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族，是海南岛最早的居民，黎族语言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黎语支。大多数黎族人都能兼说汉语，过去黎族没有本民族文字，通用汉文，1957年在党和政府帮助下创制了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黎文，信仰仍处在原始宗教阶段。

“黎”是他称，是汉民族对黎族的称呼。西汉以前曾经以 “骆越”，东汉以“里”、“蛮”，隋唐以“俚”、“僚”等名称，来泛称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其中也包括海南岛黎族的远古祖先。

“黎”作为今天黎族的族称，最早见于唐后期刘恂著的《岭表录异》一书。该书有“儋、振夷黎，海畔采以为货”的记载。

另外，《新唐书·杜佑传》卷179中有唐德宗年间“朱崖黎民三世保险不宾，佑讨平之”的记载。但《新唐书》为宋人欧阳修所作，“黎”之称应以《岭表录异》的记载为最早。

宋代，各类史籍中普遍以“黎”代替了“俚”、“僚”，作为今天海南岛黎族的专有族称。

黎族称汉族为“美”，意即“客”，他们以汉人为客人，自己则以土著自居。黎族内部因方言、习俗、地域分布等差异有“哈”、“杞”、“润”、“美孚”、“赛”等不同的自称，但在对外交往时一般都自称为“赛”，赛是其固有的族称。

关于黎族的族源，过去有多种不同见解。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学者根据文献记载，结合大量的考古学、语言学、民族学资料和前人的研究成果，多数人认为，黎族是从古代越族发展而来，特别是和“百越”的一支——“骆越”的关系更为密切。

20世纪50年代以来，海南黎族聚居区发现了大量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从出土文物的文化性质分析，它们和广东及东南沿海地区发现的、带有鲜明百越文化特征的新石器文化，应同属一个文化系统，特别是与广西钦州地区、广东湛江地区发现的原始文化遗存更为相似。

此外，作为百越文化重要特征的铜鼓，明代以后，海南岛就有出土。新中国成立后，在黎族地区也发现了许多铜鼓，它们和广西地区发现的铜鼓在形制上基本相同。

从语言系属来看，黎语与源于古代越族的壮、布依、侗、水、傣等族语言同属于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在语音、语法和词汇上都有显著的共同特征，说明其与壮、布依、侗、水、傣等民族有密切的渊源关系。

古越人生活习俗上的许多特点，如：断发文身、鸡卜、巢居等，不仅见于有关黎族先民的历史文献记载中，甚至在海南黎族人的现实生活中也不难发现它们的痕迹。

如至今仍然存在的黎族妇女文身、白沙南开一带的干栏式船形屋、鸡卜等都是古越人的遗风。在婚俗方面，黎族和壮、侗等民族都有“不落夫家”的习俗，黎族的“玩隆闺”与壮族的“玩公房”、侗族的“坐妹”也有近似之处。

根据考古材料，可以推知黎族的先民在3000年前的殷周之际，就定居在海南岛，过着原始母系氏族公社的生活。

当时人们居住在靠近河流的山岗和台地上，使用石斧、石锛、石铲等工具，进行“砍倒烧光”的原始锄耕农业和狩猎、捕鱼等生产活动。采集在黎族先民的生活中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从出土陶片的数量之多，器形多样而且很大，足见当时人们制造陶器的手工艺已相当发达。石制、陶制纺轮的出土，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掌握原始纺织技术。关于黎族母系氏族公社制的情况，在历史文献记载和近现代民族学调查中都可以找到一些遗迹。

宋代文献记载，南宋时，琼山县黎族妇女首领“三十六峒统领”王二娘是“黎之首也，……二娘死，女亦能继其业” 。清代文献中也曾记载过去黎族内部发生纠纷时，只要妇女出面干预或调解，就可以平息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