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邵雍根据先天《易》学和佛教轮回说，创立“元会运世说”，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是循环往复的过程，而宋朝是“帝道可举”的时代。元会运世说是主观臆想的产物，是维护封建统治的思想武器。

与宋代其它理学大师不同的是，邵雍独树一帜，另开生面地阐发神奇古奥的先天象数学。他从先天象数中推衍出社会历史运行的法则，认为历史的过程就是循环往复和轮回流转，称之为“元会运世说”。本文拟对此说之实质予以揭示。

邵雍字尧夫，号康节，河南人，北宋中期著名理学家。他的理学思想集中反映在他的代表著作《皇极经世》一书中。该书以《易》为核心，融儒、释、道于一体，在先天象数学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元会运世说”就是先天象数学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邵雍通过对“宓羲（即伏羲）先天之旨”的推衍，①构造了独特的宇宙演化模式，邵雍认为，天地万物在形式上各异，但都统一于“道”，而“道”是可以通过“观物”去觉悟的，如果用道去考察世界万物，则上可以推知事物的过去，下可以预测事物的将来。这个道在他的“先天象数图”中就可以体现出来，宇宙间的万事万物都会按照他的先天象数图所示的规则运行变化，人类的历史也同自然规律一样跳不出他精心设计的象数图的轨迹。

邵雍将时间历程划分为元、会、运、世四个单位。一元为十二会，一会为三十运，一运为十二世，一世为三十年，故一元为十二万九千六百年。将十二会分配到十二属卦中，根据阴阳消长，便知道每一元也就是具体世界的一次生灭。邵雍认为时间是无限的，十二辟卦无休止地循环下去，世界也不断地产生和消失。具体地说，邵雍将自唐尧以来的历史纳入他的循环说中，根据邵伯温（邵雍子）综合《皇极经世》所制《经世一元消长三数图》，现世界所属之元各会可考如次：②

“开物”指这一元世界的开辟，其会在寅，其卦在泰；“闭物”指这一元世界的坏灭，其会在戌，其卦在剥。邵雍把唐尧时代列于乾卦的九五，作为“先乎此者有所未至，后乎此者有所不及”的盛世，而唐尧以下的全部历史的总趋势则在退化，今不如古，古不如前，符合了道学家所谓三代以下天地人心不过是“架漏牵补”的退化史观。③

但在一元之内的历史中也还有小循环，邵雍以为三皇、五帝、三王、五伯这一段先秦史就是一个小循环。从皇到伯是退化的过程，三皇是“能大，广大悉备而固为、固有者”，五帝是“能知其天下之天下，非己之天下者”，三王是“能以功正天下之不正者”，而五伯则只“借虚名以争实利”，正好是韩非“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④的注脚。邵雍又认为先秦的皇、帝、王、伯都各有其道，是“圣人之时”，圣人之道与昊天之时一致，所以，“三皇之世如春，五帝之世如夏，三王之世如秋，五伯之世如冬……，春夏秋冬者昊天之时也，《易》、《书》、《诗》、《春秋》者圣人之经也”。故“昊天以时授人，圣人以经法天”。

（邵伯温：《经世一元消长三数图》）

战国以下则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七国冬之余冽也，汉王而不足，晋伯而有余，三国伯之雄者也，十六国伯之丛者也，南五代伯之借乘也，北五朝伯之传舍也，隋，晋之子也，唐，汉之弟也，隋季诸郡之伯，江汉之余波也，唐季诸镇之伯，日月之余光也，后五代之伯，日未出之星也”。总之，这一大段历史无圣人出世，只是“冬之余冽”、“日月之余光”之类，已不受上天的青睐，五代十国是黑暗的子夜，等待的即是日之东升，圣人降世，这个新时代就是大宋王朝，所以邵雍说：“苟有命世之人继而兴焉，则虽民如夷狄，三变而帝道可举。”他说，象这样一个时代，虽因总的退化趋势而再难返至皇道，人心不似以前，但“帝道”之世则是可以达到的。以上就是邵雍的元会运世说。

邵雍的元会运世说首先是佛教轮回说的改造和再版。邵雍对佛学有很深的研究，邵伯温说他：“论文中子（即王通）谓佛为西方圣人，不以为过，于佛老之学口未尝言，知之而不言也。”⑤宋代士大夫们不公开宣称自己的思想与佛教和道教的关系，是时代的风尚，但邵雍通佛学则是事实。在佛经中会看到如下宇宙轮回说：

