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有“靖难之役”，西汉有“七国之乱”，朝代不同却惊人的相似，同样的是即位后“削藩”，同样的是打起“清君侧”旗号反叛。唯一的不同之处在于，明朝建文帝最后“削藩”失败，尸骨无存，给世人留下一个未解之谜。而西汉这位皇帝不仅成功的平定了“七国之乱”，巩固了中央集权。而且，他还与父亲一起开创了“文景之治”，他就是西汉第五位皇帝——汉景帝刘启。

汉景帝即位后，中央专制皇权和地方诸侯国势力的矛盾日益激化。中央朝廷中出现了“削藩”的呼声，其中表现最为坚决、最为激烈的就是御史大夫晁错。晁错的政论文“疏直激切，尽所欲言。”

汉文帝在位时期，晁错也曾建议消除诸侯的威胁，汉文帝并没有采纳他的建议。汉景帝继位后，他又向汉景帝提出同样的建议，汉景帝早有这个打算，于是，两人一拍即合。

为什么晁错如此强烈的要求“削藩”呢？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采取断然手段，消灭了异姓诸王。汉高祖刘邦吸取秦亡的历史教训，认为秦亡的原因是没有分封同姓子弟为王。因此，他在异姓诸王的旧土上又陆续分封了九个刘氏宗室子弟为诸侯王，史称“同姓九王”，并与群臣共立”非刘姓不王“的誓约。汉初的同姓诸侯国，土地辽阔，户口众多，但由于同姓诸王与高祖血统亲近，效忠汉朝，起着拱卫中央的作用。在当时，中央政权与地方诸侯国的矛盾并不突出。

后来，这些诸侯王有了土地、军队，权力也很大，逐步成为中央政权的威胁和隐患。汉文帝统治时期，先后就发生过济北王刘兴居反叛和淮南王刘长谋反事件，也是为中央朝廷敲响了警钟。

晁错不但建议还策划了“削藩”行动，他认为藩王中实力最强的是吴王刘濞。刘濞是汉高祖刘邦哥哥刘仲的儿子，论辈分比汉景帝大很多。刘濞封地物资丰富，有铜矿可以开采，还有海盐可以提炼，他自己铸钱，使得“吴钱通天下”。由于国家很富裕，百姓也不用交赋税，刘濞也深受百姓的爱戴，吴国也日益成为中央政权最大的威胁。

说到刘濞有件事不得不说，就是刘濞与汉景帝刘启之间的恩怨。

汉景帝刘启年少时与刘濞的儿子，也就是吴王太子刘贤在一起下棋，两个人发生了争执，刘启将棋盘向吴王太子刘贤掷过去，棋盘重重地砸在刘贤头颅上，当场将他砸死。

刘濞得知消息后，非常伤心和气愤，当吴太子刘贤的遗体被送回吴国，刘濞愤怒到达了顶点，说道：“天下的刘家是一家，既然死在长安，就应葬在长安，何必送回吴国呢。”于是又将遗体送回长安。从此以后，刘濞不再进京觐见，此举虽然有违君臣之礼。汉文帝知道其中缘由，并没有怪罪于他，反而默许他不用来京觐见。

晁错建议拿吴王刘濞先开刀，他对汉景帝说现在削去吴王刘濞的封地，刘濞一定会造反。就算不动手他迟早也会反。既然如此，不如先下手为强，时间拖得越长隐患就会越大。汉景帝与公卿列侯、皇族讨论此事，其他人没有意见，只有外戚窦婴表示强烈反对。于是，汉景帝将此事暂时搁置。

汉景帝先对其他诸侯国采取了措施，先后借机削减了楚王、赵王、胶西王的封地，诸侯王们深知是晁错背后出主意，对其痛恨不已。

晁错的父亲得知此事后，也从外地赶到长安劝说晁错收手，他对晁错说：“侵削诸侯，疏人骨肉，口让多怨，公何为也？”意思就是侵削诸侯王,使皇室骨肉之亲疏远,引起大家的怨恨,你这是为什么呢?”

