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迄今为止外逃级别最高的官员，至今尚未未落网，逃跑方式仍是谜

追逃办是我国专门为追捕外逃官员设置的机构，据追逃办保存的2011年外逃人员数量数据统计表显示，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已有至少16000名官员外逃。在这些外逃官员中，高严无疑是级别最高的，在逃跑之前，他已经官至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直到今天，仍未抓捕归案。

出身富户， 一再跃迁

在传闻中，高严是高岗的儿子，实际上，高严的出身远没有那么显赫，他的父亲高艳英只是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在靠山屯村以教书维持生计。按照六七十年代人的视角来看，高严家的成分并不好。在土地改革之前，高家是拥有数十垧地的富户，随着时代的变革，相对富裕的高家成了被冲击的对象，为了生存下去，高家将数十垧地全都分给了乡亲们。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虽说没了土地，但早年积攒下的财富并没有让高家人失去上学的机会。因为文化水平比大部分村民高，高家的大部分成员都做过老师，在社会上的地位也很是体面。不过，仅仅是体面，并不能满足高艳英的需求。在他看来，自己的儿子是要做大事业的。为了让儿子光耀高氏门庭，他对儿子高严非常严格。高严稍微有些厌学，他就威胁要将高严的牙给掰下来。在父亲的高压教育下，高严不得不努力学习。

1959年，成绩优异的高严成功地考进了长春电力学校，在热力系统自动化专业毕业之后，高严很快就被安排进了吉林热电厂锅炉分厂担任车间技术员。自那时开始，高严就渐渐染上了投机的毛病，在厂里，原本应该好好钻研技术的高严，给人们留下的第一印象竟然是“经常说好话，说起话来特别好听，几乎从不得罪人”。

按照常理，这样圆滑的性格，放在哪里，都比较容易受人赏识。可是，事态的发展总不会一帆风顺的进行。1967年，刚刚从技术员升迁为团委书记的高严，就因为大环境的影响被下放了。彼时正值重大挫折时期，像高严这样莫名其妙被派去做粗活的并不在少数。

不过，这种情况难不倒以伏低为武器的高严。看到周围的人都洋溢着一种近似疯狂的热情，高严为了重新获得上位机会，也开始随波逐流，将本名“高庆林”改为了“高严”。改名之后，高严的运气果然好了起来，得到好运之后的高严，职务一升再升，先是被提拔为热电厂化学分厂的党支部书记，之后又成了吉林热电厂的副厂长。

1975年，高严再度获得升迁机会，从副厂长变为了吉林省电力工业局的副局长，此时的他年仅33岁。在担任省电力工业局副局长期间，高严似乎变了一个人，开始更注重实绩和能力。

随后，他先后担任了吉林热电厂六期扩建工程和通辽发电总厂一期工程的总指挥。在担任六期扩建工程的总指挥期间，高严带领负责工程建设的工作人员，为热电厂安了两台机组和两台锅炉，机组能够运行20万千瓦，锅炉每小时能运行670吨。在高严的督促下，整个六期扩建工程很快就建成发电。

吉林六期扩建工程完成之后，高严又花了三年时间，提前完成了对通辽发电总厂一期工程的建设。通常来说，在冬季寒冷的吉林建设电力工程是很难在安装的那一年就成功发电的，可高严却达成了这样的奇迹。高严在管理基建工程方面的能力，很快就让他得到了上级领导的肯定。后来，随着一期工程广受赞誉，高严也节节高升，从吉林电力工业局副局长被提拔成为局长、副省长，又于1992年担任省长。

在担任吉林省省长期间，高严对吉林的农业和科技非常关心，不仅参加过与农业有关的访谈，还曾经亲自视察当地的遥感技术方面的研究进展。努力的工作态度让高严越来越受上级领导信任。1995年，在吉林省当了三年省长的高严被调到云南省担任省委书记。

