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苏格拉底的再认识

苏格拉底是古希腊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但是他一生从未写过任何著作，我们关于苏格拉底的所有认识都来自于他人的记载。其中，以阿里斯托芬、柏拉图和色诺芬三个人的叙述最为重要。因为他们的作品时间早——人生基本都和苏格拉底有重叠；内容全面，尤其是柏拉图，他所有的作品几乎都与苏格拉底有关。但是，亚里士多德却将柏拉图、色诺芬、索弗荣、赛那尔科斯所写的有关苏格拉底的作品一并归入到“苏格拉底的文学作品”中，可以管窥他对这些资料的态度。

到了近现代，19世纪的哲学家施莱尔马赫第一个对于这些描述苏格拉底的资料的真实性提出质疑。他的主要攻击目标是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理由主要有二。其一：色诺芬主要是个政治家和军人，他是苏格拉底的非正式学徒（只在很短的时间内跟随苏格拉底），因此不能被看作是历史上的苏格拉底的主要哲学立场或观点的忠实代言人；其二：色诺芬的作品充斥着为老师辩护的意图，他笔下的苏格拉底在思想上是如此的保守和平庸，如何能够吸引柏拉图这样的青年才俊？更重要的是，这么一个立场中庸的人，怎么会触犯众怒，以至于要被雅典人处死？应该说反驳是相当有力的。

紧接着色诺芬受到排斥的，是阿里斯托芬的《云》。《云》是阿里斯托芬创作的喜剧，本身是一部戏剧，并没有复现真实的义务。而且阿里斯托芬有意创作这部滑稽的作品来揶揄苏格拉底，戏剧中苏格拉底的形象很可能是以十分夸张的形象出现的，故事也极有可能是编造出来的，因此大部分学者将这部作品从有关历史的苏格拉底的可靠资料清单中剔除出去。然而，即使《云》对于苏格拉底的形象有很多夸张和捏造，但是最起码阿里斯托芬是苏格拉底同时代的人（还是苏格拉底的长辈），他写作戏剧供人娱乐，其戏剧最起码反映了当时的雅典人对于苏格拉底的普遍认识和心理认知——拿大家身边的人寻开心，必须有一定真实的成分，符合当时的人对于苏格拉底的主流认知，否则戏剧是不会有人去看的、不会被认同的。假如苏格苏格拉底平日里一本正经、威望素著，那么阿里斯托芬编排他行为乖张，是不可能取信于人的。

目前，柏拉图关于苏格拉底的记叙被认为是唯一有价值的资料。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柏拉图关于苏格拉底的作品就一点问题没有。柏拉图的作品虚构了大量的场景，让苏格拉底参与对话，进行讨论。这些对话显然是虚构的，在真实性上和阿里斯托芬的《云》一样不可靠。但是其中是否真实的反映了苏格拉底的思想呢？首先，我们不能保证，柏拉图让苏格拉底参与这些对话是要如实的反映苏格拉底的思想。在柏拉图的笔下，在很大程度上，苏格拉底是一个孜孜不倦的探索者，一个追寻真理的人，一个具有代表性意义的形象。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柏拉图打算通过这些作品反映苏格拉底的真实思想。事实上，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可能更像他本人，是他本人孜孜不倦追求真理的理想人格的反映；其次，就算柏拉图打算在这些作品中如实地反映苏格拉底的思想，那么也未必能够保证，他本人能够真实地理解并反映苏格拉底的思想。当然，并不能因此彻底否定柏拉图的作品，其对于认识苏格拉底还是具有重大的价值。

那么，如何才能认识一个真实的苏格拉底？

首先，苏格拉底在思想上必然是与当时雅典的主流思想是相互抵触的，否则他不会被雅典法庭判处死刑。在古希腊，城邦就是一个人的一切，失去了城邦共同体的关怀和庇佑，失去了城邦的公民权所拥有的各种权利，一个人几乎形同奴隶，除了个人的人身自由外一无所有。连普罗泰格拉这样的外邦思想异端都仅仅被赶走了事，作为本邦的自己人，也没有什么劣迹，苏格拉底竟然被判处死刑，这在思想上给引起多大的恐慌、多大的仇恨才能造成这样的后果。根据柏拉图被认为最靠谱的记载——《申辩篇》中的记录，苏格拉底的罪名是侮辱雅典神、引进新神论和腐蚀雅典青年思想。阿里斯托芬的《云》也可以作为另一个旁证，假如苏格拉底的思想和行为符合当时社会主流价值观，他就不会给人留下那样怪诞的印象，不会受到主流社会的排挤和排遣，哪怕戏剧中的语言和行为是夸张和捏造的。