晁错并不这样认为，他对父亲说，他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让天子的权威能够立起来，让大汉的江山社稷更加稳固。晁错父亲规劝无效，觉得大祸很快降临到晁家，不久便自尽而亡了。父亲的死，并没有动摇晁错削藩的决心。

“上初即位，公为政用事，侵削诸侯，疏人骨肉，口让多怨，公何为也？”——《汉书·晁错传》

刘濞看到其他诸侯王纷纷遭到打压，感到阵阵寒意，他明白自己是实力最强的诸侯王，也是皇帝心中最大的隐患。他不能坐以待毙，不如起兵反抗。

他认为只有自己一个人起兵，有些势单力薄，他听说胶西王勇猛好武，就派使者去说服胶西王联合造反。胶西王刘昂开始并不愿意，在使者的再三劝说下，最终同意了。刘濞又联络了楚王和其他几个诸侯国，大家都害怕被削藩，于是纷纷同意参与造反。

公元前154年，汉景帝下令削去吴国两个郡的封地，刘濞认为汉景帝要对自己动手了。于是，正式起兵叛乱。楚、赵、胶西、胶东、淄川、济南等六国纷纷响应，历史将这次叛乱称为“七国之乱”。

刘濞为此次造反也做了充分准备：

他将国内十四岁到六十二岁的男子征召入伍，组成了二十多万的军队。他又为叛乱找了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清君侧”，意思就是起兵并不是要推翻皇帝，而是帮汉景帝清除身边的奸臣晁错。

七国联合叛乱，震惊了朝廷。此时，窦婴向汉景帝推荐了一个人，此人曾在吴国做过国相，对于吴国的情况了如指掌，他就是袁盎。汉景帝亲自召见了他，询问他有关事宜。

汉景帝问袁盎对于七国之乱有那些看法？袁盎表示叛军来势汹汹，但不足为惧。汉景帝表示疑惑，袁盎继续解释道，刘濞虽实力雄厚，但是他麾下的大多都是被物质诱惑的无赖子弟，一群乌合之众不成气候。汉景帝接着又问他有何退敌之策？袁盎则表示让汉景帝退下身边所有人才能说，包括晁错在内。众人离开后，袁盎对汉景帝说七国之所以叛乱是为了诛杀晁错，恢复过去的领地。如果将晁错杀了，并赦免他们叛乱的罪行，应该可以不动一兵一卒平定这次叛乱。

汉景帝听后深以为然陷入沉默中，此刻他的内心十分的矛盾：

一方面他觉得袁盎说得很有道理，毕竟叛军打着“清君侧”的旗号，并不是朝着自己来的。一方面他觉得晁错忠心耿耿，他提出削藩的建议也是为了巩固大汉的江山社稷，他不忍心对晁错痛下杀手。

不过，汉景帝转念一想，如果不能尽快平定这次叛乱，定会天下大乱，血流成河，就算最后平定这次叛乱，国家实力也会大大削弱。汉景帝在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权衡利弊之后，最终做出一个决定：“为了天下安定只能牺牲晁错”。

于是，汉景帝下令在上朝时逮捕了晁错，并直接押送到东市腰斩。晁错死时还穿着朝服，还没搞清楚怎么回事，就丢掉了性命，不幸的是他当时没有听取父亲的劝诫。正所谓“伴君如伴虎”并非忠于朝廷忠于皇帝就能得到善终的。

杀掉晁错后，汉景帝派袁盎去见刘濞，告知晁错死讯，要求刘濞退兵。事实证明，此事是汉景帝想得太过简单了，除掉晁错对于刘濞来说只是消除一个小小的障碍而已，他最终的目的是高高在上的皇位，汉景帝才是他想要清除的最大障碍。于是，刘濞拒绝退兵，他说：“我已为东帝，尚何谁拜？”

消息传来，汉景帝非常悔恨，顿时觉得自己很傻很天真，不过事已至此，只有整顿军备，全力以赴的用武力平息这次的叛乱。此时，汉景帝想起父亲身前的嘱托，如果遇到危急情况，有个人可以委以重任。这个人是谁呢？

此人就是曾经诛灭吕氏一族的头号大功臣周勃的儿子——周亚夫，汉文帝之所以如此信任周亚夫是因为一件事情。

汉文帝在位时，匈奴经常会有些小规模的袭扰，汉文帝命周亚夫等几位将军驻兵长安周围。一次，汉文帝前往军营劳军，其他几个兵营很容易就进去了，只有周亚夫驻扎的细柳军营，将士们身披铠甲，手持利刃，戒备十分森严。汉文帝快到时，手下对守营卫兵“天子即将驾到”。军士却说在军营中，只听将军号令。汉文帝到后，被拦截在军营外，汉文帝只好先派人到军营找周亚夫，方可进入军营。进入军营，军士又说军营不能快马急行，汉文帝只好让马车缓缓而行。一番折腾过后，终于见着周亚夫了，只见他手持兵器行礼。表示自己军令在身，只能行军礼，不能行跪拜之礼。汉文帝手下觉得周亚夫很无礼、怠慢皇帝。汉文帝则认为周亚夫是真将军，相比其他军营的戒备松懈，如果敌军突然来袭，必定会被击败。自此，汉文帝对周亚夫另眼相看，觉得他是大将之才。因此，才会将周亚夫推荐给自己的儿子汉景帝刘启。

