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养蚕栽棉到纺纱织布，从穿针引线到缝衣置服，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在五千年的华夏民族文明史中，纺织和服饰是两朵豔丽夺目的奇葩，所以，与之密切相关的女红活计，它的历史应该是很悠久了。

据考古发现，一万八千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山顶洞人已经使用骨针缝缀兽皮；距今七千多年的新石器时代，河姆渡人不但会使用骨针，而且会使用捻线和纺轮；而四千多年前的良渚文化，则出现了麻线和绸片，丝线和丝带等原始的纺织品，这些都形成了女红及其用品的雏形。

我国三千多年的农业社会，不仅树立了以农为本的思想，同时也形成了男耕女织的传统，女子从小学习描花刺绣，纺纱织布，裁衣缝纫等女红活计，在江南一带尤为重视。特别是到了明清时期，社会对于女性的要求，夫家对于择妻的标准，都以“德，言，容，工”等四个方面来衡量之，其中的“工”即为女红活计。再加上当时手工业高度发展，女红在这个时期才从普遍的意义上真正广泛的流行起来。

作为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女红活计，在古代的艺术作品中亦有所反映，最脍炙人口的诗赋，莫过于唐朝诗人孟郊的《游子吟》了：“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这首千百年来被人们用来勉励自己知恩图报的绝妙好诗，同时也描述了慈母为儿子缝衣纳衫做女红的画面。

同是唐代的另一位诗人秦韬玉，一首《贫女》诗，把一位擅长针黹的女红巧手贫家女的闺怨刻画的淋漓尽致，同时还抒发了诗人怀才不遇的情感：“蓬门未识绮罗香，拟托良媒益自伤。谁爱风流高格调，共怜时世俭梳妆。敢将十指夸针巧，不把双眉斗画长。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在绘画作品中反映女红图景的，最早的可追溯到唐代画家张萱的《捣练图》；再有河北井陉县出土的金代墓室中的粉绘《捣练图》。它们分别再现了宫廷和民间的女红场景。清代画家任薰所绘的绣花仕女扇面，则展示了一位古代千金小姐以绣房女红为消遣，养性的奢华生活。

另外，有关女红的神话传说，名人逸事亦不少。战国时期荀子的《蚕赋》和晋代干宝《搜神记》中都有蚕神马头娘的神话；明代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中有关于织女的传说；孟母用停机断织比喻废学来教育孟子的故事，被汉代的刘向编进了《列女传》中；元末明初陶宗仪所著《南村辍耕录》中记载了元代女纺织家黄道婆的事迹。

当然，自古以来的女红高手亦是层出不穷。据说三国时期的吴王赵夫人就有“三绝”绝活：可在指间以彩丝织成龙凤之锦是为“机绝”；能用针线在方帛之上绣出“五岳列国”地图是为“针绝”；又以胶续丝发作罗丝轻幔是为“丝绝”。相传唐代永贞元年有一奇女子卢眉娘，年仅十四就能在一尺绢上绣七卷《法华经》，字仅粟粒之大，且点划分明，然品题章句，竟无遗漏。

到明代，上海的顾绣出类拔萃，名扬四海，其中的刺绣高手代表人物为韩希孟。清末民初也有一位较出名的女红刺绣专家沈寿，曾入宫廷传授绣艺，办过绣校和女红传习所，为了更好的研究刺绣，甚至还东渡日本考察。另有《雪宦绣谱》女红专著出版问世，影响深远。在服饰方面，登峰造极的服装恐怕莫过于皇宫贵族的龙袍官服，凤冠霞帔了。

然而，令人感到遗憾的是，随著时光的流逝，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机械化替代了手工活，女红也因此受到很大冲击，原本小姐丫头，姑娘太太做女红活计必备的那些女红用具如：剪刀熨斗针线盒，顶针量具绕线板，针拔刮板喷水壶，绣花棚架针线篓等等，都早已淡出人们的生活，退出历史的舞台，逐渐被人们遗忘甚至抛弃，而且关于这些女红用品的资料也少有记载，极其难寻。在当今收藏界中，女红用具根本就是杂件中的杂件，不为人们所重视。

其实，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作为女红文化的载体，女红用具自有她独特地魅力。毕竟她伴随人类文明也有几千年的历史了，而且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不可分，与各地的民族习俗紧密相连，与深厚的社会文化一脉相承。只要是其他艺术品，日用品上能反映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图案内容，在女红用具上一样有反映，特别表现在绕线板上更是如此。

近年来，不少中外有识之士独具慧眼，对于中国女红用具情有独锺，争相收藏。有人把美轮美奂的古代服装悬挂起来作电视墙背景，大气非常；也有人把精美绝伦的绣品装裱起来装饰客厅书房，别具一格；还有人把寓意吉祥的绕线板收在针线篓裏置于案几，发思古之忧情。

中国女红集观赏价值和实用功能于一体，深得中外女红爱好收藏者的青睐。已经远离人们日常生活的女红用具，又通过收藏领域渐渐回到我们身边，她不仅唤起了我们对于中国女红久违的回忆，迟到的欣赏，更唤起了我们保存她，爱护她的责任心，和发掘她，宏扬她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与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