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汉代以后，中国扇子的功能、类型就变得越来越丰富了，相对于的也出现了很多扇子的名称。就比如《西凉杂技》中记载的赵飞燕被册封皇后之后，他的妹妹昭仪表示祝贺，献上了35件礼物，其中就包含了“云母扇”、“孔雀扇”、“翠羽扇”、“九华扇”、“五明扇”和“回风扇”等六种不同的扇子，可见扇子在当时社会和人们心目中有着重要位置。

一、“扇子”与君王权威紧密联系在一起

晋代太子初立及纳妃也需要有很多扇子，如《东宫旧事》所记“皇太子初拜，供漆要扇、青竹扇各一，纳妃同心扇二十，单竹扇二十。”

葛洪《西京杂记》注曰“汉制，天子玉几，夏设羽扇，冬设增扇，至成帝时，昭阳殿中设少已径扇、五明扇及孔雀翠羽诸名。其华饰侈丽不言可知。孟坚班固之字在肃宗章帝刘火国朝时以竹扇供御，盖中兴以来屏去奢靡，崇尚朴索所致，赋而美之，所以彰圣德养君心也。”，肃宗朝时供御使用的简朴的“呀勺一扇'，班固所写《竹扇赋》录入《古文苑》便有对它的描述“削为扇婴成器美，托御君王供时有。”可见这种扇婴成器之美，是与君王权威紧密联系的一种礼仪之器。

二、“雉尾扇”——典型的礼仪之扇

当时的人视扇柄犹如权柄，将扇柄之变长，扇面之减弱，暗藏了擅权犯上的凶象杀气。由此可见，古人面对的即使是一普通羽扇，都会将其形制上升为严肃的礼制问题，因而对其产生敬畏和加以尊崇。

古代有一种羽扇之制被称为雉扇，亦名雉尾扇，这是十分典型的礼仪之扇类型。晋崔豹《古今注·舆服》:

雉尾扇起于殷世，高宗有雄雉之祥，服章多用翟羽。周制以为王后、夫人之车服。舆辈有婴，即缉雉羽为扇婴，以障豁风尘也。汉朝乘舆服之，后以赐梁孝王。魏晋以来用为常，准诸王皆得用之。

这说明汉景帝的次弟梁孝王刘武，曾被准予破格使用雉扇仪仗，“得赐天子族旗，出从千乘万骑。东西驰猎，拟于天子。”魏晋时期，诸王侯皆僧越使用雉扇，渐成定制。南朝江夏王刘义恭为宋孝武帝所忌，于是下诏规定王侯障扇不许用雉尾扇，改用红色的朱团扇。

三、唐玄宗时大臣萧嵩订立“索扇”制度

隋与唐初的仪仗扇使用与南北朝相比变化不大，只是等级限制有所放宽。当时雉尾扇与团扇的图像，可见于隋代嘉祥英山壁画、卢谊造像碑、唐西安李寿墓壁画等处。

为了显示帝王的威严，唐玄宗时大臣萧嵩又订立制度，在正殿上置扇。皇帝升殿受朝时，御座之前用六柄掌扇相合遮住，待皇帝登前坐定后再开扇受拜，左右各留扇三柄立侍。退朝时也要先合扇座前，等皇帝离座后再撤扇，以后相沿成制。《唐会要》卷二十四首次对唐代的索扇制度作出系统和明确的记载：

开元中，萧嵩奏每月朔望，皇帝受朝于宣政殿，先列仗卫，及文武四品以下于庭。侍中进外办，上乃步自序西门出。升御座，朝罢，又自御座起，步入东序门，然后放仗散。臣以为，哀仪肃穆，升降俯仰，众人不合得而见之。乃请备羽扇于殿两厢。上将出，所司承旨索扇。扇合，上座定，乃去扇，给侍中奏无事，将退，又索扇如初。令为常式。

由此可知索扇制度的程序步骤、适用场合，把扇子作为屏障物蔽护帝王容颜体态，借助它的开启与闭合，实现“众人不合得而见之”的效果。确立索扇制度旨在对皇帝威严的维护，是一项强化皇权神圣性的礼仪制度。杜甫《秋兴》诗句“云移雉尾开宫扇，日绕龙麟识圣颜”，便是对唐代索扇制度的形象反映。

四、盛唐时期对仪仗扇使用进一步规范

盛唐时期，皇帝出行时不再使用圆形华盖，代之以伞与雉尾扇相组合的仪仗。雉尾扇仅为皇帝至亲王使用，品官均用团扇。执扇的人均从唐代品官的族属中挑选，而且是“择少壮肩膊齐，仪容整美者”，要求甚为严格。回顾《洛神赋图》中的仪仗扇、《历代帝王图》中陈宣帝的仪仗扇，以及古代众多墓室壁画中的仪仗扇，无一例外都是由青壮男性执掌，身高、相貌也比较齐美。所以《步辇图》中唐太宗左右各是柔弱宫女持扇侍立，这是非常值得怀疑的，抬辇的沉重工作更应是男性所为。

后来者如元、明、清三朝，制朝仪，定仪卫，皆是为了“谨出入之防，严尊卑之分，而示天下、后世以至公之制也”。

仪仗扇的使用在前朝基础上加以变化，形制、数量上有所不同，但在目的、作用上毫无二致。仪仗大扇营造出威仪之势，判明社会不同角色的秩序位置。至于王公贵族、各级官员的仪卫，也是各有定制，区分鲜明。礼仪对人们行为的制约规范作用，在这里就集中生动地体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