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鬼子六

不是所有人都能成为哪吒，逆天改命；

不是所有的逆天改命，都是英雄。

01 洗牌，命数已定

1368年，朱元璋开国。

老人家从万恶的旧社会走来，有着丰富的基层生活经验，对于这个国家的未来，他摩拳擦掌，手握刀把，凝望远方。

改朝换代意味着洗牌，有些人该倒霉了。

宦官颇不受朱元璋待见。开国之初，就针对宦官定了“两个不得”，一是“内臣不得识字”，剥夺了宦官的受教育权；二是“内臣不得干预政事（一说外事）”。

为了保证第二条规定的落实，他命人在宫门立了一块铁牌，上面书有“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

一时之间，整个宫廷中的太监人心惶惶。

太祖皇帝所立的这一规矩，继任的建文帝严格遵守，继续使用祖父的一套办法驾驭宦官，有时甚至比洪武朝更加严格，稍有违法之举，就会受到严惩。

太监想出头？不可能了。

从精神上鄙视，从制度上约束，从肉体上惩罚，宫廷里的太监们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

太监也都是人，而且通常是命运不怎么好，在社会上混不下去的人。家庭条件好一点，有谁会选择自己来那么一刀，断送自己传宗接代的未来，去伺候权贵？即使有一些人能够通过当宦官“飞黄腾达”，毕竟是少数中的少数，作为一个理性的人都不会把前途命运押宝在这条路上。

这伙人就是受到天下最有权势的人嫌弃，一旦黏上太监的标签，这辈子就永无出头之日了。不是哪个人哪件事做的不够好，当这个世界用“出身”这种有色眼镜看人的时候，毫无公平可言。

这群注定不会血脉延续的人就这么在黑暗中结束一生吗？

02 朱棣的难题

这种几乎是与生俱来的歧视与压迫，常常会激起意想不到的结果。

任何一种政治格局之下，都有既得利益者，也有利益受损者。在经济无法快速发展的古代，利益的分配常常是一种零和游戏，彼之所得，即为吾之所失。天下，哪里有绝对的公平可言？

在皇位的继承游戏中，赢家通吃。

1398年，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离开了他热爱的人民，皇太子朱允炆在朱元璋的扶持下终于坐上了龙椅。讨论他是否是一个合格的皇帝，没有意义，南京城外的世界，有人觉得他不够资格。

1399年，建文元年，惧怕新皇帝削藩政策的步步紧逼，燕王朱棣起兵，挥师南下。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掰掰腕子，在尚且有实力拼一下的时候，决不能选择垂拱待宰。

朱棣这仗打得十分艰苦。在法理上看，这是藩王要向皇帝夺权，造反；在军事上看，南京能够调用的名将如云，大兵百万，朱棣燕王手里的兵根本不是对手。要不是朱允炆多次心软放朱棣一马，哪里会有朱棣攻陷南京城的一日。

最要紧的是人心所向，如果朱允炆是个类似于隋炀帝的暴君也就罢了，朱棣起兵还能算人心所向。可偏偏朱允炆是个口碑颇好的皇帝，根据史书的记载，朱允炆在位期间增强文官在国政中的作用，宽刑省狱，严惩宦官，同时改变其祖父朱元璋的一些弊政，史称“建文新政”。

江南大儒方孝孺因为建文帝被诛了九族，方孝孺不仅是皇帝的老师，更是江南名士的领袖，建文新政实际上就是以方孝孺为首的江南士大夫与建文帝共同治理天下，江南的士大夫是喜欢朱允炆还是朱棣？

不问便知。

朱棣也知道，迫于兵甲的臣服不算真正的臣服，在这些江南士大夫的心里他的地位远远比不上建文帝，更比不上他的父亲朱元璋。

所以，靖难之役后他一直迫不及待想迁都。在江南他的根基不稳，只有回到燕王故地北京，他才能踏实。

但迁都并不是权力的游戏中最核心的命题，如何制衡江南的士大夫集团？

03 敌人的敌人，可用

敌人的敌人是我们的朋友。

朱棣也懂得这个道理，谁是江南士大夫的敌人，谁就有可能成为新政权的朋友；谁在原来的利益格局中是受害者，谁就可能成为新政权的拥护者；谁只能依靠皇权才能存在，谁就有可能忠心不二。

