出书目，从事竞争”；而在上海方面，“以蟫隐庐及中国所出之书目为最好，且最完备，每年出一次，日本人购者为多。富晋书社及来青阁等书店以先后继起，发刊书目；而彼时之北京书目，都不肯南寄，因定价较高，恐南来购书受其影响也。自此以后，南北书店皆有书目，亦皆有定价，其价格率互相参考而订定之”。

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如此众多的书肆营业书目中，古代通俗小说已经牢牢占据了一席之地，下面，仅就笔者所见稍举若干例：

1．《食旧廛书目》(1914)“子部”录通俗小说《醉菩提》、《水石缘》。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馆藏。

2．《千顷堂书局木版书目录》(1915)，录《详注燕山外史》、《阅微草堂笔记》，标明册数及售价。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馆藏。

3．《山东省官书局书目》(封面印有“武进谢利恒先生之书其子琏穗珊临等保有之民国十年”，则至少应编定于1921年之前)“杂学类”收录通俗小说70余种，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4．《中国书店书目77(1926)“集部”录通俗小说14种，标明卷回数、册数及售价。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馆藏。

5．《北京直隶书局旧书目》(1926)“通行书籍类”录《儒林外史》，标明册数及售价。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馆藏。

6．《抱经堂书目》(1929)，“子部”文言之后录通俗小说30种，标明卷回数、册数及售价。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馆藏。

7．《上海广益书局图书目录》(总发行所：上海棋盘街509—510号，河南路英租界。分设：北京、汉口、长沙、天津、开封、广州)“小说部”录通俗小说160余种。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馆藏。

8．1931年11月，富晋书社收购扬州吴氏测海楼藏书后，编印《扬州吴氏测海楼藏书目录》，录通俗小说82种，标明版本、册数及售价。

9．《来青阁书目》(1933)“集部”录通俗小说33部，标明册数、售价。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10．《受古书店旧书目》(1934)“总集”录通俗小说45部，标明版本、册数及售价。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11．《通学斋书目》(1935)“子部·小说家”录通俗小说45部，标明册数、版本及售价。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12．《来青阁书庄大廉价书目》(1936)“集部”录通俗小说24部，标明册数、版本及售价。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13．通学斋主人孙殿起《贩书偶记》(1936)“子部·小说家·演义”录通俗小说19部，标明作者、版本及回卷数。中华书局1959年重印本。

14．《来青阁临时书目》(1940)“集部”录通俗小说33部，标明册数、版本及售价。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15．《抱经堂书局上海分局旧书目录》(1942)“子部”录通俗小说38部，“补遗”录3部，注明纸张、册数及售价。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16．《杭州抱经堂书局总店旧书目录》(1942)“子部”录通俗小说55部。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事实上，书肆营业书目著录通俗小说，并不仅仅是书商的促销行为，我们认为，它至少具有这样三个层面的特殊意义：

其一，为急于收集小说文本的收藏家和研究者提供购书便利，促进了通俗小说的流通与传播。郑振铎先生爱好购藏小说戏曲，这是书肆中人熟知的事情，所以一旦收到新的小说书籍，书贾们或亲自送货上门，或将营业书目寄上，供其选购，就连“杭州诸肆亦每寄临时目录来”，都希望能与这个大买主保持良好的关系。在兵荒马乱的岁月，郑振铎先生以一人之力，能购藏通俗小说达680余种，其中依赖各地书贾及书肆营业书目之处者亦多矣。周越然曾在书话《幸运》中，记载了一次利用书肆营业书目购书的经历，他购小说书多年，“最难得的秘本，

倒是分量不大的《痴婆子传》和《灯草和尚》两种”，久觅不得，忽于1941年11月7日清晨，收到杭州某书铺寄到的书目，其中竟然恰好有此二书，周大喜过望，即去快信购下，正是得来全不费工夫。类似的故事在今天看来，或许颇有传奇性，但在书肆书目盛行的民国时期，实在普通至极。

其二，为后世保存了极其难得的通俗小说书目史料，这恐怕是当年的书肆老板们也不曾想到的。自晚清至今，百余年的天灾人祸、沧桑变幻，古籍经受了许多磨难，毁损严重，很多昔日插架于南北书肆之中的典籍，今已烟消云散，不知踪迹，通俗小说自亦不例外。而值得庆幸的是，若干小说篇目却赖书肆营业书目留存下来，即便只是一鳞半爪，也弥显珍贵。我们曾从有关书肆营业书目中，考得若干失载于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江苏社科院《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大蟓秀高《增补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及石昌渝主编《中国古代小说总目·白话卷》诸书的稀见通俗小说，譬如：

1．《济颠小说》，不分卷，一册，残存一至四十四页，无序目，不题撰人，约清乾隆年间刊本，与目前所见的几部济公小说均不同。见《珍本善本书目》，上海古籍书店1959年油印本。

2．《说夏中兴传》，又名《少康中兴传》，八十回，十二册，清嘉庆稿本，题“红白散人撰”，有嘉庆九年(1804)红白散人自序，嘉庆十年(1805)景陈序，云“陈丈父执也，吾吴名诸生”，知作者姓陈。另有苕溪渴睡汉序。见《珍本善本书目》第二编，上海古籍书店1961年编。

