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早期，由于生产力低下，对自然现象的不理解，受到大自然的支配，又不理解。因此崇拜自然物，对杭爱山、阿尔泰山、伊犁河、额尔齐斯河等山川拜祭。并赋予人一样的生命，有意志，加以人格化，超越自然，而成为神。
从各种崇拜开始中，并没有形成清楚的概念，随着社会的发展，活动领域扩大，万物有灵观念的形成，从具体的认识产生联想，不仅有感性认识，而且还有理性认识，思维能力的发展，形成早期的蒙古社会思想。
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以后，以汗权天授，加强汗权，利用长生天的思想，实现其统一，顺应社会发展潮流。
至忽必烈建立元朝，进一步巩固和完善封建的君主制度。在等级制度和佛教思想方面，充分说明当时人们认识世界的能力。
在《蒙古秘史》一书中反映出了时代的意识，他们把蒙古的汗和天之子合为一体，认为天就是佛，佛主天从，蒙古汗不是天的子，而是佛的化身，成了佛汗合一，佛是永恒而至高无上的，佛教思想逐渐融合了蒙古原来的社会思想，瓦解了蒙古传统的崇天思想。这也是蒙古政治哲学思想上的一个重大变化，标志着哲学思想的发展 。
蒙古族历史上出现了许多天文、医学、科技方面的科学家，他们的著作中包含着许多哲学思想，从他们的著作中可以折射出蒙古人的哲学思想。
如蒙古科学家明安图从事科学研究，认为自己研究的对象是客观存在，是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他在《割圆密率捷法》一书中对求圆并不看成是思想的产物，而认为是自然之变化，是深藏于外在世界的，该书虽然是数学原理，但通过具体的数学实践，反映事物的具体量的解释，是经过科学论证提取出来的，是唯物主义的观点。也反映了明安图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传统哲学
蒙古族传统哲学是蒙古民族智慧的集中体现，代表了蒙古民族理论思维的最高水平。蒙古族传统哲学从历史的纵向上可分为三个阶段，即以“长生天”为代表的天命论占主要影响阶段，汉族儒家思想影响阶段和喇嘛教哲学影响阶段。
“长生天”观念是成吉思汗哲学思想的核心，也是他所建立的蒙古帝国的思想基础。天命论最早产生于原始社会游牧民对自然神“天”的信仰。随着阶级的分化，人们又赋予了这个天神以新的职责，从过去的只管人们的生、老、病、死，牲畜财产的免遭损害，发展到可以掌管人的命运、国家的兴衰。
从一个普通的自然神上升为无所不能、无处不在的概念神，而此时人们对它已从过去那种以实用为目的的信奉转变而为精神上的依赖、价值观上的认同。
以成吉思汗为代表的那颜阶级充分利用了这一思想，如成吉思汗直系祖先的降生也是由于神人每晚用光透入母腹的结果；由于天的佑护，铁木真几次逃脱了敌人的追捕等等。北方游牧社会的天命论意识到了成吉思汗时代发展成为“长生天”观念。
由“长生天”观念而引出的“天无二日，地无二主”思想是蒙古族古代封建哲学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实现这个“地无二主”的理想，成吉思汗倾全力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征伐，而百姓则相信这是顺从天意的行为。
从元朝开始，蒙古族传统哲学受到了汉族儒家思想的影响。例如，忽必烈提出了“应天者惟以至诚，拯民者莫如实惠”的理论，这一理论是蒙汉哲学思想互相影响的最好例证。“应天者惟以至诚”是对蒙古族传统的“长生天”观念的一种继承；“拯民者莫如实惠”，既是他的哲学思想，又是他的施政方针。从中可以看出儒家提倡的“仁政”思想痕迹，也体现了蒙古族传统的务实精神，这样“实惠”的“仁政”确实能起到“拯民”的作用。
喇嘛教哲学对蒙古族传统哲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最终导致了蒙古族传统哲学体系的形成，虽然这一体系还没有完全挣脱宗教神学的外壳，但佛教化的哲学思想的确立却是蒙古族传统思想史乃至整个传统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首先，喇嘛教哲学中的王权学说被揉进了“长生天”观念中。当时蒙古人最熟悉、较全面地阐述这种王权理论的经典是《阿勒坦·格日乐图》经，书中对王权的神圣和义务从理论上作了论证，并指出了如何管理国家的具体措施。如果说过去蒙古人只是需要“天”的佑护，那么现在则不仅需要“天”的佑护，更需要“天”的指点了。
于是古老的“长生天”观念中又被增加进了新的内容，神圣的“天”又有了新的“责任”。
过去的“汗权天授”的思想更加繁琐化和精致化，即汗权之所以得由天授，是因为汗的根基是印度的汗，而印度的汗则是佛的化身。
这种思想在当时面临分裂的蒙古社会起到过一定的向心力作用。其次，形成了自己的有关宇宙问题的哲学观念。如固什·却尔济在《本义必用经》中认为物质世界是由肉眼看不见的微粒——原子组成的，宇宙的最初元素为土、水、火、气等等。
再如，萨囊彻辰在其《蒙古源流》中，从物质世界和生灵世界是有机统一的这一点出发，对宇宙的形成做了概括描述，他认为，宇宙形成的基础是三种主要物质——气、水、土。而虚空则是世界形成的场所。
由于十方之气剧烈运动，虚空中形成坚不可摧的气坛。而后由于气动发热，生成大方，大方生大雨，形成大海，谓之水坛。最后水面生灰尘，如奶上油脂，灰尘微粒集聚，形成土坛，是为“金宇”。
在喇嘛教思想启迪下，蒙古人已开始思考了哲学的一些基本问题，虽然用当今的科学哲学来衡量，有它不完全正确的一面，但它毕竟标志着蒙古民族哲学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同时也赋予草原文化也深邃的哲学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