“所有一切世界，皆悉具有四种相劫，谓成、住、坏、空，成而即住，住而续坏，坏而复空，空而又成，连环无端，都将成、住、坏、空，八十辘轳结算，一十三万四千四百万年为始终之极数，所谓一大劫也。”⑥把宇宙分为创始（成），稳定（住），毁坏（坏），消灭（空）四个阶段，这是所谓“劫”。宇宙消灭后，又从头开始创生，再历成、住、坏、空，如此循环不息，无限地延续下去。这种无限又排除了任何变化、改动，一切过程都只是以往过程的简单重复，在“劫”难逃，一切都是“注定”了的。

显然，邵雍的元会运世观受了以上轮回说的启示。邵雍的“元”，相当于佛教的“劫”，春夏秋冬与成住坏空相对应。不过，在一元之内的时间计算上，邵雍采用了天人合一的“四柱”法，用年、月、日、时之总会法给历史算命，给未来推运。元、会、运、世的关系是年、月、日、时的比例的放大，所谓一年十二月，一月三十天，一天十二时，再乘三十（相当于月运行一周），即得一元为十二万九千六百年，即“一元在大化之中，犹一年也”。⑦

那么邵雍如何解释一元之内的盛衰兴败呢？他用的是先天易学之法。这个方法中既有卦象法，又牵涉到所谓象数问题。据传邵雍的师承可上溯到陈抟，“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种放传穆修，穆修传李之才，之才传邵雍。”⑧邵雍的先天学就是在陈抟“先天图”的启示下“发明”的，所以朱熹也说：“邵子发明先天图，图传自陈希夷（即陈抟）。”⑨陈抟是五代宋初著名道教学者，精内丹，据传作“先天太极图”于华山石壁，以阐内丹之旨，（见图1）：⑩

据后人研究，该图有“太极含阴阳，阴阳含八卦之妙”，是对《易·系辞》“易有太极，是生两仪”的阐释，此图式还用以表示阴阳二气消长的过程，以阴阳环抱为太极，以八卦之象表示二气之消长。(11)

陈氏的先天图经过邵雍的“发明”，衍成了先天十四象数图，其中有所谓“伏羲六十四卦圆图”（见图2）。这个图据说是邵雍借易以发挥的宇宙演化图。(12)邵雍认为六十四卦由阴阳交错、一分为二而成：

“太极既分，两仪立矣。阳下交于阴，阴上交于阳，四象生矣。阳交于阴，阴交于阳，而生天之四象；刚交于柔，柔交于刚，而生地之四象，于是八卦成矣。八卦相错，然后万物生。是故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八分为十六，十六分为三十二、三十二分为六十四。故曰分阴分阳，迭用刚柔，易六位而成章矣。”六十四卦可以概括万物的象，最后一卦是“未济”，意味着下一轮循环又从头开始，这样一来，恰恰同佛教轮回说殊途而同归。邵雍从六十四卦中挑出复、临、泰、大壮、夬、乾、姤、遁、否、观、剥、坤，分别同十二天干的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等对应起来，形成以下序列：

当然，把经历过的朝代如何安排在“消长图”中，靠的是作者的悟性。从“一元消长图”上很难看出问题，因为唐尧属传说时代，经历一万八千年（一会）到夏，时间上无从考究，从夏殷至当代（宋），只历三千年左右，远不到一会的年限，以后如何“闭物”，那已是多少年以后的事，谁也一时抓不着把柄。问题在于，邵康节把从三皇五帝至先秦三王、五伯的历史定为一个小循环，除了他以天之四时来比附以外，到底从什么“卦理”中可以推知，后人就无法弄清楚了，至少在“圆图”中是看不出的。邵雍说：“推类者必本乎生，观体者必由乎象，生则未来而逆推，象则既成而顺观……推此以往，物奚逃哉？”认为通过卦象是能够“顺观”和“逆推”的，天地的造化之机是可以掌握得到的。但他又说：“人之至者，谓其能以一心观万心，一身观万身，一世观万世者焉。其能以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工，身代天事者焉！”说的很玄，即是讲只有“圣人”才能通造化玄机，所以，先天学是“心法”之学，“图皆自心中起，万物万事，生乎心也”，因此，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只有口授心传才能通其奥妙。

