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时机很重要。

如果老百姓对国家还存有希望，反腐就正是时候，国运就一定转好。

如果老百姓对国家已普遍失望，积重难返，反腐也没用，有可能加速灭亡。

1、先秦时期的商鞍反腐，切断了官家子弟的后路。

很多人只知道商鞍变法，却不知道商鞍的变法内容中，反腐也是重要工作。

比如，商鞍废除了旧世卿世禄制， 奖励军功，颁布按军功赏赐的二十等爵制度，就是反腐的重要条款。

在商鞍变法以前，秦国官员都是世袭制，老子当官，儿子继承，一代传一代，这不仅仅是腐败，而且腐败透顶，除了官家子弟，其他人根本没机会。商鞍的奖励军功制度就不同了，只要在战场上立了功，就可以升官。这不仅给了普通老百姓机会，也一举掐断了官家子弟的后路，所以商鞍才落得悲惨的下场。

但是秦国却因为商鞍的反腐运动，国力大振，并长期保持，直至130多年后，消灭六国，一统江山。

2、宋真宗赵恒反腐，史称“中国皇帝反腐倡廉第一人”。

宋真宗为了巩固赵家的江山，在他的任期内，大力开展了反腐倡廉工作。

首先，颁布了告诫百官《文武七条》：一是清心，要平心待物，不为自己的喜怒爱憎而左右政事。二是奉公，要公平正直，自身廉洁。三是修德，要以德服人，而不是以势压人。四是务实，不要贪图虚名。五是明察，要勤于体察民情，不要苛税和刑罚不公正。六是勤课，要勤于政事和农桑之务。七是革弊，要努力革除各种弊端。

其次，建立了一整套严谨有效的官员选拔任用制度。

第三，在吏部建立官员档案，完善官员休假制度。

第四，建立了一套监察官员的渎职惩处制度、选拔的标准和职务回避制度。

宋真宗的反腐工作最得了良好效果，使北宋经济繁荣，边贸红火，贡赋通达，税收富足，经济总量占世界的80%。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描绘的就是北宋时期的清明盛世。

3、唐太宗李世民反腐，创建了中国上最强盛的“贞观王朝”。

唐太宗李世民，他的反腐主要经验，是听取宰相魏徵的各方面意见，筑牢思想防线，拒腐防变，严格自律，认真做好皇帝的领导带头作用。

宰相魏徵，作为中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谏臣，不仅帮助了唐太宗的个人拒进步，也直接推动了国家的进步。

通过一帝一相的共同努力下，大唐帝国的官员们一心为公，吏佐各安本分，滥用职权和贪污渎职的现象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社会治理，居然达到了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的程度。

630年，全国判处死刑的囚犯，只有29人。

直到贞观十七年（643年）魏征去世，唐太宗李世民因为失去了监督，开始犯起了自由主义的错误，直接导致贞观十七年成为贞观王朝的分水岭：

贞观十七年之前是“贞观之治”的上升期，贞观十七年之后，则是“贞观之治”的下降期。

无论怎么说，唐太宗李世民的反腐自律，为大唐王朝300多年国运，奠定了良好基础。

4、明太祖朱元璋反腐，中国历史上反腐措施最铁血的皇帝。

明太祖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反腐措施最激烈的皇帝。

从洪武四年到洪武十八年，他在全国范围内多次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腐败运动。如洪武四年(1371)甄别天下官吏，八年(1375)的空印案，十八年(1385)的郭桓案，声势都极浩大。其中，尤其是空印案与郭桓案的规模最大，两案连坐被冤杀的达七、八万人。郭桓案，“自六部左右侍郎下皆死，赃七百万，词连直省诸官吏，系死者数万人。核赃所寄遍天下，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

据估计，朱元璋在反腐过程中杀掉的官吏，在十万到十五万名之间，数量非常庞大。

《草木子》说，明太祖规定，地方官贪污受贿六十两以上，就要在土地庙前剥下皮来，里面填上草，放在官府大堂的公座边上，以提醒下任官员不要贪污。

“明祖严于吏治，凡守令贪污者，赃至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府州县卫之左，特立一庙，以祀土地，为剥皮之场，名曰皮场庙。官府公座旁，各悬一剥皮实草之袋，使之触目惊心。”

可以想象，一个政府官员到新岗位报到，走进办公室，看到座位旁边竖着一个人皮玩偶，这个场景，是不是毛骨悚然？

朱元璋反腐，不仅动用刑狱，严加惩处，而且还法外加刑。罪行严重的，处以墨面文身、挑筋、挑膝盖、剁指、断手、刖足、刷洗、称竿、抽肠、阉割为权、斩趾枷令、常号枷令、枭首、凌迟、全家抄没发配远方为奴、族诛等各种非刑。

