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以德国、意大利、日本为首的轴心国阵营所发起的，在这场人类历史的污点中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自从1949年以后，德国的政府就已经开始引导着整个德国社会开始反思二战历史的罪责了，反思的效果和德国人的努力世界都是有目共睹的。在他们的中学历史中则是对战后出生的青年人进行引导的主阵地。

作为德国历史教科书中最重要也是最敏感的章节，“纳粹与二战历史”一章叙述的变化尤为明显。今天小编就来给大家梳理一下德国半个多世纪来其对“二战历史”叙述发生的重大变革，进而探寻其背后隐藏的德国社会二战史观的变迁。

1949年联邦德国成立之时，东西方冷战已拉开帷幕。1955年德国加入北约，组建联邦国防军重整军备，成为北约集团对抗华约组织的排头兵。大量曾参加过苏德战争、具有对苏联作战经验的纳粹军官被重新启用委以要职，比如，1956曼施坦因担任了国防部顾问。受时任阿登纳政府复仇主义和反共政策的影响，50年代的德国历史教科书把西欧描述成反苏反共的阵地，掩盖德国犯下的战争罪责，甚至为战争历史进行辩护。这种“冷战思维”下的掩盖和辩护，在对“战争过程”“战争罪责”和“犹太人大屠杀”的叙述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50年代的历史教科书普遍线性地记录二战的过程，其中对苏联和斯大林的诋毁是非常明显的，把二战的爆发和扩大归咎于“国际共产主义”。苏联通过“五年计划”以惊人的速度实现了工业化，“当内部的共产主义统治稳固以后，斯大林开始尝试扩大在国际上的影响，帝国主义的外交政策与共产主义的世界革命观交织在一起，逐步付诸行动”。“苏德战争的起因也被描述为“在共同抵制英国的过程中希特勒与斯大林的互不信任”。

1956年的教科书没有记录苏德战争中残杀战俘和平民的暴行，却大段描述了德军士兵在斯大林格勒遭受的痛苦与损失。教科书试图说明，如果德国在苏德战争中的战略更高明一些，对占领区人民更温和一些，那么胜利就唾手可得，表现出对“失去的胜利”的惋惜——这也跟现在国内互联网上某些人的想法如出一辙。

50年代逃避式的历史教育没能彻底清算德国社会中的纳粹思想余毒，1969年社会民主党击败已掌权20年之久的基民盟上台执政，新任联邦总理勃兰特(就是向犹太人纪念碑下跪的那位)在二战历史问题上采取了更加积极而严肃的立场。

基于这种背景，70年代德国的历史教科书在两个方面出现了重要变化：对希特勒独裁统治和“犹太人大屠杀”的全面揭露和批判。在“纳粹统治下的德国”一章中，教科书以“政治自由的终结”“为军事服务的经济”“集中营”“对教会的控制与迫害”为标题对战争罪行进行了叙述。

尽管70年代的教科书相比50年代已有了巨大进步，但其缺陷也是明显的，即“承认德国犯下的罪责，逃避德国人犯下的罪责”。自60年代针对奥斯维辛党卫军军官的“奥斯维辛审判”之后，西德社会长期流传着一种“清白国防军”的舆论：集体罪责都归于党卫军的看守部队(骷髅队)，把他们同其他部门，甚至同党卫军和警察区分开。

1990年德国统一后，以“新纳粹”为代表的极端右翼势力沉渣泛起，他们发动了多起针对外国人的暴力袭击，积极寻求扩大政治影响力，许多青年人受到蛊惑甚至加入其中，这引起了德国主流社会的强烈不满。

为了抵制种族思想的死灰复燃、促进中学生对主流历史观的认同，联邦政府从教学内容和方法上对历史教科书中的“二战历史”进行了大刀阔斧地改革，本世纪前10年的历史教科书中集中表现为：推动对犹太人为核心的战争受害者的同情与关注、引导对德意志民族“集体罪责”的反思、推进学生主动探寻二战历史的实践教学。

相比70年代教科书中“逃避德国人犯下的罪责”，前10年教科书中进步最显的就是，无情揭露了国防军和德国民众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并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对德意志民族背负的集体罪责进行反思。

欧洲的德国能够坦诚地承认自己的罪行并加以反思，力求在未来不要再出现战争。而同样是战败国，亚洲的日本却一直在历史问题上暧昧不清，在诸多问题上一直死鸭子嘴硬，它可真应该向德国学习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