必须指出，邵雍象数学中的一切象数，并不含有物质范畴以及任何客观规律的意义，象数学把离开了物质而拟定的体性或安排的象数系统说成是绝对真理，都不过是一种主观的猜测，并不是从客观事物中正确地抽象出来的，因而也丝毫不会反映客观事物的变化发展。如果说《易》之象数，在某种意义上是试图回答客观物质世界的统一性，还具有一定的辩证思想的话，那么邵雍所用的象数已经远离了《易》的本来面目，它只是将一些毫无联系的数字或符号随心所欲、想当然地拼凑起来，跨进了神学的门槛，陷于了形而上学的泥潭，与真实的世界大相径庭了。邵雍曾自诩他的先天图乃“无字天书”，“图虽无文，而吾终日言而未尝离于是，盖天地万物之理尽在其中矣”。这是他误入歧途而不觉，他只不过想在屋中规划宇宙发展的方向和社会运行的规律罢了。就他关于“小循环”中的各代历史概括也多是想当然之事，而秦以后，汉代是王而不足，唐属汉之弟，根本不着边际，而晋、三国、十六国、隋末等时代均属“伯”之类，这是任意摆布；他预言宋王朝将是圣人将出的时代，而事实上宋与辽、金、夏争敌始终，统一都没达到，倒有点象他所列举的“伯”之余孽，哪有日之东升的味道呢？《皇极经世》中还列举了诸多象数的例子；同样十分荒唐。比如说：“天有四时，地有四方，人有四肢，是以指节可以观天，掌纹可以察地，天地之理具于指掌矣。”又说：“大数不足而小数常盈，……是以人之肢体有四而指有十也。”又说：“天见乎南而潜乎北，极于六而余于七，是以人知其前，昧其后而略其左右也。”“阳消则生阴，故日下而月西出也。阴盛则敌阳，故月望而日东出也。天为父，日为子，故天左旋，日右行。日为夫，月为妇，故日东出，月西生也。”如此之类，通篇牵强黔会，没有科学价值，同汉代谶纬学没有什么不同。

可是邵雍的学说竟然流行于当世，士大夫奉若抻明，南宋朱熹还赞扬它“思之至深”并“有可验看”，朱熹说：

“邵康以十二万九千六百年为一元，则是十二万九千六百年之前又是一个大辟，更以上亦复如此。直是动静无端，阴阳无始，小者大之。影只昼夜便可见。虹峰（胡宏公元1105或1102-1161年）所谓一气大息，震荡无垠，海宇变动，山勃川湮，人物消尽，旧迹大灭，是谓鸿荒之世。尝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变而为高，柔者却变而为刚，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验也。”(13)朱熹引用当时自然科学的成果来证明邵雍的循环说，立场不同，结论全非，使科学成为神学的奴婢。但朱熹的论证未免薄弱。

邵雍的思想十分类似法国古生物学家居维叶的“灾变说”。居维叶认为，地球形成以来，经历过十多次重大灾变，一切生物消灭净尽，然后又重新产生。(14)这完全是反科学的。恩格斯评价道：“居维叶关于地球经历多次革命的理论在词句上是革命的，而在实质上是反动的。它以一系列重复的创造行为代替单一的上帝创造行动，使神迹成为自然界的根本杠杆。”(15)恩格期对于居维叶灾变说的评价同样适用于邵雍的元会运世说。在邵雍那里，“神迹”不再是上帝，也不同于汉代赤裸裸的神学目的论，它似乎来源于正统经典《易》学，因而也具有更丰富的“逻辑”性的思辩性，欺骗作用更大。

然而，邵雍的元会运世说在事实面前不攻自破。事实是最生动的回答，宋朝并没有象先天学所推衍的那样，是日之东升，圣人降世的时代，是“三变而帝道可举”的盛世，终宋近三百年，积弱多弊，忧患丛生，民族矛盾的复杂尖锐达到旷古未有之程度，在军事上更是软弱无能而呈不出一丝阳刚之气来。元代赵友钦怀疑道：“近世康节先生作《皇极经世》书，以十二万九千六百年为宇宙之始终，世人多信其说，以愚观之，实不可准。”(16)明末清初的王夫之批评道：“天地本无起灭，而以私意灭之，愚矣哉！”(17)王夫之用“以私意灭之”来驳斥，击中要害，揭露了元会运世说主观臆想的本质。清代《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将《皇极经世》列在儒家著作之外，而归于“术数类”，这不难看出其用意何在。