因此，在洪武时代做官，极为危险。传说当时的京官，每天清早入朝，总要和妻子说几句遗言，到晚上平安回家便举家庆贺，庆幸又活过了一天。

关于朱元璋反腐的效果，则是为大明王朝近300年的国运，奠定了良好基础。

（未完待续）

毕大费原创

反腐败，有没有成功的

1、反腐倡廉最成功的皇帝：宋真宗赵恒； 2、反腐倡廉最狠毒的皇帝：明太祖朱元璋； 3、反复倡廉最果决的皇帝：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 4、反腐倡廉最自律的皇帝：唐太宗李世民。
反腐败最成功的应该是明太祖朱元璋，具体看这篇文章
黄袍加身之后，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也没有忘记他的苦出身。十七岁时，还被人叫着朱重八的他便失去了父母和兄长，过着乞讨为生的叫花子生活。正是这样“接地气”的经历，使他对贫民百姓的疾苦感同身受，对贪官污吏恨之入骨。朱元璋深知，曾经叱咤天下的前朝大元，之所以那么快土崩瓦解，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官吏普遍贪污腐化。因此，朱元璋在明朝建立之初就特别重视廉政建设。
戴着枷锁的王朝
明初的官场，充分贯彻了“治乱世，用重刑”这个基本原则。对于犯下贪污罪行的官员，朱元璋严厉惩处绝不手软。由他亲自主持制定的《大明律》中，特别将有关赃罪条文单独列出，并且明确规定，官员受赃数目达到八十贯(一贯相当于银一两)，就要处以绞刑。他还颁布了具有法律效力的《大诰》三编和《大诰武臣》，开列了一些从重惩治贪污官员的典型案例，让大小官员以此为戒。
完善且行之有效的监察体制对约束官吏起到了较好的作用。在中央，有都察院负责纠劾“坏官纪者”，还有独立于都察院的六科给事中以稽查百官之失。地方上，既有提刑按察使司对地方官员进行监察，又派出巡按御史考察府州县官。此外，国家还赋予地方士民直接进京陈事或将危害地方的贪官污吏拿送至京师的权利，并规定地方不许阻拦。
这一系列政策措施，从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明朝在开国年间吏治较为整肃廉明。然而，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逐步恢复发展，商品经济日趋繁荣，人们不再满足于糊口度日，开始追求现实的享乐，并向往奢侈安逸的生活，整个社会攀比之风盛行，拜金主义大行其道。与此相应，官场中的风气也每况愈下。为保住官位和谋求升迁，下级对上级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送礼行贿，公然进行。在平时，官员特别是京官，盛行将叶子金夹在书册中贿送，美其名曰“书帖”、“书帕”，往往于相见揖让时，“口叙寒暄，两手授受”，人称“世风日偷，如江河日下，不可止矣”。另也有学者指出，明代官员的俸禄标准较低，正一品官员的年俸禄只有1044石，正七品知县的年俸禄只有90石，为官员贪婪腐化提供了借口。
渐渐地，朱元璋悲哀地发现，他一向推崇的酷吏重刑法宝不再有效，血雨腥风中，十五万颗贪官的人头落地，却依然挡不住他的官员“前腐后继”。杀到后来，京官上朝前，皆像赴死一样和妻儿诀别，嘱托后事。下班回家，庆幸又多活了一天。最盛时，官员戴枷坐堂，面刺金印，堂外剥皮楦草，前任贪官的皮囊在风中摇曳。
这样戴着枷锁的王朝岂能长久？郁闷的朱元璋，瓦刀脸上挂满了问号。
出淤泥而不染
到了明中后期，官场已彻底成为贪污的渊薮，腐败的巢穴。此外，由于法网日弛、监察失效、考课舞弊等原因，使得明初严密的监察体系逐渐失去了效果，贪污腐化的趋势愈发不可逆转。大明王朝，已经走过了富有朝气、蓬勃向上的壮年时期，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败。
然而，也有那么一些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的人，保持着一身清廉之气，希望以一己之力挽狂澜于既倒，拯大厦之将倾。
路迎就是这样一位清官。路迎是山东汶上人，正德三年(1508年)进士。他在湖广襄阳知府任上，严格约束衙门中的胥吏，并坚决打击地方上对小民作威作福的豪强，治绩为当时人所称道。后来，路迎又先后出任松江知府和淮安知府。淮安地处南北要冲，南北往来官员的接待费用以及运输北上物资所需的各项杂费，都向当地的民众摊派，而这些款项的很大一部分，都落入了衙门书役以及驿站官员的腰包。小民负担沉重，苦不堪言。路迎裁革各项浮费，节省了许多有名无实的开支，减轻了当地百姓的负担。淮安人民感恩功德，专门建立祠堂为他祈福。
由于治绩突出，路迎被升为浙江按察使。嘉靖十三年(1534年)，路迎到嘉兴府视察，知府照例向他馈送银两。路迎不但将馈赠原封不动地退回，还在嘉兴知府的礼单后写道：“此物奚从来，奈何污我？”该知府随后也因为考绩为“不谨”而被罢免。同年，路迎升任都察院佥都御史，巡抚边境重镇宣府。当地军士骄横，往往虚列名籍，冒领、侵吞边镇钱粮。路迎仔细核对军士名单，严厉打击将领克扣士兵钱粮以及冒领、贪污军饷的行为，不到两年的时间，边政肃清。
最有名的清官
要论明代的清官，最有名的当然是海瑞。
