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他的作品《呐喊》中的自序里有说到：“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鲁迅在小的时候家境还是非常富裕的，日子过的是非常不错的。但是由于一些事情，最终导致自己的家道中落，鲁迅也为此吃尽了生活的苦头。因为家境转变的原因，鲁迅接触到了底层社会，也渐渐形成了他文章的基调。

1925年，鲁迅在应《阿Q正传》俄译者王希礼之请而写的《著者自叙传略》中说：“听人说，在我幼小时候，家里还有四五十亩水田，并不很愁生计。但到我十三岁时，我家忽而遭了一场很大的变故，几乎什么也没有了;我寄住在一个亲戚家，有时还被称为乞食者。我于是决心回家，而我底父亲又生了重病，约有三年多，死去了” 。

到底是什么样的变故，让一个富裕的家庭慢慢中落呢?

鲁迅出生于公元1881年，依据时间推断，这场变故应该就是发生在1893年前后。正巧这一年，他的祖父周福清涉及科举舞弊案，那么这事儿应该就是鲁迅家道中落的主要原因。

鲁迅的祖父周福清，是同治十年进士，入为翰林院庶吉士。因为他本人个性和性格比较要强的原因，并不适合在官场生存。所以在担任江西金溪县知事之后，一直等到1888年才被实授为内阁中书。

1893年，鲁迅的曾祖母去世。周福清按照习俗，需得丁忧(遭逢父母的丧事，也称丁艰)回家守孝三年。三年之后，才得重返仕途。

当时周福清的年纪也不小了，在官场熬了这么久，也才做到内阁中书的位置。依照他自己的个性，想来日后成就也不大。而当时家中虽然尚有薄产，但是却也不能让子孙后辈坐吃山空。这时候，就势必要提携自己的子孙上进了。

鲁迅的父亲周伯宜虽然自幼读书，但是在科举上面却没有什么运气。周伯宜出生于1861年，本名凤仪，因屡应乡试未中，一直闲居在家。周伯宜一生没干过什么事业，不务农，不经商，就是考科举考试，而且只考中了秀才。连周作人都在散文里说他父亲经常和他姑父一起结伴下考场，当然他没有说父亲和姑父都考不上举人。

周福清回乡丁忧之时，正遇上乡试。当时主持浙江乡试的主考官殷如璋是周福清的同年旧识。于是他动了心思，希望拿银钱疏通殷如璋，给周伯宜谋一个举人功名。

然举人不如进士，但也别小看举人在当时的地位。所谓一代举人三代爷，举人老爷还是挺有分量的。

周福清先是带着银票跑到苏州与殷如璋相见，相叙旧情，并未当面将钱给殷如璋，而是后来差遣仆人陶阿顺那一封装有银票的信送去给殷如璋。当时殷如璋正和苏州的地方官，以及副考官周锡恩在船上把酒言欢，殷如璋见陶阿顺送来的信，没有碍于旁边官员的面子，直接就收下了，并未拆开。

其实，在一旁的官员都知道殷如璋收受贿赂，却并未揭发，仿佛当做没有事一样，继续把酒言欢。可是，陶阿顺在外边等急了，直接大呼：“银信为什么不给回条?”这下弄得殷如璋面色难堪，当即叫人制止陶阿顺叫喊，而不知官场厉害关系的陶阿顺以为买官就跟买菜一样，在岸上大骂殷如璋收钱不认账，让他无法回去与自家老爷交代。

一时间两岸百姓都来观足，使得此事彻底败露了。殷如璋为了保全自己，只能举信表示周福清贿赂主考官，将此案交给苏州府查办。事发后，周福清曾潜逃过一段时间，直到周伯宜被顶替坐牢，他才向衙门自首。周福清后来被官府抓捕，判“斩监侯”，丢入牢中，前后8年。家中花费了好些银两，才保住他的性命。更因为判的是“斩监侯”，此后每年都需得一大笔银子打点上下，保证周福清的性命。

周福清1901年被释放回家。而周伯宜因此事不但举人没做成，还被革去秀才身份，郁郁成病，1896年病故，年仅36岁。这就是父亲还在坐牢，儿子却已经一命归西，周家从此败落。

周伯宜身上有孔乙己的影子，同样是受科举考试之害，一生没干过什么事，所有时间都在考试。不同的是，周伯宜家有钱，他不用养家糊口，家里供应他的一切。而孔乙己是穷人，只能穷困潦倒，最终走上悲剧命运。

周作人的散文里，周伯宜也经常去咸亨酒店和朋友喝酒，但他是到酒店里面坐着吃喝，有时年幼的周作人去找他，他还给周作人茴香豆吃。其实咸亨酒店就是周作人的堂叔周仲翔等人在绍兴城内的都昌坊口开的一家小酒店。

鲁迅塑造出孔乙己这个人物，可能就是从他父亲周伯宜身上得到的启发。鲁迅把他对科举考试的不满用孔乙己这个人表达，他认为科举考试毁掉了读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