对照以上三条标准，宦官太监就是合适的人选。

没有人心甘情愿永远受歧视、受压迫，改朝换代就是大洗牌，改变命运的机会为何不去抓住？

于是，在靖难之役中常常可以看到太监的身影。

深受朱允炆压迫的这些大小宦官，或被朱棣悄悄收买，或主动与朱棣主动联系，一直偷偷地替朱棣搜集情报，传递情报，对战争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

江南的官员们指责太监是吃里扒外，对太监们来说这是逆天改命。

这是一场赌局，太监们赌盈了。

04 东厂的契机

太监本就是明朝政治里的一个组成部分。

即使朱元璋厌恶太监，也不可能消灭太监。

他很早就使用太监搜集情报，监控官员。洪武元年（1368），他曾使用太监悄悄侦察浙江省参政郭景祥。在铲除胡惟庸的惊天大案中，朱元璋早早安排太监盯上胡惟庸，严密监控。

为了方便管理庞大的太监群体，明朝“二十四衙门”的建制，

所谓“二十四衙门”，包括十二监、四司、八局。其中，十二监分别是：司礼监、内官监、御用监、司设监、御马监、神宫监、尚膳监、尚宝监、印绶监、直殿监、尚衣监和都知监等。四司分别是：惜薪司、钟鼓司、宝钞司和混堂司；八局则分别是：兵仗局、银作局、浣衣局、巾帽局、针工局、内织染局、酒醋面局、司苑局。

俨然一个小政府。

朱棣只要稍加改造，就能让太监成为制约江南文官集团的一个杀手锏。

在永乐皇帝的安排下，太监不仅有机会接触宫中要务，也会奉命出使；不仅担负监军的职责，还能领兵作战；不仅搜集情报，监控臣民，还能参与抓捕和审判，直接操控人的生死，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审判结果......

而所有这些“非常规的权力”都不如一项规定实在，掌控东厂。借助于东厂对锦衣卫加以监视和控制，攫取包括司法权在内的更多政治权力。

本来，在朱元璋的制度设计中，已经有锦衣卫来负责巡查缉捕、秘密监视，太监们只是临时起到一些辅助作用。

到了永乐皇帝登基之后，锦衣卫就成了“旧时代”的遗物，就算靖难之役后效忠于朱棣，毕竟是二手的工具，用着不放心。

朱棣即位后“专倚宦官，立东厂于东安门北，令嬖暱者提督之，缉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与锦衣卫均权势，盖迁都后事也。然卫指挥纪纲、门达等大幸，更迭用事，厂权不能如。”

东厂的职能为“缉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这与锦衣卫大致相当。

朱元璋知道通过锦衣卫钳制百官的好处，朱棣当然也知道。朱棣摆明了是要太监来分锦衣卫之权，让更加贴心、听话的太监来控制锦衣卫，进而控制百官。

厂卫之争，在所难免。

起初，东厂的势力还弱于锦衣卫，而东厂的公公们就告发锦衣卫都指挥使纪纲利用锦衣卫扩展权力，并图谋不轨，1416年，纪纲以“谋大逆”的罪名被凌迟处死。用自己擅长的方式置竞争对手于死地，锦衣卫是朝廷鹰犬，那么东厂作为后期的鹰犬，要想站稳脚跟，就要表现得更像鹰犬，更加狠毒，才能证明自己的价值。

▲明朝《出警图》中随扈万历帝的锦衣卫校尉

在纪纲被杀之后，他手下的一些重要党羽，如庄敬、袁江、王谦、李春等人，并没有随之而全部受到株连。朱棣对他们的惩处明显地有所保留，而且锦衣卫中的不少力量都被充实到东厂。尤其是其中的骨干分子，很快就找到了再就业的机会，只是单位变了，上班地点变了。