其次，苏格拉底的父亲索佛洛尼斯科斯是雕刻匠，母亲费纳瑞特是助产妇，这一记录造假或以讹传讹的可能性不大，这也可以从“精神助产术”这一方法上得到验证。综合各种史料来看，苏格拉底出身于平民家庭的笃定性比较强。

第三，普遍认为，柏拉图的《申辩篇》是关于苏格拉底较为靠谱的记载。

将以上述内容作为塑造苏格拉底的基础，应该更能反映苏格拉底的真实面貌。

二、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哲学观点

苏格拉底最为著名的认知方法就是“精神助产术”。据记载，苏格拉底说：“我的母亲是个助产婆，我要追随她的脚步，我是个精神上的助产士，帮助别人产生他们自己的思想。”“精神助产术”通过比喻、启发等手段，用发问与回答的形式，使问题的讨论从具体事例出发，逐步深入，层层驳倒错误意见，最后走向某种确定的知识。“精神助产术”通过下定义的方法，使定义的提出者在苏格拉底的反复反驳下，对于事物的定义从特殊逐渐走向一般，越来越接近事物的本质。下面这个故事出自于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我们大可不必相信书中所描绘的苏格拉底是那么的和善谦虚，甚至在和尤苏戴莫斯辩论完成之后，还惦记着给对方留面子，真是一个充满智慧、处事周到的人啊！然而这样的一个人是不可能被人嫉恨，以至于被送上被告席处死的。但是，这个故事能让我们了解所谓的“精神助产术”是怎样的一个过程和逻辑。

苏格拉底问尤苏戴莫斯，“虚伪是人们中间常有的事，是不是？”

“当然是”，尤苏戴莫斯回答。

“那末，我们把它放在两边的哪一边呢？”苏格拉底问。

“显然应该放在非正义的一边。”

“人们彼此之间也有欺骗，是不是？”苏格拉底问。

“肯定有”，尤苏戴莫斯回答。

“这应该放在两边的哪一边呢？”

“当然是非正义的一边。”

“是不是也有做坏事的？”

“也有”，尤苏戴莫斯回答。

“那末，奴役人怎么样呢？”

“也有。”

“尤苏戴莫斯，这些事都不能放在正义的一边了？”

“如果把它们放在正义的一边那可就是怪事了。”

“如果一个被推选当将领的人奴役一个非正义的敌国人民，我们是不是也能说他是非正义呢？”

“当然不能。”

“那末我们得说他的行为是正义的了？”

“当然。”

“如果他在作战期间欺骗敌人，怎么样呢？”

“这也是正义的”，尤苏戴莫斯回答。

“如果他偷窃，抢劫他们的财物，他所做的不也是正义的吗？”

“当然是，不过，一起头我还以为你所问的都是关于我们的朋友哩”，尤苏戴莫斯回答。

“那末，所有我们放在非正义一边的事，也都可以放在正义的一边了？”苏格拉底问。

“好象是这样。”

“既然我们已经这样放了，我们就应该再给它划个界线：这一类的事做在敌人身上是正义的，但做在朋友身上，却是非正义的，对待朋友必须绝对忠诚坦白，你同意吗？”苏格拉底问。

“完全同意，”尤苏戴莫斯回答。

苏格拉底接下去又问道：“如果一个将领看到他的军队士齐消沉，就欺骗他们说，援军快要来了，因此，就制止了士齐的消沉，我们应该把这种欺骗放在两边的哪一边呢？”