3．《错中错》，二卷，竹纸八册，清周道昌撰，道光怀清堂刻本。见《中国书店三十年所收善本书目》“集部。小说类”，中国书店1982年编。

4．《新编香阁艳史》，四卷十二回，竹纸三册，题“酌月轩编次”，醒世书屋藏板，内容不详，从书名看，盖为艳情小说。见《中国书店三十年所收善本书目》“集部·小说类”，中国书店1982年编。

5．《新编宿世良缘》，四卷十二回，竹纸两册，题“乐善主人编”，积德堂藏板。见《中国书店三十年所收善本书目》“集部·小说类”，中国书店1982年编。

6．《巫山奇遇》，二卷，竹纸二册，题“广野居士编”，抄本。见《中国书店三十年所收善本书目》“集部·小说类”，中国书店1982年编。

7．《海上近闻》，凡八卷一册，清光绪抄本，系神怪小说，光绪年间吴县钱国录。见《珍本善本书目》第三编，上海古籍书店1961年。

8．《海上花天酒地传》，内容或演旧上海风月故事。光绪白纸石印袖珍本，凡四本，售价三元。见《杭州抱经堂书局总店旧书目录》(1942)，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按：著名小说收藏家胡士莹先生曾藏有此小说，木刻本，二册，标价一元六角，见《胡宛春藏书目录》(抄本)。另晚清此类题材的小说颇多，有《海上名妓四大金刚奇书》、《海上百花趣乐演义》等，未知与此书之关系。

9．《回銮始末记》，又名《西巡大事记》，内容不详，见上海科学书局《各种目版书目提要》(1909)“小说传奇笔记游记”，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10．《前后七星六煞》，内容不详，见上海科学书局《各种目版书目提要》(1909)“小说传奇笔记游记”，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11．《绘图拳匪纪略》，内容或叙义和团之事，售价为三角，见《上海广益书局图书目录》(未署年月)“小说部”，上海辞书出版社藏书室藏。另上海科学书局《各种目版书目提要》(1909)“小说传奇笔记游记”亦曾著录。

12．《兴清传》，内容不详凡四本，见《山东全省官书局书目》(编订于1921年之前)“杂学类”，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13．《绘图四淫齐》，内容未详，售价为一角，见《上海广益书局图书目录》(未署年月)“小说部”，上海辞书出版社藏书室藏。

14．《绘图六月雪》，内容未详。售价为三角，见《上海广益书局图书目录》(未署年月)“小说部”，上海辞书出版社藏书室藏；另《山东全省官书局书目》(编订于1921年之前)“杂学类”亦著录，凡八本。按：阿英《晚清小说目》录有静观子《六月霜》，十二回，宣统三年(1911)改良小说社刊印，二册。未知两书有无关系。

15．《图象新撰五剑十八义前后传》，四册，上海广益书局石印本，见《山东省图书馆藏古籍书目》第八种“文学艺术”第一辑“小说·说部”，1958年该馆铅印本。另上海科学书局《各种木版书目提要》(1909)“小说传奇笔记游记”亦录《五剑十八义》。《上海广益书局图书目录》(未署年月，藏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馆)“小说部”录作《绘图五剑十八义》，标价为三角。

16．《忠节全传》，十六卷，四本一函，木板，当时售价大洋三角，作者、内容未详。载《扬州吴氏测海楼藏书目录》“小说类”，1931年富晋书社出版。

另外，在书肆的营业书目中，也保存着不少通俗小说的版本资料。譬如胡士莹先生《(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补》就曾根据《屯溪旧书店书目》、《北平保古斋书目》等书增补了小说的稀见版本17种：八卷本《列国志传》、明末刊本《镇海春秋》、明长春阁藏版《后七国志乐田演义》、明种德堂刊本《新锲京本通俗演义按鉴全像三国志传》、明建阳书林刊本《二刻按鉴演义全像英雄三国志传》、明末刊本《新刻汤学士校正古本按鉴演义通俗三国志传》、明书林余应诏重刊本《全像演义皇明英烈志传》、康熙写刊本《都是幻》、康熙写刊本《豆棚闲话》、明末刊本《龙图公案》、明书林景生杨文高刊本《新刻京本通俗演义增像包龙图判百家公案全传》、康熙写刊本《赛花铃》、康熙刊本《人月园》、康熙写刊《笔梨园》、明建阳刊本《全像封神传》、明末凌氏刊本《二刻英雄谱》；乾隆九如堂刊本《西游证道书》。

其三，为通俗小说书目学研究提供了极有价值的资料。一些较早收录通俗小说的书肆营业书目，譬如《申报馆书目》(1877)、上海科学书局《各种木版书目录》(1909)、《上海广益书局图书目录》、富晋书社《扬州吴氏测海楼藏书目录》等，已成为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1932)问世之前十分重要的几份通俗小说书目。不仅如此，书肆营业书目在“子部·小说”或“集部·通俗小说”著录通俗小说，也为目录学界探索通俗小说著录的合理位置进行了可贵的尝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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