不久之后，东厂的实际权势就明显地超越锦衣卫，不仅分掉锦衣卫的威权和职能，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其实施监控。

总之，东厂和锦衣卫，这二者相辅相成，人们习惯并称为“厂卫”。

明代的情报职能由此开始变得更加发达，朱棣希望通过这种设置，既能取得某种叠加效应，同时也可以互相牵制，防止某一家机构独大。

此外，也可由此实现多途搜集情报，可以将各方所得情报互相印证，避免被假情报所误。

06 逆天改命的悲剧

明白了太监在永乐朝崛起的逻辑，就能对明朝太监专权的问题有更深一层次的理解了。

靖难之役作为一个政治中的偶然事件，打乱了朱元璋的政治权力部署格局，太监成为永乐皇帝制约江南文官集团，乃至于制约旧的政治体制的工具；而太监群体本身也通过靖难之役的契机，扭转了自己在原有政治格局中的“被歧视、被压迫”的地位，成为新的利益格局的积极捍卫者。

其后的明朝皇帝，纷纷继承了永乐皇帝的思路，利用太监来制衡文官，尤其是不断抬高“司礼监”的地位，让司礼监代皇帝批红，进一步获得了制衡内阁的权力。所以，清代的赵翼曾说：“明代首辅权虽重，而司礼监之权又在首辅上。”

首辅是文官士大夫集团的领袖，但其权力仍然不如司礼监的太监。

对于太监这个群体来说，在永乐朝的逆天改命或许是一种胜利；不过对于明朝政权来说，宦官的这次逆天改命，常常形成以宦官为中心的利益集团，干政扰政误政，最终将大明引入万劫不复之地:

正统朝：英宗对王振言听计从，王振怂恿英宗御驾亲征，遭遇土木堡之变，英宗被俘，瓦剌兵临北京城下，大明险些亡国。

成化朝：东厂之外又成立西厂的特务情报机构，汪直任首领，制造了大量冤狱。

正德朝：复开西厂，刘瑾又自创内行厂，一时间东厂、西厂、锦衣卫、内行厂四厂并行，特务政治达到高峰。

万历朝：神宗派出大量亲信宦官到各地办事情，其中因矿税监引发了风波。

天启朝：明代政治秩序全面崩坏，魏忠贤和其党羽把朝政弄的乌烟瘴气鸡飞狗跳，贪腐横行政治黑暗。

崇祯皇帝临死前说，朕非亡国之君，诸臣皆亡国之臣!

该怪谁呢？

为什么明代宦官有极大的权力，但面对皇帝都不堪一击？

 明代大宦官无法篡位的核心原因

1.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宦官专权最严重的朝代，后人甚至给了它一个“太监帝国”的谑称，其中，象王振、汪直、刘谨、魏忠贤等人的权力更是到了几乎可以取代皇帝的地步。

2.然而，无论朝中大臣及民间如何议论他们的野心，事实上他们中的多数却从没想过要篡位－－真想这么做的话，不可能几百年里都无一人成功的。

3.究其原因，实在是因为这些太监们太清楚明朝的制度架构了，他们心里都明白：权，可以无边，帝，则永远是镜花水月，即使能够篡位成功，在明朝那样的制度架构下他们也是当不了几天皇帝的。

4.所以他们还是决定，老老实实保住自己的权位才最实际。仅有一人例外，那就是刘谨，我想他是真正的权极致昏了，所以最后落了个“杀千刀”的凌迟。

5.许多类似的大宦官下场我们都是知道的：整治朝臣方面无论他们多有能耐，往往就是皇帝的一句话定了他们的生死。

6.比如王振，传言他妄图通过勾结瓦剌篡位，其实他只是想接受瓦剌的贿赂，与瓦剌贵族进行走私交易；后来由于瓦剌索取贡品的胃口太大，连王振都接受不了，最终导致了土木堡事变，而王振本人也在事变中丧命。

7.再如汪直，他因获得明宪宗宠信而掌权，后也遭明宪宗撤职、贬逐而亡，最猖狂的时候也只是与当时的万贵妃一起垄断了朝纲，要说篡位，那还没轮到他想的份，毕竟他的权力还是皇帝和万贵妃赐予的，尚没到专权的地步。

