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蒋介石的心腹，吴国桢位高权重，在败退之际，被蒋介石任命为台湾省主席，充当台湾和美国的中间人。

可等蒋介石在台湾扎下根来，吴国桢却成为了蒋介石极想除去的大患，甚至派出特务，对吴国桢的车子做手脚，造成车祸身亡的假象。

横亘在吴国桢和蒋介石二人之间的隔阂究竟是什么？让这二人最终分道扬镳呢？

吴国桢是何方人士

吴国桢，1903年生于湖北建始县。自小被乡人称为神童在世，9岁就考入了天津南开中学，比周恩来低一年级。

周恩来长吴国桢五岁，却愿意和他拜为兄弟。说起来，两人的相识还是源自一条灯谜。

1915年，南开中学的壁报上出了一则以孟子的名言作为灯谜。

灯谜上说：“犹兽之走圹也，打一名词。”谜底是“田径赛。”

乍一看，像是那么回事，其实斟酌一番，就会觉得这条谜底有些牵强，更有运动员认为这是拐着弯骂人。

事情在学校不断发酵，参加田径赛的运动员、吴国桢的哥哥吴国柄更是要求学校要查明幕后黑手。

发布灯谜的周恩来主动站了出来，承认自己考虑不周，还亲自到吴国柄的宿舍道歉，没想到正好碰到了吴国桢正在写日记，周恩来就指点了几下，并将部分篇章登到自己的会刊上。

从此，吴国桢在南开也变得小有名气，文笔有了很大的提高，后来二人更是结为异姓兄弟。

只是后来，二人同窗不同路，走上了相反的道路。

吴国桢从南开中学毕业后，考入了清华大学，1920年又前往美国留学，先后就读于格林内尔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荣获了政治学博士学位。

在美国留学的日子，吴国桢和宋美龄、宋子文交好。

回国后，凭借着这层关系，吴国桢在1932年来到蒋介石身边，任侍从室秘书，迅速成为蒋介石眼前炙手可热的人物。

蒋介石也将吴国桢视为心腹，一路提拔吴国桢为汉口市长、重庆市长、外交部次长等要职。

吴国桢被蒋介石看重自然有自己的考虑，大致有三个原因：

1.吴国桢毕业于美国高等大学，结识了许多美国政治界的要员、和美国文化界也有密切的交往。这些人脉资源可以帮助蒋介石获得美国援助。

2.吴国桢为人坚贞不屈，有着中国自古以来士大夫“威武不能屈”的传统精神。在为蒋介石效命期间，从不结党营私，对蒋介石也是忠贞不二。

3.个人能力的确出色，既对中国古代政治逻辑有着很深的见解。1926年，吴国桢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毕业论文就是《中国古代政治理论》，获得学界的一致认可。又对当时的世界大势有着清晰的认识，做事讲究实效，令出必行。

可以说吴国桢是国民党少有的不说空话、相对清廉的实干家。

蒋介石更是在1946年5月，将上海这个当时几乎是最重要的城市交到了吴国桢的手里。

可没想到，这也成为蒋介石和吴国桢不和的开始。

不和的根源

吴国桢和蒋介石不和，从表面上看，是由于在上海的反腐治理问题上的分歧，实质上却是权力的延续性问题。

问题的导火索，简而言之，就是蒋经国的“上海打虎”。

在1948年8月，蒋介石听从王云五等人的建议，制定了一个以“币制改革”和“限价政策”为中心的“经济紧急处置方案”。

可以说，这只是权力倾覆时的惺惺作态，即便施展何种改革措施，也不过是表面功夫。

蒋经国到上海后，依仗父亲的权力，将自己看作是“钦差大臣”，强行收购民间的黄金、白银和外汇。

在上海的举措，就肯定要触及到吴国桢，毕竟吴国桢还是上海市合法的市长。

再者，吴国桢留学北美，其经济主张是自由、放任的市场商品经济。

他从经济观点出发，认为采取高压手段，无助于解决经济问题，反而会损害小商小贩的利益。

吴国桢甚至还跑到南京，面见蒋介石，剖析利害。

然而，彼时的蒋介石是病急乱投医，前线战场的失利让他顾不得许多，吴国桢的建议也就石沉大海。

蒋经国打虎失败，愤愤然离开了上海，他将这笔账算到了吴国桢的头上，认为是吴市长故意从中捣乱，二人就此结下了梁子。

龟缩台湾后，吴国桢仍旧没有和蒋经国冰释前嫌，反而越闹越凶，反对蒋经国在台湾施行的特务制度。

国民党特务制度是一种超越法律的秘密权力统治，是蒋介石个人专制权力观念的延续。

1949年7月，蒋介石在高雄决定，设立“政治行动委员会”，蒋经国是骨干成员，肩负的任务是“统一所有情报工作，并使之充实化。”

蒋经国领导下的情报机关严厉清查“匪谍”，造成了许多冤案，搞得台湾百姓惶惶不可终日。

吴国桢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反对滥捕。

作为省主席，吴国桢多次不批准行政公文，经常用笔画上大叉。

他对蒋介石说：“特务不经收集证据，胡乱抓人，这么猖狂，迟早会毁了台湾。非要改革不可。任何机构如不通过保安司令部，禁止随意抓人，逮捕十四天之后，法院不定罪，就要将其释放。”

爱记录生活的蒋介石非但不听，还在日记本上写道：“国祯对逮捕匪谍之观念错误须加以纠正。”

