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文化的命名，是基于1933年至1980、1981年的若干次考古调查和发掘所获资料。自1933年华西大学博物馆葛维汉、林名均首次发掘，直到1949年以后才对三星堆一带展开科学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系等于1956年、1958年、1963年、1964年和1980年5月在这一带进行过考古工作，当时称这一带的古遗址为中兴古遗址（因遗址位于广汉县中兴公社范围）。

1980年11月至1981年5月，四川省文管会、省博物馆和广汉县文化馆在三星堆进行发掘，获得丰富的资料，发现房屋基址18座、灰坑3个、墓葬4座、玉石器110多件、陶器70多件及10万多件陶片。年代上限距今4500±150年，大致延续至距今3000年左右，即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相当中原夏、商时期。

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文明深刻地参与了中华文明体系的构建，通过南方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三星堆将中华文明与东南亚、西亚甚至更遥远地区文明紧密连接了起来。”

当地村里有三个土包包，故名三星堆、三星村，遗址就叫三星堆遗址了。

考古学遗址与文化命名的原则是：无法与历史记载准确对应起来的遗址（多是史前时期遗存），根据所在地村、街、山头一级的小地名来命名，如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浙江余杭良渚遗址、辽宁喀左东山嘴遗址，这样便于现代人进行研究时定位和搜寻；作为一个整体的考古学文化（历史上某个人群乃至国家的整体遗留），则一般根据典型遗址来命名，如良渚文化、马家窑文化等等。

也有考古学文化用最初发现的地点来命名的例子：仰韶文化，上世纪二十年代由国际友人、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先生发现于河南渑池仰韶村。不过对于对中国史前史有一定了解的人来说，众所周知，仰韶文化具代表性的遗址点是西安半坡、临潼姜寨、宝鸡北首岭、河南陕州庙底沟等等，仰韶村遗址相对平庸。所以现在新确定的考古学文化一般还是按照典型地点而不是发现地点来命名。

无论三星堆身世如何，中国考古学家如今都不讳言。复杂的历史不该被简单的理论模型束缚甚至蒙蔽。同样需要强调的，是古蜀国先民自身独特而蓬勃的文明原生力，造就了三星堆的无上辉煌。

最高深莫测的三星堆青铜器，还是非青铜神坛莫属：它分为上下叠落的三层，底层是一对头尾相向的神兽，中层为四立人及头顶的山峰，上层有建筑及人物、飞鸟等造型，其中，建筑四面镂空，每面内铸一排五个跪坐人像。结构类似的三星堆青铜神坛，共发现三件，只是均受损严重，故知名度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