8.刘谨，前面已经说了他的下场；而魏忠贤呢，任凭他权力能只手遮天，可他还是阻止不了手上面“天”的更替，新任领导崇祯皇帝一上台，他也就只是普通阶下囚的份。

9.总的来说，明代宦官能够权倾朝野都是拜皇帝所赐，他们所能够执行的权力也就是皇帝的权力，不是宦官自己的；哪天皇帝不高兴了，他们还得卷铺盖回家或下地狱。这样的情形下，他们根本就无法获得实际的篡位资本。

10.刘谨就笨在没想清楚这一点，以为自己的权力资本已经足够多了。为何明朝皇帝能如此牢牢地抓住权力呢？这其实全赖明朝堪称史上最完美的国家机器。

10.机器是什么？机器就是帮助人在解放自己的同时保持必要工作效率的一套东西，从这角度上说，明朝皇帝经常不上朝正是因为借助这“机器”获得了一些解放，而不完全是因为偷懒。

11.明嘉靖帝仅需在内阁和司礼监之间耍弄一下权术就能牢牢握住政权，万历帝曾30年不上朝，这在从前也是无法想像的。

12.有人会说，明亡正是始于嘉靖和万历，不过这在今天还是个未定论的需商榷论题。明朝的国家机器分内廷、外廷，机构上完全对称。外廷设有内阁加三法司，内廷则设有司礼监加东厂、锦衣卫。

13.作为机构的延伸，外廷还有外派的地方总督、巡抚，而内廷也有派驻地方的镇守太监、守备太监等。这样一来，内廷外廷之间就能从朝廷到地方实现层层的相互制衡，单凭一人的话，任凭你权力多大都难以将触角伸及朝廷内外的。

14.作为太监，他能实际掌控的也就是整个内廷，对于制约于他的内阁和三法司，他就算贿赂也不可能收买到全部人。

15.这套国家机器精妙的地方还有一点，就是内阁和司礼监都设有正副职位，谁正谁副随时决定于皇帝，表面上这两职位是属同一阵线的，实际上它们在部门内部也能起到权力制衡的作用。

16.这样一来，一个宦官如果要绝对地获得朝廷权力架空皇帝，除非他能完全控制了内阁和三法司，以及直属内阁的地方封疆大吏－－能做到这样简直是痴心妄想，很简单，人心难测，这并非贿赂就能解决的问题。

17.刘谨在篡位这一步上走得算远了，对外(内阁及六部)的权力触角也伸得非常深，不过他想不到的是最后竟倒在“自己人(太监张永)”的手上。

18.当然，明朝的这套国家机器自然并非全无缺陷，它可以防止大的崩塌却防止不了内部的自我侵蚀。明朝最后正是亡于这样的自蚀上，就好比一只蚂蚁花几百年去啃食一只老虎。作为专权宦官，他们在明朝历史中也只是充当了较大点的蚂蚁罢了。

19.后来英国在立宪的时候正是借鉴了明朝的“内阁首辅”制度，在它的基础上略加改动形成“首相”制，这就足以说明明朝这套制度的先进性。实际上明万历年间的内阁首辅张居正所做的一切就相当于今天英国首相的工作，区别只在于“任命”和“选举”而已。

扩展资料: 

1.明代诸监不设此官，但在宦官所领的二十四衙门，各专设掌印太监等，在宫廷内专门侍奉皇帝及其家族。明中叶以后，太监的权力扩大，拥有出使、监军、镇守、侦察臣民等大权。 

2.明太祖朱元璋对宦官管理较严，规定宦官不得识字，压低其官阶，禁止其兼外臣的文武职衔，并悬铁牌于宫门上，明示不许干政的警戒。从永乐朝始，宦官渐受重用。

4.皇帝亲信的太监经常被派出巡出洋，担任监军。永乐十八年（1420）设东厂，由宦官执掌，从事特务活动，诸事直接报告皇帝。宣宗时，改太监不得识字的祖制，在宫内设内书堂。令学官教授小太监识字。