“我看应该放在正义的一边”，尤苏戴莫斯回答。

“又如一个儿子需要服药，却不肯服，父亲就骗他，把药当饭给他吃，而由于用了这欺骗的方法竟使儿子恢复了健康，这种欺骗的行为又应该放在哪一边呢？”

“我看这也应该放在同一边”，尤苏戴莫斯回答。

“又如，一个人因为朋友意气沮丧，怕他自杀，把他的剑或其它这一类的东西偷去或拿去，这种行为应该放在哪一边呢？”

“当然，这也应该放在同一边”，尤苏戴莫斯回答。

苏格拉底又问道，“你是说，就连对于朋友也不是在无论什么情况下都应该坦率行事的？”

“的确不是”，尤苏戴莫斯回答，“如果你准许的话，我宁愿收回我已经说过的”。

“准许你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苏格拉底说，“因为这比把行为放得不正确要好得多。 至于那些为了损害朋友而欺骗他们的人（这一点我们也不应弃置而不予以考虑），你想哪一个是比较地更非正义，是那些有意的呢，还是无意的呢？”

“苏格拉底，我对于我自己的回答再也没有信心了，因为我先前所说的一切现在看起来都和我当时所想的不一样了。尽管如此，我还要说，那有意说谎的比起无意说谎的人要更非正义些”。

从上面这则故事我们可以看出，“精神助产术”是用给“不正义”下定义的方法，从普通人的一些特殊经验——“虚伪、欺骗、做坏事、奴役是不正义”的出发，苏格拉底通过不断问诘的方式，驳倒各种错误认识，并循循善诱，让尤苏戴莫斯一步一步走向更具有一般性的关于“不正义”的认识或结论——“那有意说谎的比起无意说谎的人要更非正义些”。

在柏拉图的著作中，我们同样可以找到大量“精神助产术”的例证。比如《美诺篇》中，苏格拉底就通过“精神助产术”同美诺讨论了“美德”等问题。

苏格拉底的“精神助产术”是从特殊经验出发，以到达事物本质为目的。是一个从具体到抽象、从部分到整体、从特殊到一般的过程。而柏拉图的哲学思想则恰恰相反，从先验的事物本质出发，推演至一般事物的个体。

柏拉图最为著名的哲学学说就是他的理念论，甚至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柏拉图的哲学学说就是他的理念论。柏拉图的哲学理论，先验地构想了一个由形式和观念组成的客观而普遍可靠的实在世界，即所谓的“理念世界”。理念世界是独立于个别事物和人类意识之外的实体，永恒不变的理念是个别事物的模型，个别事物是完善的理念的不完善的“影子”或“摹本”。

在《国家篇》中，柏拉图讲到一个寓言：一群人犹如囚徒世代居住在洞穴里，由于被锁住而不能走动、回头和环顾左右，只能直视洞壁的情景。他们身后有一堆火在燃烧，火与人之间有一堵矮墙，墙后有人举着雕像走过，火光将雕像投影在他们面对的洞壁上，形成了变动的影像。由于他们长期看着这些影像，便以为是真实的事物。但是如果有一个囚徒挣脱锁链，回头第一次见到火光，虽然一时会刺眼眩目，但经适应后他就会分清影像与雕像，并明白雕像比影像更真实。如果他被人拉出洞外，第一次看到太阳下的真实事物，也会再次眼花缭乱，先见到阴影，再看水中映象，进而看事物，最后抬头望天，直接见到太阳，这才知道太阳是万物的主宰。

柏拉图明确指出，这个比喻“可以整个地应用到以前的论证上，将囚徒们居住的洞穴比作可见世界，里面的火光比作太阳。如果你把上升的途径及对上方万物的静观比作是灵魂上升到可知世界，就没有误解我的意思”。

柏拉图的哲学思想强调理念的绝对性、完美性，并把“理念”和经验世界对立起来，和巴门尼德强调一个静止、永恒、唯一的存在异曲同工；却和苏格拉底从一般经验出发，以到达事物本质为目的，截然相对。柏拉图其他的思想，都是从绝对“理念”出发，演绎得出的结论，这和苏格拉底的思想恰好是一条反向的进路。