海瑞，字汝贤，海南琼山人，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举人。他幼年生活困苦，深悉民间疾苦。在担任浙江淳安知县时，海瑞只吃粗米，且命老仆在官署空地自种蔬菜以供日常食用，为母亲过寿，他特意买了两斤肉，以至成为传遍街头巷尾的“重大新闻”。万历初，首辅张居正特意派巡按御史查察当时赋闲在家的海瑞，御史只见粗茶淡饭，居舍萧然，不由得叹息而去。
海瑞驭下甚严。他严令下属不许以任何形式贪污受贿。在淳安任知县时，就曾立下规矩，如果有人用钱物到衙门打点关节，无论数额多少，行贿者和受贿者都要被处以枷号两个月的处罚。超标招待过境的官员和使节是当时危害甚大的一种行贿方式，海瑞则力图整治这一风气。还在他担任淳安知县时，巡盐都御史鄢懋卿出巡，此人表面上要求地方一切从简，其实所到之地，极尽搜刮之能事。在即将经过淳安时，海瑞特地上一禀帖说：“传闻所至与宪牌异，欲从宪牌则惧招尤，欲从传闻则恐违宪。下邑疲敝，未知所从。”鄢懋卿见到禀帖，一笑置之，最终绕道而过。
他还将嘉靖朝以后官场贪污盛行、民生凋敝归因于惩处贪官污吏的刑罚太轻，为此他上疏恳请万历皇帝恢复太祖时枉法八十贯论绞的祖制，甚至认为应该对贪赃枉法之徒重新使用剥皮楦草(明初酷刑，剥下人皮，用草填充之)的酷刑。
海瑞的所作所为，对于当时贪污、奢侈盛行的风气，还是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隆庆三年(1569年)，海瑞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应天。因为忌惮海瑞的威严，当地有贪腐劣迹的属吏大多自行辞职离开。在当地监督织造的中官甚至因为海瑞的到来而减少了自己出行时的仆从，平时生活讲究排场奢华的豪强将朱红大门临时涂成黑色。
最为人称道的是海瑞卒于官署后，遗物只有俸金八两，葛布一端，旧衣数件，靠朋友们凑钱才为他入殓发丧。目睹这一切的时人朱良感慨道：“披鳞直夺比干心，苦节还同孤竹清。龙隐海天云万里，鹤归华表月三更。萧条棺外无余物，冷落灵前有菜羹。说与旁人浑不信，山人亲见泪如倾。”
“三字经知县”徐九思
《明史·循吏传》记载了这样一位深受百姓爱戴和传颂的地方官代表，他就是句容县知县徐九思。
徐知县是江西贵溪人，虽官位不高，但刚正廉洁，爱民如子。在徐九思刚出任应天府句容县知县时，有一个狡猾的县吏，拿一份空白文书来偷盖县印，徐九思发现后，要依法对其予以重惩，衙门里的众官员为其求情，但他秉公执法，不为所动。从此，句容官场风气为之一变。
徐九思到句容不久，同僚及当地百姓就逐渐了解到他的“爱民三字经”，即“勤、俭、忍”。“勤”，就是勤于公务，为避免县吏在征税催赋、佥派徭役时营私舞弊，徐九思先是了解乡民的贫富状况，然后再依据实情分配徭役，平衡赋税的轻重，查实豪强隐占的赋额，不再转嫁到贫困户头上。
“俭”，就是节俭裕民。徐九思要求自己“不嗜肉，惟啖菜，佐脱粟”，他在县衙的园圃里种上蔬菜瓜果，饲养了家禽，还把园中的水池改建为鱼池。园中的收获不仅改善了县吏的生活，而且节省了县衙的招待费。目睹当时贪腐盛行、奢靡成风的情形，食不甘味的他苦思冥想，居然想出了这样一个创意——命人在县署前的石屏上刻画了一棵青菜，居中题词：“为吾赤子，不可一日令有此色；为民父母，不可一日不知此味。”两边配上一副对联：“方丈石墙为户屏，一丝画菜为官箴。”以此自勉也警示他人。这块被称作“菜铭碑”的石屏与立于衙署大堂前的戒石碑，赫然成为句容县衙独特的风景线。
“忍”，就是忍让不争。徐九思告诫自己安于清贫，不争名利，不与贪官同流合污。但是他的忍是有原则的，他对自身的名利可以“忍而不争”，对于百姓的利益，则丝毫不忍不让。句容曾遭大旱，官府开仓发粮赈灾。按照旧例，应当将救济粮全部平价出售，粮款上缴。徐九思认为，灾年中真正受难的灾民早已无钱，平价之粮对于他们犹如市价，而有钱的豪民富户却乘机抢购囤积。为此他向上官据理力争，并根据实际情形进行改革，将拨下的救济粮，一小部分以市价出售，以归还官仓；其余大部分粮食，他亲自监督，在县衙前施粥，救助饥民，使有钱者无空子可钻，无钱者却能真正受惠。
荣膺“三字经知县”称号的徐九思，在句容知县任上整整九年。离任时，每天都有大批民众前来与他道别，致使其行程延迟了一个多月。全县民众自发为他建立生祠，将他当作神灵来供奉崇祀。“方丈石墙为户屏，一丝画菜为官箴”这幅对联也流传至今，成为清正廉洁的格言。
大明历经276年，不乏这样清正廉洁的官员，虽然受时代和政治体制的限制，他们无法也不可能改变其时政治腐化、吏治败坏的大局，然而，他们与腐化风气相抗衡的铮铮傲骨以及对当时和后世社会的警醒却是不容忽视的。在中国的传统时代，法令制度发挥效用的空间相比于今天要大大压缩，而且已有的法令制度又受制于皇帝的主观意志，并依其需要随意变更。这样，就给社会治理带来了随意性、主观性和不稳定性。官员个人的人格品质、能力和意志等，就很大程度决定着国家政治和地方管理的好坏。因此，清官们在社会治理、社会稳定以及为百姓谋利方面功不可没，仅以封建制度的卫道士来评价他们是有失公允的。
当然，清官绝不仅仅意味着不贪污、不爱钱，这只能称为廉吏。察吏安民，兴利除弊，谋求百姓的利益，推动社会的进步，才是官员的基本职责。那些历史上流芳百世的“清官廉吏”，在自身奉公守法、安贫乐道的同时，更为人看重的是为官一任，有所作为。

