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作为盛世王朝，当时经济发达，文化蓬勃向上，对外交流频繁，一片欣欣向荣。长安作为都城那更是不得了，长安长期居住者各国居民，由以日本为主。遣唐使频频来访，对日本文化也产生深远影响。

长安并非一座普通的都城，作为唐的国都，长安城的营造思想与中国人的宇宙观密切结合，蕴含着深厚的王权思想和华夷意识。这种情况下，肩负外交使命的遣唐使对象征唐朝王权的长安的表述，不能不说是相当谨慎的。虽然他们在长安见证了当时东亚中心的国际大都市的繁华，也吸收了长安文人自夸国都的诗歌形式和内容，但他们接受的态度却是将夸耀的对象更换为日本的都城，奈良官僚文人藤原宇合的诗文就是最好的例证。

换言之，长安作为遣唐使憧憬、向往的圣地，是大量遣唐使文人居住、学习、交游过的异国都城，却没有成为奈良、平安文人赞颂的对象，首先就在于都城是表现“中华思想”和“华夷秩序”的舞台这一观念为东亚各国所共有。

日本民族意识的确立，是在唐朝华夷思想体系之内完成的。早在八世纪初，日本自视为唐的诸蕃国之一这种事唐为大、尊唐为上的事大主义立场，作为一种传统开始出现。日本建立律令制国家不久，从唐归国的遣隋留学生们，归朝报告中如此上奏：“其大唐国者法式备之珍国也，常须达。”正是这一报告奠定了日本对唐外交的基调，这也是日本对唐尊崇、事大态度生成的根基。

长安作为古代东亚世界的中心，对日本、朝鲜、越南等周边国家的都城空间、文化习俗、文学创作等都产生了特别重大的影响。单就日本古代文学而言，其发轫的机缘，无疑与遣唐使在长安的生活学习密切相关。长安作为一种古典都城的典范，以遣唐使为媒介在源头上与日本文学发生了复杂而生动的联系。长安又始终是日本文人最熟悉的异域都城，成为日本早期海外题材文学的重要舞台。长安与日本文学凡此种种的关联，留给我们许多重大且亟须思索的课题。

古代日本人对长安的表述，与日本民族“想象共同体”的生成密切相关，同时又无法脱离古代东亚政治变动及华夷思想体系变迁的影响。日本模仿唐朝制度建立中央集权制的民族国家，伴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其“想象的共同体”开始形成。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虽然是在近现代意义上讨论民族想象的共同体，但对于古代日本同样适用，即“民族”这个“想象的共同体”，最初而且主要是通过文字阅读来进行的，而且其想象的过程也并不缺乏类似于现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古代日本贵族群体通过阅读中国文献典籍，思考日本的国魂、国体，乃至利用汉文编纂日本的国史。

可以说，古代日本的自我认识与审视来自对中国的观察和接受，贵族文人们争相学习汉诗以显示学识修养，并大量模仿中国诗歌来歌颂日本都城。这正如中西进通过考察《万叶集》和歌与藤原京、平城京的关系，指出“万叶歌人对于日本自国都城的夸耀，与日本大化革新后上扬的国家意识不可分离”一样，古代东亚各国都城的营造思想中，都蕴含着浓厚的王权思想，文人对国都的自夸并非一种单纯的文学活动，而是出于一种政治的、外交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