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家族在历史上与汉族接触较早。据史籍记载，五代梁开平四年（910年），土家族人民即以农业生产为主，并喜渔猎，不事商贾。生产时，男女一样劳动，伐木烧畲（即刀耕火种），播种杂粮，不施肥，不灌溉，待地力尽时，再转移他处，另行开垦，农业产量低。

在汉族的影响下，冶炼和手工业都有相当发展。后晋高祖天福五年（940年），土家族上层统治者彭士愁就和楚王马希范在溪州（今永顺）会溪坪结盟，铸铜柱为记。铜柱重五千余斤，高一丈二尺，周围约三、四尺，六棱中空，铜质皎洁发光，刻字十分精巧。铜柱是否出自土家族，尚不能完全肯定，但是土家族接受了汉族先进生产技术的影响是可以肯定的。

随着农业生产的逐渐发展，土家族与汉、苗等族的商业贸易也有了发展。五代时，溪州人购买汉货，汉族人民收购土特产，彼此互通有无。这时土家族地区的生产关系主要是封建领主经济。彭士愁就是食邑三百户的封建领主。在封建领主的统治下，大部分良田沃土为“土官”、“舍把”、“头人”所分占。

封建领主通过劳役地租和实物地租等形式，对广大农民（农奴）进行残酷剥削和压榨，特别是封建统治者为了密切与历代中央王朝的关系和取得更多的“回赐”，以巩固其封建统治，残酷地剥削辖区内劳动人民，将剥削来的部分财物，向封建王朝“纳贡”。到了明代，这种“纳贡”、“回赐”的次数更加频繁，规模也日益扩大。随着这种“纳贡”、“回赐”的往来，民间贸易也有较大的发展，汉族商人、农民大量迁入，大大促进了土家族地区经济的发展，使之逐渐接近当地汉族的水平。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加以汉族地区封建地主经济和文化影响的不同，土家族的经济发展呈现不平衡现象。12世纪初，鄂西土家族地区地旷人稀，少数占有大量田地的富豪之家，为了满足自己豪奢生活的需要，多方引诱汉族农民迁去开垦，规定：凡汉人承耕土地，只要本人提供劳役，不需全家服劳役；所开垦的土地与盖的房屋，可以买卖；客户死亡，妻女可以改嫁；凭文约付货款，不随便勒索等等。

这些规定客观上对土家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汉族农民的迁入不仅带去了先进的生产工具，也带去了丰富的生产经验。这时，鄂西土家族地区已出现了土地买卖现象，地主经济逐渐发展起来，与封建领主经济同时并存，而在湘西土家族地区封建领主经济仍占统治地位。

明末清初，土家族农民已大量使用从汉族地区输入的各种先进农具，如铁铧犁、铁镰、铁耙等，还学会制造与使用“蜈蚣车”、“冲筒”、“水磨”、“水碓”、“水碾”等。在汉族地区地主经济的影响下，土家族地区土地买卖盛行，封建领主开始用剥削来的财富，四处购买土地或侵占民田，逐渐向地主经济转化。

汉族商人、农民大量迁入，许多汉族商人“累资百万，置田庐，缔姻亲”，变成地主。“县属巨族，自来客籍为多。”土司利用其占有大量土地和政治上的特权，对土家、苗、汉等族农民进行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农民除遭受各种形式的地租剥削外，还要承担各种差役，缴纳贡赋。苛捐杂税名目繁多，有“火坑钱”、“锄头钱”等二、三十种。土家族人民过着牛马不如的痛苦生活。

清雍正年间实行“改土归流”，彻底打破了“汉不入峒，蛮不出境”的禁令，大批汉地流民进入土家族地区，民间往来日益频繁；与此同时，清政府强制推行汉文化，这些都极大地改变了土家人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在客观上进一步促进了地主经济迅速发展，对于土家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1840年以后，由于英、美等帝国主义的入侵，大批洋货充斥市场。同时又大量掠夺廉价的桐油、茶叶、药材等土特产，土家族地区大量种植鸦片，破坏了土家族地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使农村日益破产，广大农民纷纷失去土地。解放前，土家族聚居的地区，土家族的地主占总人口的5-7%，占有全部土地的40-50%，有的达70%；贫雇农约占总人口60%，仅占有土地的10%左右；中农占总人口的25-30%，占有土地的27-35%；其余土地为富农和小土地出租者占有。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土家族地区地主、官僚、土匪三位一体，打家劫寨，杀人放火，派兵抓丁，苛捐杂税，使土家族人民陷于悲惨的生活，一般每年缺粮六个月。“火灶当棉袄，蕨根当粮草，竹片当灯火，赤脚当鞋跑”的民谣，正是解放前土家族人民贫苦生活的写照。

新中国成立初期，土家族地区只有一些简单的手工作坊，这些手工作坊主要从事竹木制品、日用陶器、食品加工和硫磺、煤炭等的生产。经过50余年的发展，特别是1978年以来的发展，土家族地区已逐步形成以卷烟、化工、能源、建材等为支柱产业的现代工业体系，工业产品日渐丰富，工业产值大幅增长，许多工业产品获得“省优”、“部优”称号，有的产品还打入国际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