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的《兰亭序》，作为“天下第一行书”，名气非常大，不过书法作品一般而言，最重要的重点并不在写的是什么，而是怎么写的，也就是每个字的写法。《兰亭序》之所以会有这么高的地位，与王羲之本身的名气，作品的手法是有很大的关系的，然而却又有人指出，《兰亭序》其实并不是王羲之写出来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兰亭》自古就没真的”是启功说的;“皇帝过过目，就不会是假?”是郭沫若说的;“七拼八凑、语无伦次、不知所云”是施蛰存逐句分析“兰亭序文”后得出的结论。

以上言论基本概括了学术界对“兰亭序”的三方面质疑，即书风、文风、源流。

魏晋六朝时，是中国书法发展的重要节点，这其间又以张(草)、钟(楷)、王(行)为杰出代表。但王羲之真正的书法风貌是如何?

清包世臣在《艺舟双楫》中说世称王书“字势雄强”，而从《淳化阁》诸帖中看王字非有雄强之势，因而断言《兰亭》是唐太宗李世民所书;后咸丰年间李文田在观《定武兰亭》跋文中又指出:晋书应不脱《爨宝子》《爨龙颜》楷隶底子，与《兰亭》特别成熟的书风有悖。

至郭沫若时，承李文田之说，又以60年代出土的《谢鲲墓志》《王兴之墓志》为据，全盘推翻《兰亭》，认为是智永伪托。并掀起轰动全国的文化界“兰亭大论辨”。

至今可查的关于“兰亭序”的史料如《晋书·王羲之传》、《艺文类聚》、《兰亭记》、《隋唐嘉话》、《资治通鉴》、《新旧唐书》等都为唐以后所编，而唐以前南朝宋编撰的《世说新语·企羡篇》中刘孝标注的《临河叙》是《兰亭序》唯一可考的依据。然《临河叙》原文与流传至今的《兰亭》有添删出入，更与石崇的《金谷诗叙》文义极为近似。李文田认为后人注书只能有删而无有添之说。著名学者、国文教育家施蛰存讲解“兰亭序文”几十遍，而到晚年却始终弄不懂《兰亭》上下文的逻辑关系。最后归论下文是唐人强附“老庄”思想的伪文。

唐李隆基天宝年的史官、集贤学士刘餗在其所著的《隋唐嘉话》中对《兰亭》的流传经过有一新说:

王右军《兰亭序》梁乱出在外，陈天嘉(560一566)中为僧永(智永)所得，至太建(569一582)中献之宣帝(陈顼)。隋平陈日，或以献晋王(炀帝杨广)，王不知宝。后僧智果从帝借拓。及登极，竟从未索。果师死后，弟子僧辩得之。太宗为秦王日，见拓本惊喜，乃贵价市大王书《兰亭》，终不至焉。及知在辩师处，使萧翊越州求得之，以武德四年(621)入秦府。贞观十年(636)，乃拓十本以赐近臣。帝崩，中书令褚遂良奏:“《兰亭》先帝所重，不可留。”遂秘于昭陵。

从中可知几个关键点:(1)《兰亭》至晚曾藏于梁朝内府;(2)《兰亭》并非直接由王羲之家传至七世孙智永和尚的;(3)《兰亭》是智果有借无还后又传辩才和尚的。

(1)既然《兰亭》曾庋藏梁内府，梁武帝常与陶弘景论书，又好王书，为何《论书启》中却没提及《兰亭》这件王书代表作呢?

(2)智永既是王羲之七世孙，得“侯景之乱”中散出的《兰亭》后，理应所宝。为什么又献之宣帝?此一谬也。后又献之炀帝，二谬也。

(3)智果和炀帝杨广关系很好，因而能“借《兰亭》而不还”。杨广也是懂书之人，曾评:“智永得羲之肉;智果得羲之骨”。从《兰亭》已蜕六朝成熟书风看，又与智永倜傥丰腴的风貌稍左，似乎更近于智果所伪托。

怀疑者认为:唐以后才无端冒出的《兰亭序》，似乎与王羲之“书圣”这顶帽子是脱不了干系的。甚至认为是李世民“治世工具、粉饰文风”的应景之物。

中间派认为:古时书有“铭石书”、“行狎书”、“章程书”之分。魏晋六朝禁碑，故“行狎书”盛行其道。“铭石书”用以书碑志，笔刻间或楷蕴隶意，也不为奇;而“行狎书”多为章草，如《伯远帖》、《平复帖》，又或《淳化》、《宣和》六朝书迹。。。王羲之虽“增损古今裁新体”但也应有源可溯，终究跳不脱时风所限。

有时细思:一千七百年来，笼罩着文化精粹之符号，国人之审美情绪，左右书史之阴睛的竟是围绕《兰亭序》而建的“虚空亭阁”，确令人“极恐”。也许是历史时空一瞬的错位，姻缘了这段终极的美丽邂逅。人们不允许去触碰这座“巍峨的权威”，惟恐稍一染指便会使之崩塌，毕竟国人心目中如《兰亭》已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