善因未种，先生恶念

刚到云南，高严立刻摆出了一副清廉爱民的假面。为了让人们相信他是清官，高严甚至在一次常委会上公开卖惨，说自己来云南带的6000元全是他母亲给的，里面大部分都是一元或一角的零钱。为求收买人心，高严不仅给当地的公务员涨了几百元薪金，还发放高原补贴。

高严的举动让当地的干部们以为自己当初对高严的欢迎起到了作用。当时，为了迎接高严，云南电力工业局的领导为其安排了驻京办招待所四楼作为住房，还给他配备了一辆轿车。起初，电力部门的工作人员们确实能得到高严在电力方面提出的可靠意见，然而，随着地位逐渐稳固，高严的工作态度越来越差，不但染上了贪欲，还起了色胆。

1996年，为了在褚时健的卷烟生意里获利，一位从香港来云南做生意的韩总经理，搭上了时任云南省委书记的高严。在韩总经理的重金收买下，高严很快就和褚时健的公司签了12800箱的卷烟成交书，事成之后，高严从中捞了2万美金。

褚时健失去红塔集团董事长的位子之后，尝到甜头的高严再度与红塔集团的新领导达成了“合作关系”，从红塔集团买了7500箱香烟，又派人将香烟卖到香港，前前后后赚了180万港币。在暴利面前，高严的一切底线几乎都成了可有可无之物。

积攒了大量的财富之后，高严开始频频找机会满足自己不可言说的私欲。居住在新联宾馆的时候，高严不顾那里是接待外宾的地方，时常找机会调戏宾馆的女服务员。想到调戏实在是无趣，高严后来又起了找情人的心思。据外间流言，高严最宠爱的情人是云南一家电视台的女主播杨珊。

在一次与电视台合作的过程中，高严被杨珊的美貌打动，杨珊也拜倒在高严权势之下。私下相对之时，高严立下海誓山盟，向杨珊表示，自己虽然不能给她正房的位子，但会一直宠爱她，让她过上奢华的生活。高严说得出就做得到，杨珊刚刚得宠不久，就从高严那里得到了巨额的生活费以及房子和车子。

1997年，凭借着早年在电力基建工程方面展露的能力，高严接过了电力工业部副部长一职，并兼任了国家电力公司副总经理这一重要职务。将杨珊安排到上海之后，初到北京的高严愈发辗转反侧，颇有如隔三秋之感。为了长期与年轻的杨珊“谈风月”，高严经常用治病这种蹩脚的借口打发单位的下属，然后跑到上海和杨珊私会。

在上海，高严要求下属单位给自己在高级宾馆包了一个极其奢华的房间，好让自己与杨珊私会。高严和杨珊每住在这里一天，就要花上一万以上的食宿费。离开这家高级宾馆的时候，高严和杨珊已经花了84万多元。后来，为了与杨珊长期同居，高严花了293万元在上海买了一套装修豪华的房子。在和杨珊相处期间，高严分别在北京和上海给杨珊买了4辆轿车。

电力沙皇，滥行大权

可能有人会奇怪，高严在云南贪墨的那些钱并不足以让他在上海与北京如此挥霍，那么他是从哪里得来的钱来满足自己、讨好杨珊的？原来，高严担任总经理的国家电力公司早在2000年，就占有了1.8万亿元的资产。到了2001年，更是以4003亿的销售收入荣登世界五百强。在国家电力公司担任总经理的高严能够掌控从发电到供电等多个环节的电力资源，拥有着巨大的权力，时人常私底下称之为“电力沙皇”。

然而，背靠这样有前景的企业，高严却不思进取，不但工作态度消极，还常常做出以权谋私之事。在公司，高严常常不亲自主持各项事务，反而依靠秘书黄雨传达自己对工作任务的重要批示。电力公司的员工们想要见高严一面，只有借助黄雨的电话才能与高严取得联系。