看看明太祖朱元璋在明朝时是怎样反腐的

作为中国古代史上，一位极其充满争议的帝王。明太祖朱元璋一件尤其充满争议的大功业，便是那场终其整个执政生涯的反贪风暴。
对于历代开国帝王而言，反贪本不是个稀奇事。中国每个完成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开基建国之后，都会把整肃吏治，当成头等大事来抓。流传至今的业绩与美谈，也从来都不少。
对这件事，朱元璋的认真程度，却堪称前无古人，甚至创下了各种中国历史之最：最严苛的量刑标准，贪污六十两白银就是死刑。最残暴到酷烈的多种刑罚，从凌迟处死到扒皮塞草，再到砍手砍脚劳动改造，可谓耸人听闻。
还有最早的“群众反贪运动”，平头百姓只要头顶一本国家法典《大诰》，就能大张旗鼓，把贪腐官员送到京城治罪。
更有最长的持续时间和最彻底严格的查办：宁可错杀绝不放过，发现一个就追查到底，冒头一个就抓一大批，闹出大案多起，数万官员落马，酷烈的反贪整肃，持续近三十年。
这是中国古代史上持续时间最长、涉及官员数目最多、波及范围最广的一次大规模惩贪行动，也是政治强人朱元璋，至今争议不断的事迹之一：褒奖者认为，这场运动惩治了腐败，弘扬了正义，纵然几百年后的好些后人读来，也深感扬眉吐气。
但贬低者同样大有人在，好些人认为，虽然惩贪没错，但手段太残暴，株连无辜也太多，矫枉却更过正。
更有人言之凿凿认定：饶是朱元璋手段用尽，可后来的明王朝，却依旧贪腐腐败严重。所以如此暴烈的反贪，其实最后还是失败收场。
到底是轰轰烈烈的成功，还是劳而无功的失败，且让我们从头梳理一下。
一、明初腐败很严重
朱元璋对于腐败的痛恨，很大程度上，来自早年悲苦的记忆：那个给予了成长苦难的元王朝，堪称整个中国古代史上，最为腐败的朝代之一，正如朱元璋称帝后的多次回忆中所说：那时候的官员，只知道敲诈勒索，暴虐害民，从不知为民解忧。
他自己的父母兄长，虽说是死于饥荒，但本该发下的救济粮，正是被贪官污吏们克扣。所以腐败，便是他的切齿仇敌。
然而当朱元璋历经奋斗，终于君临天下后，却吃惊的发现：这个他切齿的仇敌，非但没有随着元朝的覆灭而消亡，反而如毒素一般，正在大明王朝新生的肌体里迅猛扩散。
明朝开国后的困难局面，众所周知的一条，便是“穷”：元朝的失败统治，经济崩溃，天灾频繁。外加元末十多年战乱破坏。到处都是焦土荒地，战前几万人的乡镇，经常战后就剩几百人。
农民更大量逃亡，好多村庄空空荡荡，大明朝的所谓万里江山，其实建立在一片破砖烂瓦的废墟上。
这样的烂摊子，想要稳定政权，甚至开创盛世。没有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几乎就是痴人说梦。但这时明朝面临的比“穷”更大的难题，却是“贪”。
元朝的贪腐风气，好比顽固的病毒，一有风吹草动，蛰伏期后便能传染。
偏偏明朝开国后，不但制度上早期沿袭元制，各级官员，好多也都是元朝的旧臣，衙门里的小吏们，更多是混多了的老油条，搞起贪污腐败，从来轻车熟路。
有了如上便利条件，随着明朝政权稳固，腐败的“平台”，也就随即搭起。
虽说朱元璋一心体恤民力，登基之后就出台各种优惠政策，田赋定到最低，新垦土地更免三年徭役，匠籍制度下的工匠们，更给改善生活，给予补贴。甚至连佃农的地位也提升，不再是地主家的奴才，真个是一心一意解放生产力。
但随着腐败抬头，这样的好经，也就给念歪了。比如朝廷收税，地方官吏们便勾搭连环，各种加码，在浙江地区，老百姓除了交国家税赋外，各种摊派的附加税，就多达七八种，总数比朝廷规定的田赋，更多处一辈多。
国家的公款税粮，更经常被人层层扒皮克扣，甚至老百姓明明交了税，还没送到京城，路上税粮就被各级官员分光，像颍州卫指挥使陈胜，一次性贪污卫所税粮，就多达三十八万石。
发展到后来，风气就更恶劣。地方上的豪强大户们，和官府勾搭连环，做起事情来，更是横行霸道，各种颠倒黑白的事情遍上演了：像浙江的地主赵淑，凭着一张元朝过期的地契，花钱疏通了官府，便轻易霸占了大批粮田。
好些原本有了土地，终于可以安居乐业的农民们，再次流离失所。苏州地区到了洪武三年（1370年），被世豪大户们拖欠的税粮，竟多达七十五万石，后来被朝廷逼得急了，苏州知府陈应竟把这批地主欠的粮食，转给穷百姓买单，谁家要是交不上，就拿烧红的烙铁烫，人送绰号“陈烙铁”……
地方腐败滋生，京城也好不到哪去。中央六部的官员，好些平时就是混日子，听凭衙门小吏们糊弄，学起捞钱来，却一个赛一个快。竞相开发贪腐新花样：比如户部发行宝钞（纸币），每次都截留私分一百多万。