如果根据邵雍所处的社会环境来考察邵雍先天学的实质当更能说明问题。邵雍生活于北宋中期，主要活动在仁宗、神宗二朝。他终生没有做过官，在政治上没有露面，但朝中官僚曾多次荐举过他，推荐他的人都是当时政治上有名望的大臣，如王拱辰、吕公著、祖无择、富弼等人。(18)邵雍因各种原因没能在朝廷中供职并非出于他特别的宁静澹泊，而是因为他以隐逸的身份居住在洛阳有特殊的便利。他实际上经常奔走于豪门之间，甚至“其家妇姑妯娌婢有争竞，经时不度者，自陈于前，先生逐一为分别之，人人皆得其欢心，于是酒肴竞进，餍饫数日，复游一家”，(19)利用他那一套独特的“本领”去息事宁人、讨人欢心，完全是门前食客的生活。仁宗朝，王拱辰给他修屋，富弼为他买园；神宗朝，司马光等二十余家替他买下“七千余步平流水”的大宅园。由于邵雍的安乐窝处处挂上了朝中大臣的户名，避免了种种科调之虞。由此可见，邵雍虽然“隐居”洛阳，其实由世家豪族供养，优越的经济地位也成为他政治上守旧的根源，他曾是王安石变法的反对者，他与司马光等人密切往来并表露过他的政治倾向，诗曰：“鸡职在司晨，犬职在守御，二者皆有功，一归于报主。我饥变享食，我寒亦受衣，如何无纤毫，功德补于时？”(20)可见邵雍是时刻不忘“报主”之恩的。他在政治上不登台亮相，只是看清了朝中派系斗争的险恶残酷。他的忠君是通过另一条道路来实现的。当时，北宋统治阶级面临着内忧外患，为了挽救统治危机正在寻找出路，“庆历新政”、“熙丰变法”就是统治阶级调整统治以稳定社会的尝试。另一方面，为了从思想上麻痹广大人民，他们在制造一套比前代更成熟、更隐秘的政治神学，这就为理学的发展提供了现实的土壤。周敦颐、二程、邵雍等为理学的奠基作出开辟之功。周敦颐著《太极图说》、《通书》，论“无极而太极”，开理学本体论之先河；二程论证“理即道”，以理为世界之本源，将儒家所倡导的伦理道德提到本体高度，用以证明封建制度的神圣合理；与周敦颐、二程不同，邵雍钻研先天象数学，发挥“先天图”之旨，从象数角度证明当时的社会存在是冥冥之中的安排，先天学同样宣扬“天由道而生，地由道而成，物由道而形，人由道而行，天地万物则异矣，其于道一也”，将“道”置于万物之上，这与二程的“理即道”是相似的；而邵雍所谓“万化万事，生乎心”的命题则一度成为陆王心学的衣钵。所以，邵雍也被奉为理学的鼻祖。

综上所述，邵雍的元会运世说是宋代特定的社会环境的产物，它虽宗《易》而实无关于《易》，完全是出乎他的主观想象；象五德终始说、谶纬迷信一样，元会运世说与科学无关，与社会发展无必然联系，它不过是邵雍的衣食之源，是巩固封建统治和欺骗人民的思想工具和精神武器。

注释：

①《宋史》本传，卷四二七。

②参见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上册，第533页，略有变化。

③《皇极经世》卷一一，以下未注明出处者，均引出此。

④《韩非子·五蠹》。

⑤(18)(19)《闻见前录》卷一九，一八，二○。

⑥《书蕉》。

⑦《性理大全》卷八。

⑧《宋史·朱震传》。

⑨《〈周易参册契〉考异·附录》。

⑩参见《道家思想史纲》第478页，黄钊主篇，湖南师大出版社，1991年。

(11)参见《易学哲学史》中册10-14页。

(12)参见《道家思想史纲》第478页，黄钊主篇，湖南师大出版社，第496页。

(13)《朱子全书·天度》卷四十九。

(14)引自《中国天文学史》第八章，科学出版社，1981年。

(15)恩格斯《自然辩证法》。

(16)《革象新书·元会运世篇》。

(17)《张子正蒙注·天心篇》。

(20)《击壤集》卷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