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画起源很早，晋代已有。顾恺之有“台榭一足器耳，难成易好，不待迁想妙得也”的话。到了隋代，界画已经画得相当好。

相传在53岁的短暂一生中，喜好为自己歌功颂德的宋徽宗赵佶画过一幅《瑞鹤图》：在京城汴梁的朗朗青天下，彩云缭绕的宣德门上方翱翔着20只姿态各异的白鹤。这位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书画皇帝在这幅画中不仅把白词条鹤画得栩栩如生，也运用界画技巧将庄严巍峨的宣德门描绘得细致入微，几乎可以使人看清殿脊上整齐排列的块块灰瓦、飞檐上只只瑞兽的造型和檐下木质斗拱的紧凑结构。

界画的创作宗旨就是工整写实、造型准确。有一个例子，公元10世纪的五代时期，后汉画院画家赵忠义受命画《关将军起玉泉寺图》。画完后，皇帝责成工匠校验画中建筑结构是否准确。经过反复检验，工匠复命说：“画中的建筑如同真的一样，毫厘不差。”从中可以看出传统界画的美学时尚。

早在宋徽宗时代，界画就已被作为皇家美术文献的《宣和画谱》排在了各中国画种中的第3位。但古代学者认为，界画的真正独立应归功于更早的隋代画家。

隋亡后，界画在肇始于公元7世纪的唐朝几乎成了绘画界的一种时尚。众多画家以工谨、绚丽的笔墨和色彩孜孜不倦地描绘宫苑的华丽和帝王的奢侈，其中最优秀的被认为是李思训、李昭道父子。有研究表明，至少在结束于公元14世纪的元朝中期以前，界画一直都十分兴盛。比如，宋代文献记载只维持了54年的五代时期共有知名画家91人，其中界画家与山水画家各11人。而在前后延续了300年的宋朝，则由于统治者的提倡和推动，大多数画家都会画界画，《清明上河图》的作者张择端就是其中之一。

其后界画在中国艺术史上的地位日渐式微。《明画录》写道：“有明以来，以此擅长者益少。近人喜尚元笔，目界画都鄙为匠气，此派日就澌灭者。”

界画之所以被目为匠气而为人诟病，是因为它的泥实性和宣扬帝王功德、富贵,与中国画后来追求“逸笔草草，不求形似”的美学取向形成了矛盾。从元代开始大行其道的“文人画”，其特点是纯施水墨或只设淡色,画面留有大面积空白和在画中题诗。

直到袁江、袁耀生活的时代以前，界画并没有完全成为绝响。例如，元代的王振鹏、李容瑾、夏永、孙君泽和明代的仇英都是有成就的界画家或同时擅长界画。

在元代，李容瑾也是一位界画高手，他的界画作品已知的有三幅，一幅是藏于日本大阪国立美术馆的《明皇避暑宫图》（托名北宋郭忠恕），一幅是藏于台北故宫的《汉苑图》，有一幅《汉苑图》，三幅画作品宫苑的绘制技法和树石的风格极为相似。

《汉苑图》描绘的是想像中的汉代宫苑，建筑群气势雄伟，规模庞大，楼台、殿阁、水榭、回廊依山而建，犹如仙境。欣赏这幅画有两个关键词，一是“以毫计寸”，建筑物比例精确，工匠可以据此进行尺寸换算施工；二是“折算无亏”，建筑物长宽随透视深度而折减，宋元界画家虽然不了解西方绘画焦点透视中的“灭点”原理，但在创作中却完全符合这一理论，画面有极强的立体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