刑部尚书开济，收了钱后竟能把死刑犯掉包，犯了死罪的人，硬让他给捞出来。兵部侍郎王志更有商业头脑，从提拔官员到追捕逃军，件件都能明码标价，花多少钱办多少事，一次受贿就是二十二万。
腐败如此横行，好不容易稳定的大明朝局，也又开始动荡不安。仅明朝立国头三年，各地军户逃亡就有四万多人。农民逃亡更是天文数字。然后湖北蕲州，罗县，外加四川广东，先后爆发数万人规模的农民起义。
仅《明实录》统计，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就多达一百多起。虽然阵仗没法和元末比，但照此状况下去，重演元末农民大起义，只能是时间问题。
如果说如上状况，已足让朱元璋暴怒，那么另一件情况，更让朱元璋怒极：那些跟随他南征北战，为他立下无数汗马功劳的功臣宿将们，不但没起好作用，反而竞相堕落加速度，成了贪腐的“重灾区”。
明朝开国的时候，为了表彰诸多功臣的贡献，开始大行封赏，从公爵到子爵，前后陆续封了一百多人，其中公爵便有二十五位。这些大功臣们，不但有丰厚爵位和肥沃良田，很多人位高权重，极其显赫嚣张。
这样一来，贪腐风气的香风一熏，好些大功臣就飘飘然。眼看着刀枪入库，不但忙不迭地开始享受，办事也越发嚣张。比如名将凉国公蓝玉，从来喜欢霸占良田，而且还经常抢掠百姓为奴，民愤一直极大。
永嘉候朱亮祖，驻兵广东的时候不但贪爆害民，更罗织罪名，将阻拦其违法的县令道同陷害致死。济宁侯顾时，每天除了喝得花天酒地，就是到处兼并土地，正当军务从来不管。剩下的好些功臣也更如此，从攀比享乐到抢男霸女，歪事办得一箩筐。
要是这群人，都是宋初“杯酒释兵权”后的的土地主，危害也未必大，偏偏这群人除了有钱有爵位，手里更有兵有权，于是互相勾连，搞起腐败同盟，甚至走私不法，都成了家常便饭。
比如丞相胡惟庸，连他家的家奴，都成天出去公开走私货物，沿途官吏谁敢阻拦，接着就是一顿暴打。
如上严峻的事实，从明朝开国起，就不断传到朱元璋的耳朵里。也终于因此下了决心。以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此弊不革，欲成善政，终不可得。”要革这个“弊”，也只有干一件事：反贪！
二、反腐先把制度抓
洪武二年（1367年）二月二十九日，朱元璋突然给群臣，发了一份奇特的诏书。
这诏书说奇特，是因为它更像一番表白。
“我当年还在民间的时候，经常看到元朝的官员欺辱百姓，敲诈勒索，现在想来，依然深恶痛绝啊。我希望大明朝的官员们，遇到类似的情况，都能够严惩不贷。
每一个官员，都可以奉公守法。你们要知道，如果你们廉洁奉公，清白做人，那就像走在坦途大道上一样，但是，如果你们胆敢贪污腐败，那么就像走进荆棘密布之中，就算能活着出去，也是遍体鳞伤。”
这份诏书，先追忆童年，再提要求，最后发警告。核心就是一件事：朝廷要反腐败了。
后人说起之后的这场反贪风暴，批评非常多的一点就是：这场反贪运动，抓人很多，杀人不少，但是制度建设，却极其缺失。
而如果仔细看史实，我们却会发现一个不一样的答案：朱元璋首先整顿的，不是贪官们，却恰是制度。
这里首当其冲的，便是官吏考课制度。通俗点说，就是官员的工作评估。
在这件事上，朱元璋一个对症下药的举措，便是首先制定了《授职到任须知》，也就是先抓教育。
明初腐败滋生的一大原因，不是官员没道德，而是官员没能耐。各地的衙门小吏，全是贪腐老手。官员却是外面来的，到任后俩眼一抹黑，就算想卷起袖子反腐，也是心有余力不足。
而这个问题，正是《授职到任须知》的编订原因：没能耐？那就要加强学习。这本册子上，详列了地方官员为官一地，必须要完成了三十一项工作，包括地方司法行政，税赋征收，乃至民生管理等各方面。
尤其厉害的是，这不是普通的流水账，相反每一项工作要务中，还仔细罗列了其中应当注意的多种问题。比如征收税赋，不但要懂你在任的地方，有多少田亩，更要搞清楚其中军田，民田，官田各有多少，每一种赋税征收中，贪官污吏们可能会捞钱贪腐的手段有哪些。如此细致，堪称官场规则的百科全书。
如果学过了这东西，依然祸害了老百姓，那就不是能力问题了。
而这“百科全书”的另一大作用，就是给官员套紧箍咒。其中每一条工作内容，都是考核官员的硬标准。工作评定的时候，每个地方官都要参照此册子，一条一条对照评估，哪条不符合，就等着倒霉吧。
而后朱元璋又编订《六部执掌》和《责任条例》，上级考核下级，全按照里面的规矩来。有章可循，犯法必究。
