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天府书院伴随了北宋168年的政治生涯，对于北宋的政权巩固、人才培养和教育普及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一千年来的中华教育史上，其地位没有能取而代之的。

宋史有“州郡置学始此”之载，“天下庠序（注：泛称学校或教育事业），视此而兴”。

有宋一代先后出资予以扶持，仁宗天圣三年（公元1025年），应天知府李及上言：“本府书院，甚有学徒，自建都（指改名南京）以来，文物尤盛，欲望量于发解进士元额之外，乞添解三人。”明正言顺地向上级伸手要待遇。

宋仁宗景二年（公元1035年），官府又拨给学田十顷，充作学校经费。

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朝廷又准许应天书院“置讲授官一员”。这种由中央政府在人力、财力上的支持，是一般地方书院所不能得到的。

到了元代，大书法家赵孟瞓更是在《义学记》中道：“宋初时天下有四大书院，应天书院为首……”。

至明清时期，应天书院精神在商丘地区影响依然很大，屡毁屡建。

在书院影响下，商丘人才辈出：如张方平、王尧臣、宋勋（与海瑞齐名）、沈鲤、侯执蒲、侯恪、侯恂、宋权、吕坤、杨东明、宋荦、汤斌、侯方域等一大批在中国历史有影响的人物出现在这里。以至于明代有“文武百官半江西，小小商丘四尚书”之美称。清乾隆三十六年商丘中进士人数达170多人，占河南省当年进士总数的五分之一。

孙中山先生为戚翌家祠的撰联赞扬戚同文，一方面表明中山先生对中原传统文化熟知并深受影响，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山先生敬仰应天府书院的精深文化和其对华夏教育事业的贡献，并矢志将其光大。

至近代，西南联大（今云南师范大学）也有碑文：“书院之制,…两宋为盛，应天、嵩阳、岳麓、白鹿遗迹至今犹令人想见当时风流。应天一院，尤为特别。盖应天之建，仰给贤者曹诚所捐，此华夏百姓捐助大学可考之始。”可见应天府书院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影响。

北宋应天书院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历来不容轻视。无论《中国书院辞典》、《中国古代书院》、乃至《四库全书》等国家典集及史书记载，都名列前茅。

应天府书院起源之早，规模之大，持续之久，人才之多，为古代四大书院之一。所以，《宋史》记载：“宋朝兴学，始于商丘”。

应天府书院的完善修建，不仅丰富了商丘古文化旅游区古文化建筑观光游和学术学习游的内涵，还增强了古城旅游区对中国传统文化爱好者、专家和文化学者的吸引力，对于提升商丘古文化旅游区的品位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