当时，台湾一家名叫“火柴”的电影制片公司拍摄了一部对蒋介石极不恭谨的影片《民国四十年》。

蒋经国知晓后，就立即上前抓人。

吴国桢却认为证据不足，他怒气满满，来到蒋经国的办公室，说：“担任省主席兼保安司令的，是你还是我？”

蒋介石不想儿子和心腹关系闹得太僵，就采取了和稀泥的方法：只罚款，不抓人。

但是多年以后，蒋介石的日记档案资料曝光后，却记载：“此种罪证确实之通匪资敌案而犹言无证，不知其何心意耶？”

如果日记反映的是蒋介石内心真实的想法，那蒋介石倒也真有一副“阴阳脸”了。

丢失的汽车螺帽

吴国桢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是和美国的外交政策息息相关，美国政府和蒋介石的关系紧密，吴国桢就越可有可无，美国政府和蒋介石的关系疏远，吴国桢的处境就举足轻重。

1952年11月，艾森豪威尔出任美国总统，对台湾地区的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开始全力支持蒋介石。

这对于吴国桢个人的命运不仅起不到积极的作用，相反还危及到吴国桢的个人生命。

这时，蒋介石认为不需要吴国桢这个亲美派来装点门面了，混迹官场多年的吴国桢也不是无能之辈，早早意识到这点，想着“急流勇退”。

来年的4月10日，吴国桢以治病为由，请求辞去了省主席的职务，前往日月潭休养。

可万万没想到的是，他低估了蒋介石的狠辣手段。

蒋介石看到吴国桢的报告，十分反感，心想：

“他果然要与我决裂了，在政府任职多年，知道许多内幕，如果出去后，揭露台湾政坛的内部，如何了得。留在台湾也是个碍眼的家伙，捕入用过去的老办法，将他除掉，一劳永逸。”

当时，宋美龄正在美国访问，得知此事后，立刻飞回台湾，三次和吴国桢通话，试图说服他留下。

一天，蒋介石的副秘书长黄伯度打来电话，说蒋氏夫妇要请吴国桢到阳明山游玩。第二天见面，蒋介石对吴国桢十分热情，好似政见都平白无故消失一般，并且还留吴国桢住了一夜。

接着，蒋介石派特务骗走了吴国桢的司机简火山，另派一个司机送他下山。

车子开出不久，吴国桢的妻子黄卓群腹泻难忍，只好停下车，随处找到一家百姓家中方便。

等吴国桢夫妇回到汽车旁，发现司机的脸都吓白了。

一问才知道，原来三个车轮的螺丝都被人拧掉，如果不是黄卓群突感不适，汽车开到山间的转弯处，车轮必然会脱离车身，吴国桢也定会粉身碎骨。

谁是螺帽事件的主谋？是蒋介石？还是蒋经国？现在没有一个确定的说法。

唯一确定的是吴国桢回到台北，就立即致函蒋介石，特意引用“臣罪当诛，天王圣明”的古语，末尾还要询问：“阁下，你能怜悯忠实的仆人吗？”

从信中的内容，大致可以推断，至少在吴国桢的内心中，蒋介石就是幕后的元凶。不过有一说一，蒋介石也未必想除去吴国桢。

为什么蒋介石会换司机，又为什么螺帽会巧合的被司机发现？大概蒋介石此举，只是想给吴国桢一个警告，让他不要乱说话。

为了预留后事，吴国桢也不得不做好一切准备。

1953年的4月19日，吴国桢到合众社记者阿瑟·戈尔的家中，交给他三封信。一封是给霍华德报系的罗伊·霍华德，一封是给魏德迈将军，一封是给《芝加哥论坛报》的罗伯特。

吴国桢还对阿瑟说：“如果我今后发生不幸，你务必将全部内容都告知这三位先生。”

吴国桢还说：“所述的一切，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蒋介石见到吴国桢的来信言辞卑微，也不想闹得沸沸扬扬，就不再对吴国桢步步紧逼。

5月底，吴国桢和黄卓群搭上了前往美国的飞机，张群、王宠慧等人前来送行，并赠给他一件礼物——曾国藩的手书对联一幅，写着：“水宽山远烟霞回；天澹云闲今古同。”

可没曾想，吴国桢到了美国，就开始发泄对蒋介石的不满，说蒋介石在台湾，“民主”是假，“集权”是实，以及“人权无保障”，“言论不自由”和“思想控制”六大过失。

这让蒋介石气愤不已，怒骂其“实为汪精卫所不及”，什么难听的就说出来了，还斥骂吴国桢为“人猿”。

最后双方的骂战，经美国亲台人士柯克的调解，才互相停笔，结束了这场鸡飞狗跳的闹剧。

结语：

值得多说的是，1982年冬，吴国桢的女婿从大陆回到美国，带回一张吴国桢和周恩来在南开中学时，结拜兄弟的照片。

吴国桢这时也垂垂老矣，一时百感交集，回顾亡兄，信手写了一手词：

“七十年事，今又目睹；约为兄弟，后乃异主；龙腾虎变，风风雨雨；趋途虽殊，旨同匡辅；我志未酬，君化洒土；人生无常，泪断沙埔。”

1984年，邓大姐还想通过杜建时邀请吴国桢夫妇回国观光，吴国桢也允诺前往，只是在6月，因病去世，没能踏上祖国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