而随着学习的深入，明王朝的官员考核模式，也逐步固定下来。首先是考满制度，也就是官员每三年一次考核，三次考核为“满”，成绩好就能升官。
这制度到了洪武二十六年（1394年），基本固定下来：京城六部五品以下官员的“考满”，本部官员负责写评语，然后监察御史审核，最后户部再审查。军中文职官员“考满”，监察御史负责，军职首领由布政司审核，按察司再审查。
至于御史和布政司，则由皇帝亲自审核。就这样相互审查考核，各部门之间，也就互相制衡牵制。
与“考满”制度相辅相成的，便是“考察”制度。“考满”抓的是官员任期满后的考核，“考察”则抓的是官员任职期间的工作评估。
考核京官的叫“京察”，考核地方官的叫“外察”，同样是到了洪武二十六年（1394年），制度和模式基本固定下来，京官不定期考核，地方官每三年一次进京，接受吏部和都察院的联合考核，发现政绩不合格，就可立刻撤职，“考满”就没指望了。
俩项考核模式的完善，也使朱元璋逐步建立起一个完整的监督体系，全国官员的一举一动，便处在牢牢掌握下。这期间另一个制度修正，便是罢掉了元朝的御史台，建立了大明的都察院。
虽说都是御史，但跟御史台比，都察院的话语权显然更大，可以巡视地方，考核官员，弹劾不法行为。
这个改变，与明朝“考满”“考察”的变迁一脉相承。官小权大的御史们，便好似反腐的利器，割除腐败，十分方便有效。
经过这一系列苦心积虑的经营，在修正了元朝体制漏洞后，朱元璋逐步建立一套监管严格，执行力强大的督查体制。举国官员，便已是案板上的鱼肉，一经发现不法，立刻就能拿下。
三、反贪风暴，冤案祭旗
在完善督查体制的同时，从洪武四年（1371年）开始，朱元璋又完成了另一件事：机构精简。
从这年开始，明朝各级衙门，官员大规模缩编，到了洪武十三年（1380年），原先全国四千四百九十三个官员，已经减到了五百五十一人，算上衙门里的吏，总共也就五六千。
也几乎是在同时，一直加温的反腐行动，在洪武九年（1376年）正式爆发：空印案。
空印案，号称“洪武四大案”之一。也是朱元璋时代诸多官场大案中，最先爆发的一个。
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场拉开反腐大风暴的整肃事件，却是彻底的冤案。牵涉其中的官员，非但没有所谓的贪腐分子，相反，却不乏以廉洁奉公著称的楷模人物。
“空印案”的发生，起自明朝开国后一项财政制度：明朝地方官每年都要到京，向户部汇报是年的财政账目。地方官的财务报表，必须要和户部审核的完全无误，这样才算过关。
这看似是个简单的事，但放在当时，却极其折腾人：明朝财务制度极严，户部和地方的财务报表，哪怕有一个地方核算的不对，就要重新造册申报。造册倒还好办，盖章却是难题。
地方官造好图册，在地方上盖好印章，等到了京城核对，一旦发现有错，就要再回到任地，重新造好册后再盖章，然后再跑京城。在没有现代化交通工具的年月里，这就是一场玩命折腾的折返跑。
被折腾的久了，好些机灵的官员，也就想出了办法。公章当然不能带到京城，但可以先拿公章，预选盖好几个空白图册，带到京城备用。一旦发现有错，就可现场办公修改，十分方便容易。
日久天长，这个好经验就推广开来，成了明朝财政工作里一个心知肚明的潜规则。而一直到了洪武八年（1375年）末，朱元璋本人，也无意中发现了这个规则。
几乎所有人看来，这不是什么大事，往最大了说，也不过是钻规则空子。一没贪污二没腐败，顶多是个工作失误。而且自从明朝建国后，虽然考核制度严格，但对工作失误，朱元璋一向还算宽容。
之前几年，出现过的官员失职问题，只要没有贪腐行为，处罚基本也宽容。
但这次却真不同，朱元璋闻讯后竟然暴怒，立刻下令严查。很快查清来龙去脉，有个胆大的平民郑士利，一看要出大事，也壮着胆子上奏折，绕弯子赔小心说情，意思是官员也是为了干工作，您就网开一面吧。
谁知这奏折送上去，本想着灭火，却更像火上浇油。朱元璋立刻火速出手：说好话的郑士利，被罚去做了苦力。而涉事的官员更惨：户部尚书周肃以及各地衙门管理印章的官员，全部被处死刑。
副手统统被杖责后充军。外加事件爆发后，上奏折说情讲好话的官员，以及涉案各省的按察司主官，也都统统论罪。整一年折腾下来，仅判死刑的官员就有数百，因为此事获罪的各级官吏，更多达数千人。
特别冤枉的是，这件事牵涉进来的官员，贪官凤毛麟角，绝大多数都是兢兢业业干活的好官。
其中竟还有几位大明知名的廉政标兵：典型就是济宁知府方克勤，此人是明初著名的清官，治理济宁三年，把原本破败不堪的城市，变成欣欣向荣的乐土，素来是百姓称道的父母官。就因为负责管理印章，也惨遭无辜躺枪，结果被蒙冤杀害。遇难的时候，济宁百姓家家白衣素装，自发哀悼。