但是柏拉图比起毕达哥拉斯、巴门尼德的认识更为深刻，他并没有停留在理念世界，他意识到自己理论的先验性——假如无法通过经验世界来进行验证，那么如何确保其构造的理念世界是客观存在的呢？如何确保其是真实的呢？对此，柏拉图进行了艰难的探索，先后提出了“回忆说”、“灵魂转向说”，以及概念辨证法，试图用这些方法打通经验世界和理念世界之间的空白。“回忆说”和“灵魂转向说”带有明显的毕达哥拉斯学派的痕迹，试图用神灵的方法解释人类特殊的经验世界和绝对理念世界之间的关系，充斥了神秘主义的特征，也开启了新柏拉图主义神秘主义的滥觞。而概念辨证法则试图从绝对的理念世界出发，到达人类的经验世界，因此和以黑格尔为代表的以绝对观念为特征的客观唯心主义有所区别。

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两人，一个从经验世界出发，去探寻某种确定性的本质；一个从理念世界出发，去推及现实世界的多样。因此，他们虽然方向截然相反，但是都试图沟通现实世界和本体世界，实际上是对从泰勒斯开始的古希腊哲学的两条进路的继承和发展，为日后亚里士多德的大规模综合奠定了基础。

三、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哲学的社会基础

我们在《古希腊哲学的两条进路》一文中曾经指出，古希腊哲学的两条进路，分别是代表贵族和平民的学说和观点，代表了截然相反的两个方向。而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思想对这两条思想进路有了继承和发展。

苏格拉底出身于平民家庭，父亲索佛洛尼斯科斯是雕刻匠，母亲费纳瑞特是助产妇。他的哲学思想与代表新崛起的超越城邦的平民思想的智者学派有着很多共通之处。比如，他们都从经验主义的角度出发，而不是先验的确定有一个真实永恒的神存在。在被认为最忠实的反映苏格拉底原貌的柏拉图作品《申辩篇》中，苏格拉底对于智者学派表达了相当的好感，认同他们的做法，他说：“如果你们听到有人说我想要收费授业，那么这同样也不是真话。不过我倒希望这是真的，如果有人适宜教人——那倒是件好事。”要知道智者在雅典的处境相当不好，其代表人物普罗格泰拉被赶出了雅典城邦。在很多人的口中，智者们就是诡辩专家。恰好，苏格拉底也是因为诡辩专家的名声而被雅典人唾弃。为什么苏格拉底会有诡辩专家之名呢？看一看他的“精神助产术”就可以明白了——不断地对他人的观点进行驳斥，毫不留情面。所谓诡辩专家不过是那些无法在争辩中获得胜利又深感受到羞辱的人对苏格拉底的污蔑，特别是那些拥有声望的贵族和学者。真正的劳动人民其实并不那么在意自己的“声望”，因为那即是他们所不拥有的，也是他们所不在意的；不曾拥有就无所谓失去，即使拥有对他们的生活也毫无助益。和智者们一样，他们更在意实实在在的东西，在意真正能够让自己理解和获得好处的东西。苏格拉底在《申辩篇》中指出，“能使较弱的论证变得能够击败较强的论证”是他人对自己虚假的指控。苏格拉底还认为，自己被控告是因为得罪了很多人，因为他公然揭示出很多具有“聪明”名望的人——比如政治家、诗人，实际上并不聪明。然而，他同时却对工匠表达了赞许之意，认为他们在某个范围内“比我更聪明”。肯定了劳动人民在自己工作的范围内具有的聪明智慧，否定了那些政治家、诗人等所谓聪明的人，认为实际上他们并不聪明，对于具体劳作一无所知，而且还不肯承认。

综上，苏格拉底出身于雅典的平民家庭，他的思想具有和智者运动一样的平民性特征，甚至他本人也和智者们一样被诬为诡辩者。他的哲学思想同样从具有特殊性的经验出发，如果说和智者们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他从经验主义出发去追求某些确定性的东西，我们可以认为那就是事物的本质存在。