事办得少，钱却捞得多。刚到电力公司不久，高严就利用职权胁迫电力公司给自己安排了一套正部级住房。住着正部级住房还不够，他还想方设法在电力系统占用了五套房子，每套房子加起来足足有492平方米。听说上海的别墅不错，高严又占用了300多万元装修了一栋650万元的别墅，装修过了之后还从不自己出管理费，只让下属公司为自己缴纳。

在滥用职权的同时，高严还不忘给亲人们分一杯羹。高严的儿子高新元是北大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本科的毕业生，毕业之后，他被分配到了中国对外贸易运输公司。在公司上了一段时间班之后，高新元去了澳大利亚留学。回国之后，高新元成立了润城电器公司，逐渐为当地商户熟知。

了解到高新元是高严的儿子，许多商人或惧怕得罪他，或真心依附他的父亲，开始经常找机会和高新元“做朋友”。一位姓孙的商人，为了让高新元帮自己承揽电力系统的工程，给了高新元800万，之后果然获得了洛阳电业局家属楼工程等重要工程。获得甜头之后，高新元变本加厉，开始接连通过为他人承揽国家电力系统的项目来捞钱，通过这样的方式，高新元赚取了1080万元和5万美金。

除了儿子高新元之外，高严的表弟等稍远的亲属也曾经靠国家电力的项目敛财，他们一起经手的项目金额已经超过了五亿元。高严的父母虽然没有通过国家电力公司获得什么值钱的项目，不过他们住的房子却是高严利用员工内部价买的。每次他们想吃饭，高严就会安排吉林电力公司下辖的饭店给自己的双亲送吃的。

随着职务由副总经理变为总经理，高严越发的奢侈无度。一个三天的内部人事会议，在高严的管理下，就要花上304万元。为了不让人们发现，高严甚至想办法做了假账。在会议举办期间，高严是这些参会人中最奢侈的，不但在大饭店住了一套价值8000元一天的总统套房，就连里面的家具、被褥和马桶都是根据他自己的特点重新安排的。在此期间，国家电力公司做了两次大笔交易，每次都造成了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

不久之后，资产的异常流失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通过对秘书黄雨的侦讯，检察机关了解到了高严的真面目，正欲逮捕他。谁知道高严得到风声之后，竟然逃跑了。早在出逃之前，得到风声的高严就做了大量的准备，他先是准备了写着“高庆林”等假名字的身份证和护照，之后又将劳力士手表等价值500多万元的财产交给了杨珊，让她帮忙转移这些财产。

2002年9月的一天，高严将全部事务交给黄雨之后匆匆离开了公司，在公司的大门口，面对下属的问候，心虚的高严没有回答，反而飞也似地逃去了机场。利用假身份登上去往澳大利亚的飞机之后，高严就彻底失去了音讯。为了尽快抓捕高严，审计部门立刻对国家电力公司进行了审计，发现该公司曾遭遇过78.4亿元的重大损失。发现了这一惊人结果，相关工作人员推测，高严很可能犯有背叛国家的罪名。

此后，杭州市公安局立刻发布通缉令，对高严进行海捕，尽管种种证据表明，高严的假身份特别多，拥有三个假名字，但警方并没有就此放弃。想到那个一个月上不了几天班的高新元此时已经因受贿罪落网，办案人员立刻将高新元视为突破口。在他们看来，父亲再无情也不会不和儿子取得联系。高新元出狱之后，警方多番问询高新元，希望获得有关高严的消息，谁知道，高严竟然连自己的儿子都不联系了，案件线索再度被中断。

2014年，随着“猎狐行动”的深入开展，追逃办的工作人员推测高严很可能还未死亡，且进行了整容。为了抓捕包括高严在内的4000名外逃人员，将巨额流失的资产全部追回来，警方与澳大利亚方面多次取得联系，希望可以通过引渡等方式将高严等贪官遣返。相信总有一天，这些久在异国他乡的“狐狸”终会落入正义的法网，为他们做过的错事承担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