而对这场冤案，工于心计的朱元璋，也并非不知实情。但以他自己的话说：“如此作弊瞒我，此盖部官容私，所以布政司敢将空印执填写，尚书与布政司官尽诛之。”
他最愤怒的，不是这个工作方式问题，而是眼皮底下，被骗的好苦。借此大办一场，就是为了立威。
威风立起来了，接下来的事，就更成了雷霆风暴，从洪武九年（1376年）起，各地打击官场歪风的力度，一天比一天严苛，从中央到地方，相继有官员落马。
仅就这一年，按照御史韩宜可的奏报，在凤阳因为犯贪污罪被罚劳改的官员，数量就已经突破万人。
而这仅仅是开始，到了第二年，连接各地的驿道上，挤满了流放充军的犯官，连朱元璋本人都承认：今年各地都缺官员，好不容易补充上一批，没多久又快全抓光了。
大明王朝号称史上最严苛的法律，也以极强的执行力推广：六十两白银就是死刑，受贿一百二十贯就是充军。逮着的真贪官也格外多，仅中央官员，就有户部尚书赵逸和工部侍郎韩铎相继论死，地方上抓出来的贪官更是一大批，好些都是罪大恶极者：比如大名通判刘汝霖勒索百姓，被论罪处死，福建布政使陈泰下乡扰民，被抓到京城枭首示众。
新科进士陈升等三人，去昆山水灾地区赈灾，跟当地士绅吃了顿饭，收了一千多贯钱的礼物，朱元璋二话不说，立刻派锦衣卫送来绳索，勒令三人自尽。临淮和嵩山俩县，当地官员接受贿赂，逼他人代服劳役，事发后朱元璋大手一挥：俩县所有官员，全部处死！
轰轰烈烈的惩贪行动，就这样全国展开，当时各地的土地庙，都用来处决贪官。处决的方式，便是“扒皮塞草”，人杀了，然后剥皮塞草做成标本，摆在衙门里警戒后来者。
期间又有胡惟庸案发，大批功臣宿将被整顿，王朝上下，一片血雨腥风。
持续的整肃风暴，在洪武九年的大案后，曾一度渐渐平静。到洪武十六年左右的时候，风声也渐渐松了。洪武十七年（1384年），朱元璋又设立三法司，更制定《府州县官为政八事》，作为地方官员行政准则。
大案闹过了，贪官杀过了，规矩树立了，恐怖的惩贪风暴，似乎也该过去了。
然而到了洪武十八年（1385年），一月初九，吏部奏报官员考核结果，举国四千多官员，称职的只有四百三十九人，有贪腐行为的，竟还有一百七十多人。这个不太高的比例，却再次激起朱元璋的大怒。
不久之后，他用一份新的昭告，再次公布了肃贪的决心：我执政已经十八年了，一心要任用贤才，开创盛世。然而各地的官员，大多都不称职，而且好多官员还内外勾结，贪腐害民，这样的情况，我怎么能不忧虑啊！
于是雄心勃勃的朱元璋，再次发动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反贪大整肃：郭桓案。
比起诸多无辜官员躺枪的空印案，郭桓案倒不是太冤：这年三月，御史余敏等人，告发户部侍郎郭桓有贪污行为，朱元璋立刻重手追查，一番顺藤摸瓜，果然查出了大收获：郭桓一干人等，不但贪污粮食四千多万石，而且勾搭连环，涉及到了刑部尚书王惠迪，兵部侍郎王志，工部侍郎麦至德等高官。
而且郭桓本人还收受地方贿赂，协助当地地主逃避国家赋税，侵吞国家钱粮。没查几天，案子越查越大。
但朱元璋是真不怕事情大，既然要查，那就往根子里刨。结果刨到最后，不但刨出了朝廷的大蛀虫，还挖出了地方腐败的潜规则：这帮人上下勾结，每年收税的时候巧立名目，加征摊派勒索百姓，收钱的花样有十多种不说。
还帮助豪强地主兼并土地，闹得大批农民倾家荡产。
事情清楚了，朱元璋处理也迅速：中央六部涉事的主犯，一律统统处死。礼部，兵部，工部，户部四个部的主犯，也就是郭桓，王志，麦至德，王惠迪四人，统统判了死刑，这样还不算，六部凡是涉及此事的办事官员，也一律统统处死。
这堪称是大明官场有史以来最惊天的大地震：此时胡惟庸已伏法，宰相制度废除，六部便是明朝政府最高机关，如此一闹，高官几乎全杀光。
各基层官员自然也无法幸免，从六部开始，各州府县乡一路查，查到谁办谁，就连地方上与之勾结的富户地主们，好些也都被治罪。
如贵溪夏氏，苏州姚氏，这几个当地有名的豪强地主，统统被砍了头。前后算起来，整个案件中仅处死刑者，数目竟高达三万人。
也因为这案子闹得动静太大，又发生在经济富庶的江南地区，以至于当地人人自危，好些富户更纷纷求告，一看杀得差不多了。
朱元璋又用了一种特殊的办法结案：从头到尾审理此案，判决人犯上万的右审刑吴庸，也被朱元璋处死。罪名是株连太多，扰民过度。