《古希腊哲学的两条进路》一文指出，代表平民思想的智者学派，以经验世界为基础，为论述对象。那么，为什么出身平民的苏格拉底会从特殊经验出发去思考带有贵族性的毫无用处的本质世界呢？因为在苏格拉底生活的时代，正是古代雅典城邦国家的鼎盛时期。公元前509年，克里斯提尼成为雅典的执政官，开始了克里斯提尼改革。克里斯提尼改革标志着百余年来平民反抗贵族斗争的胜利和雅典奴隶制民主政治的初建，古希腊从此进入以雅典为中心的古典时代。在雅典城邦国家，平民与贵族的矛盾已经不是主要矛盾，而奴隶主和奴隶的矛盾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当时的雅典，使用了大量的奴隶，著名的劳里昂银矿正处于其巅峰，使用了20000名以上的奴隶；雅典作为提洛联盟的盟主，依靠盟主地位，欺压盟内成员，垄断东地中海的航路，获得超出正常的利益。根据立法，此时的平民已经没有了变成奴隶的危险，而且享有城邦给予的经济补助。在当时的雅典，存在着大量的无业游民，苏格拉底正是其中的一员。虽然他本人过得十分朴素，但是这并不能改变他分享雅典城邦国家剥削奴隶生产和建立东地中海霸权所带来的收益。苏格拉底生活无忧，又有大把的空闲时间，自然可以像奴隶主一样去思考对于日常生活毫无用处的本质世界。

而柏拉图则与苏格拉底恰恰相反，他出身于贵族家庭，虽然号称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但是他的思想进路与苏格拉底背道而驰。他其实并没有继承苏格拉底的衣钵，他的一生风平浪静，根本没有经历过死亡的威胁。我们不禁要问，持同一观点的一对师生，为什么一个人竟然无法被容忍到了被处死的地步，而另一个却安然无恙地在雅典平静地从事学术研究，还招了不少学生——结论似乎只有一个，那就是他们两人的学说具有根本性的不同。另外，根据《申辩篇》，苏格拉底根本不承认他招收过学生，他认为那些人只是和他共同讨论问题的伙伴，进而否认了他腐化了青年。如果事实如此，柏拉图实际上也没有义务或事实去继承苏格拉底的衣钵，而柏拉图确确实实教授了一大群青年才俊，形成了柏拉图学派。师生相伴形成了一个团体，这样的情况能够一直被容许，只能说明其学说是符合古代雅典社会主流思想的。

那么奴隶主出身的柏拉图为什么会从本质的理念世界出发，去勾连带有平民性的经验世界呢？这同样和当时雅典社会的现实有关。雅典是以工商业立国的城邦国家，平民不仅仅依赖土地生活，还可以通过工商业贸易链获得收益。自克里斯提尼改革之后，平民在政治上的地位也大幅提高。这样，贵族与平民间的区隔被打破，有趋同的倾向。平民可能因为大量的金钱获得崇高的社会地位，贵族也可能因为贫困逐渐失去尊崇的社会地位，而且二者要共同参与日常的政治生活，因为雅典是一个直接民主的社会，所有人是直接参与到政治生活中的，而不是通过选举代议来实现“民众自主”之民主政治的。因此，柏拉图虽然是贵族，但是也必然要与平民打交道，特别是在政治生活中。他必然要去理解平民的所思所想，理解他们的精神世界。

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从哲学世界的“多”和“一”分别出发，相对而行，向对方靠拢。不但反映了古希腊哲学的进步与发展，也反映了在古代雅典社会，贵族和平民间地位的趋同。但是，这种趋同是在雅典城邦国家通过大规模使用奴隶进行生产及服务、以及压迫提洛同盟成员和建立东地中海霸权来实现的；这种平民与贵族的趋同，更多是平民向贵族趋同，少部分是贵族向平民趋同。实质上是平民向贵族趋同成为了统治阶层，享受剥削他人带来的利益。因此，也就可以理解，以雅典为代表的古希腊哲学，为什么会以贵族思想为主流，而不是以平民思想为主流；为什么爱奥尼亚及意大利学派的传统成为古希腊哲学的主流，而智者运动的思想被边缘化；为什么古希腊哲学以神秘性、先验性、贵族性、静止性、绝对性为特点，而不是以现实性、经验性、平民性、运动性、相对性为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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