汉景帝任命周亚夫为统帅，领兵前去平息叛乱。又命窦婴为大将军，坐镇荥阳，作为接应。此时，汉景帝的弟弟梁王刘武也在顽强抵抗在东进路上的吴楚联军。汉景帝的这位弟弟表现得也很给力。

在叛军的不断攻击下，梁王刘武已经感到无力支撑，于是他向朝廷告急。周亚夫认为吴楚联军声势浩大，正面决战难以取胜，建议梁王军拖住吴、楚主力，寻找机会切断敌军的补给，最终击败敌军，汉景帝同意周亚夫的计划。梁王刘武这边已经感觉难以支撑下去，于是，刘武直接向周亚夫求援。周亚夫没有理会他，继续派军队向东，屯兵于梁国以北的昌邑(今山东巨野西南)，坚守不出。形式紧迫，梁王刘武被逼无奈又再次派人求援，周亚夫还是不发救兵。梁王刘武无奈只得写信给自己的皇帝哥哥，汉景帝下诏让周亚夫派兵增援，周亚夫也不为所动。梁王刘武无奈之下只得把心一横，凭借自己的能力拼死到底。在梁王刘武的拼死抵抗下，吴军无法攻克梁国，只得转而攻打周亚夫的军队。

周亚夫坚守壁垒，又派轻兵南下，断绝叛军的粮道。吴军断粮后，士兵饥饿不能久战，于是，只能加大攻击，想尽快攻克昌邑。然而无论如何挑衅，周亚夫都坚守不出，无奈之下只能夜袭周亚夫军营，周亚夫早已料到并做好了准备，吴军大败，周亚夫率军追击，大破吴、楚联军。

刘濞乘夜逃走，渡过淮河至丹徒(今江苏镇江)，退守东越，又派人招集残兵。汉景帝派人以利益引诱东越王，东越王找机会刺死刘濞，并将刘濞首级献给汉景帝。

叛军溃散后，楚王刘戊自杀。不久后，胶西王、赵王也相继自杀。胶东王、淄川王、济南王也都伏法被诛杀，只有济北王刘志被胁迫参与叛乱，后又坚守不发兵，因此得到赦免。

这场叛乱持续三个月就被平定了，时间不长，却引起了巨大的震动，也让汉景帝深深地感受到藩王的强悍，更增加了汉景帝对削藩的决心。

汉景帝趁着平定叛乱的余威：

下令诸侯国的丞相改为“相”，御史大夫、廷尉等和中央机构同名的官职被废除，大幅度增加中央派遣官吏人数。这些官吏不是为诸侯王效力的，而且负责监视诸侯王的。同时诸侯王的收入仅限于由中央派遣的官吏在其封国内征收的租税，不允许诸侯王擅自经营制盐、冶炼等获得其他收入。

通过一系列的措施，诸侯国的独立性遭到了削弱，较大程度的减轻了藩王对中央的威胁。

除了“七国之乱”给百姓带来短暂的灾祸外，汉景帝在治理国家方面也是不错的。他和父亲汉文帝一样，继续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把赋税调整为三十税一，也就是官府只要百姓收成的三十分之一，大大减轻了百姓的负担。同时他慎用民力在位期间，除了为自己修了一座规模不大的陵墓外，基本没有兴建大型工程。在减轻刑罚方面，他延续了汉文帝的做法。①汉文帝时期取消肉刑，以鞭刑代之等刑罚。不过接受鞭刑的人也有时常被打死打残的，因此，汉景帝又下令废除鞭刑。又将分裂尸体的磔刑改为弃市。②他还强调“治狱者务先宽”，要求办案官吏依法定罪，疑罪从轻。有罪犯不服的案件，都必须重新评议，不得草菅人命。

在思想领域，继续采用兼容并包的策略，允许百家争鸣。在外交上，继续延续和匈奴和亲的政策，对匈奴进行安抚。不轻易使用武力。在对待外戚上，汉景帝也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让外戚专权，不过也会让外戚担任一些的官职。窦婴平定“七国之乱”有功，窦太后几次请汉景帝任命窦婴为丞相，汉景帝都没有答应，理由是窦婴虽有才干但行为比较轻薄，丞相之位需要沉稳的人担任，窦婴并不适合。

“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霹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史记·平准书》司马迁

在汉景帝统治期间，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百姓生活持续改善，将汉初残破的景象一扫而光，出现了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百姓安居乐业的景象。历史上把汉文帝和汉景帝统治时期称为“文景之治”，这也是中国古代史上第一个盛世，大汉王朝也由此一步步走向最强盛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