5.成化十三年（1477）在东厂外另设西厂，以宦官任提督，加强特务统治。此外，宦官任职机构膨胀，宫廷中设有司礼、内官、御用、司设、御马等12监。惜薪、钟鼓、宝钞、混堂等4司及兵仗、银作等8局，总称为二十四衙门，各设专职掌印太监。

6.宦官人数激增，至明末多达数万之众。英宗时，掌权宦官王振网罗部分官僚为党羽，形成阉党，开明代宦官专政先声。此后，宦官之祸迭起。

7.成化年间的汪直、武宗时期的刘瑾、熹宗时期的魏忠贤等，都是权倾朝野、势力显赫的权宦。他们专横跋扈，排斥异己，巧取豪夺，屡兴大狱，加剧了明朝政治上的腐败，给人民带来无穷灾难。

参考资料来源:

宦官_百度百科

为什么明朝的太监无论权利多大，皇帝都能轻松干掉？

楼上诸位的回答除了 hongking188和徐怀景 能见水准，其余的很让我无语……
为什么明朝的太监无论权利多大，皇帝都能轻松干掉？
因为明朝的中央政制和以往历朝不同——那就是君主集权制。
和汉、唐阉宦擅权、欺压君上不同，自宋代以后，很少见到人主受到宦官牵制，因为自明太祖龙主天下起，铸铁牌于宫门之内严禁内侍干政，太监势力受到打压。虽然尔后此制被成祖（永乐帝）、仁宗（洪熙帝）、宣宗（宣德帝）等君主打破，宦官随即得势，后来更得到读书识字的机会，更得到“掌印”、“秉笔”的重要权力，连掌中央实权的内阁也不得不仰仗宦官鼻息。
阉宦之炽愈演愈烈，英宗时的王振、宪宗时的汪直、武宗时的刘瑾以至僖宗时的魏忠贤等宦官，更是祸乱朝政，不过，除了景帝时的英宗复辟，宦官直接参与其中外，整个明朝几乎不见人主的废立受制宦官，而宦官如刘瑾、魏忠贤无论其多么嚣张跋扈、把持朝政，一旦皇帝不再信任他们，一声令下，便可轻易取了他们的首级。
明朝自太祖废丞相后，君主集相权和君权于一身，达到前所未有的君主集权巅峰（清朝时更上层楼），在这种情况下，皇帝昏庸与否，都掌握大权，皇帝信任谁，谁就有权，当然也包括宦官。因此，宦官无论权力再大都好，他们只不过有皇帝的信任才能为所欲为，事实上还只是皇帝的家奴，其余官员畏惧他们，事实上是畏惧给予宦官权力的皇帝。一旦皇帝不再信任这些宦官，下场就是：武宗（正德帝）听了官员的报告，刘瑾胡作非为导致民变，武宗大怒，夜晚一声令下，凌晨时分属下就送来刘瑾的人头；僖宗（天启帝）信任魏宗贤，终天启一朝无人可扳倒魏阉，但僖宗一死，思宗（崇祯帝）登位，一纸诏书就轻易除掉让天下人痛恨万分的魏忠贤。
“像刘瑾、魏忠贤都把持朝政那么久，难道就没有提拔心腹控制住军队和主要的政府部门吗？如果控制了军队和主要的政府部门，皇帝还敢动他们吗？ ”
当然，如果这些宦官有军队，皇帝奈何不了他们，前几朝的宦官正是因为掌握军权而威胁皇帝，但宋朝以来，军权和政权、财权早已正式分开，到明朝时，宦官即使领有厂卫（东厂、锦衣卫、西厂），但由于政制上的原因，宦官毕竟不是厂卫的真正主子，真正的主子是皇帝。至于军权，那就更不必多说——在明制下，宦官的手伸不到那儿去。
最后，简而言之一句话，有赖明朝的中央政制，皇帝信任谁，谁就有权力，皇帝不高兴了，再厉害的大臣、宦官都死无葬身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