比起“立威”的“空印案”来，株连更多的郭桓案，也有着更深的意味：在郭桓案之前，明王朝虽然重手治贪，也惩办众多腐败分子，但都是冒出一个抓一个，而这一次，朱元璋的整肃，却指向了盘根错节的贪腐系统：江南豪强地主的威胁，一直令朱元璋头大，借这样一个案子，打压各地豪强，同时摧毁地方腐败的勾连系统，才是他要做的事。
而在地主豪强的威风被灭掉后，虽说为了安抚人心，拿吴庸当了替罪羊。但与此同时，朱元璋的另一个行动，却轰轰烈烈展开：发动群众。
这年十月，朱元璋亲自作序的《御制大诰》全国颁发，这部法律典籍，用活灵活现的案例，解释了各类法律条文，更收录了自朱元璋登基之后，全国各地发生的种种贪腐案件。且文字以白话为主，通俗易懂。
朱元璋下令，全国人民，特别是农民们，都要人手一本《大诰》，不识字的，就要找各村德高望重的老人，集合大家当场讲读学习。就连监狱里的犯人，谁读这个读的好，还能获得减刑。
尤其厉害的是，只要老百姓发现官员贪腐，头顶这本宝典，就能把官员捆了送京城治罪。其中还真有这么干的：一个叫陈寿六的农民，绑了腐败分子到京城，得到全国通报表扬。
而这件事情，也更折射了朱元璋如上折腾的终极目标：他不仅仅是因为痛恨腐败，更是要一心一意，建设一个他理想中的世界。
于是终其一生，他一直在动作，伴随着贪腐风暴的进行，官员的威风，地主的威风，统统被扫下去了。然后规定官员不能轻易下乡，农村找德高望重的长者来管理。而且村村都要有老人走街串巷，每天传达朱元璋的指示。这正是他心目中的“大明新农村。”
而与全国上下学《大诰》热潮对应的，是更加猛烈的惩贪风暴，郭桓案后，在他执政生涯的最后十二年里，肃贪的力度，再也没有放松过，从洪武十八年到洪武二十八年，是他反贪风暴的最高潮时期，每年都有大批官员不幸落马。
而这时他的矛头，又借着蓝玉案的时机，对准了剩余的功臣宿将们，如傅友德等战功卓著的功臣们，其获罪身死的主要罪名，都离不开“贪污”二字。
而持续的整肃，也成了官场的不二噩梦。如江西等地的地方官，在这十年之中，竟然没有一个能平安做到任期满的。按照许多野史的说法，他执政的最后十年，几乎到了“无日不杀人”的地步。
更邪乎的说法是，那时朱元璋每天，只要玉带在腰下面，就要多杀人，玉带在腰上面，还能少杀一点。虽说传言不足信。但真实的记录中：官员每天早晨上班，晚上能平安回来，全家就像过节一般高兴——高兴多活一天。
而在这种大清洗般的围剿下，贪官固然杀了不少，清官却也好多陪绑，除了空印案中的诸多冤魂外，户部尚书滕德懋，出名的清官廉吏，也因被告发卷入了贪腐案，被安了“盗用军粮十万石”的罪名含冤遇害。
等着事情过去了，一次朱元璋去滕德懋家，竟发现滕家极度穷苦，然后剥开滕德懋的尸体，又发现他腹中只有野草，半颗粮食都没有，这才明白自己办错了案。
之所以出现类似的冤屈，除了株连过多，冤假错案难免外，却也由于晚年朱元璋偏激的性格：垂暮之年的他，性格也越发暴烈，特别是在太子朱标与妻子马皇后相继离世后，处理起类似案子来，更是从速从重。
如此一来，好些人更视做官为畏途，好多诗书传家的书香门第，为了逃避做官，竟不让子女读书。好多官员为了能平安退休，放着官位不做，不惜装疯卖傻，只求朱元璋放自己回家养老。
典型如御史袁凯，为了求退休装疯，为了装疯装得像，更当着朱元璋使者的面啃狗屎，一番卖力表演，终于换来告老还乡。按照《明史》的说法，到了二十多年后的明朝宣德年间，很多亲历过那个时代的官员，回忆起那场血雨腥风，依然连连后怕。
四、非议难掩大功业
朱元璋的反贪风暴，虽说有各种问题，也招来争论不断。但无论多少污点，却也难掩其骄人的成果。
经过数场浩大的反腐风暴，元末贪腐的流毒，在大明王朝的国土上，终于开始艰难的刮除。
以《二十四史札记》里的称赞，便是“整顿一代之作用”。在朱元璋执政的后半段，以《明史》里的说法，哪怕是穷乡僻壤，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官员也不敢胡作非为。更涌现出了一批清官廉吏。
正是这清明的吏治，奠定了明朝百年的盛世。
而尤其影响最直接的，便是与反腐风暴同时铺展的，大明王朝三十年的经济建设：在朱元璋执政的三十年里，包括兴修水利，修筑驿站，乃至动用数十万人的洪武大移民。样样都是中国古代史上空前的工程。
如此浩大的动用民力，却能稳妥完成，没有发生各类动乱。一个重要原因，便是清明的吏治。明朝，在一片废墟的开国基础上，用三十年的时间，实现了经济的腾飞，缔造了富庶太平的洪武盛世。这场争议汹汹的惩贪风暴，实为重要强心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