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万历年间，蒙古向明朝朝贡，这却让大明的钱越来越少。浙江巡抚彭印参在奏折中忧心忡忡的说，天下财富收入一年不过400万，可是蒙古每次来朝贡人员招待加回赠礼物，自己每年反而要赔掉360万。也就是说，大明一年赚的钱只够打发蒙古。所以，如果日本也请求进贡，皇上您千万别答应。被排除在朝贡体系之外的日本甚至还做了一次国家级的诈骗活动。不仅如此，历史上由中国跟周边国家组成的朝贡文化圈中，里面更是充满了形形色色的表演。

都说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皇帝也是人，也常常要演戏。例如各朝各代在处理谁是老大，也就是谁是宗主国，谁是藩属国这个问题上，往往你哄我，我骗你，利用信息不对称来谋求自己的利益。

西域有个察合台汗国，国王叫也先不花。由于明朝在西域的情报工作做的很不合格，察合台汗国利用这一点，编造出几十个小号来向明朝朝贡，赚取高额利润。到了明朝嘉靖年间，甚至一边在甘肃抢劫物资人口，一边向明朝朝贡。在中国生活了大半辈子的传教士利玛窦，把朝贡这件事算是看的清清楚楚，他说明朝的万国朝贡只是骗人的，本质上是明朝在向世界各国朝贡。

我们不来评价朝贡体系的好与坏，来看看关于朝贡中的一些骗局，用开放的心态看世界，用轻松的心情来看戏。

骗也是分等级的，我们就先说说比较低级的骗法。首先，有些国家其实根本就没向中原朝贡，但有人会冒充该国的使节甚至国王来上贡。例如洪武七年，暹罗，也就是泰国商人沙里波，他就冒称是泰国的国王来进贡。不过他的演技不到位，装的不够像，被朝廷识破了。既然有被识破的，那也说明还有很多其实是没有被识破的。

明朝初年，很多海外商人三五成群的组织起来，随便写篇表文，假装自己是一个国家的代表就前来进贡。

当然这种冒充国家代表的行为并不只发生在中国。在《罗马帝国衰亡史》这本书中记载了罗马皇帝奥勒良，他在举办凯旋仪式的时候，观礼的人群中也有中国使臣，这大概率是商人来假冒的，甚至都不是中国的商人。

说回泰国商人冒充国王的例子，要是泰国国王知道这件事，肯定气的吹胡子。这倒并不是因为被人冒充，而是说到底他根本就不想进贡，在他心中，他跟中原皇帝是平起平坐的。

不过在中原这边的很多记录中，说是泰国国王毕恭毕敬的向中国磕头进贡，这是怎么回事呢？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曾经提到，泰国给中国皇帝的表文实际上并没有称臣纳贡的意思，但中国这边给翻译却是泰国国王毕恭毕敬的向中国皇帝磕头。历史上，泰国和缅甸等国家确实经常跟中国礼尚往来，来的人是真的，带的东西也是真的，写的信也是真的，但朝贡却不是真的。这是因为他们所写的表文跟中国人的翻译版本意思很不一样。中国的皇帝看了这些翻译的表文，以为这些皇帝在向自己称臣纳贡，但实际上他们看的并不是原文。

被迫享受这种待遇的还有大英帝国。乾隆晚期，玛格尔尼访问大清，亲手呈给乾隆爷英国国王写的国书，而且还带来了枪、望远镜、地球仪等礼物。玛格尔尼是来谈合作、谈生意的，信件中也丝毫没有什么进贡的意思，因为英国人认为两国是完全平等的。英国人甚至有些看不起荷兰人的做法，因为荷兰人为了讨好大清皇帝，三跪九叩，摆出低下的朝贡的姿态。不过英国人写给乾隆的信用的是英文，并没有亲自翻译成中文。所以乾隆读到的翻译版本里面大谈特谈，说英国国王毕恭毕敬给中国皇帝磕头，这哄得乾隆爷很是高兴。

送走了玛格尔尼后，乾隆爷赋诗一首：前有葡萄牙来朝贡，今有英吉利来效忠。

我们现在来说说第二种骗法，朝贡的仪式是真的，但是，阳奉阴违。这次的主角是越南。在中国的藩属国或者叫小弟中，越南、朝鲜、琉球是模范小弟，是藩属国中的第一梯队、好学生，清朝的皇帝就多次夸赞这三个忠心耿耿的小弟。但越南实际上对中原王朝是连哄带骗的。

首先，在国号上，大天子，小诸侯，中国可以称大，但外藩是不可以的，这是礼仪或者叫规矩。但越南从北宋初年独立之后，一直在国号前加大字，自称大越，直到清朝中期才改国号为大南。在越南的古城遗址博物馆中，可以看到发掘于丁朝宫殿遗址的红砖，红砖上刻着大越国君的铭文。不过宋元明清的皇帝看不到这些铭文。

越南丁朝是北宋初年由丁部领建立的，当时他向大宋遣使上贡，大宋皇帝赵匡胤封他为交趾郡王。但赵匡胤同志显然不知道，小弟私下里是自称大越的，自称大圣明皇帝，自建年号，在越南国中也建立九品官制，从中央到地方，处处都跟中国一样。这属于偷偷当大哥的僭越行为。

到了明代，越南国王甚至连名字都造假，在跟明朝交涉的时候一般用假名，在国内的时候才用真名。道理很简单，儒家文化是要面子的文化。越南人认为向中国进贡，向中国皇帝磕头是耻辱，所以在国内祭天的时候用真名，但面对中国的时候用假名。

这种两面派做法在中国看来是欺骗，不过在越南人看来其实是高明的谋略，是机智巧妙的外交。例如越南的近现代学者，也是阮朝唯一的首相陈仲金，他在《越南史略》这本书中就提到，越南皇帝的这种做法表面上屈居人下，实际上独立自主，这样可以避免被干涉内务。越南当代的史学家陈国旺、何文进撰写的《越南封建制度史》中也是评价这是一种灵活的外交策略。

事实上，这种灵活的外交策略不仅越南人用过，中国人自己也会用。在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自己被迫当小弟，向对方称臣纳贡的时候就会用到。

故事发生在南宋绍兴八年，金国派出使臣来跟南宋谈判。这两个使节一个叫张通古，头衔是诏御江南使，另一个叫萧喆，头衔叫做明威将军。这两个头衔已经把意思说得很明白了，金国是宗主国，南宋必须称臣纳贡，成为藩属。

南宋皇帝对于金国的要求几乎通盘接受，不过有一点不放心，就是要当面向金国使者下跪，这点很难接受。赵构自己倒不介意，但军民可不见得，所以到时候出来闹事就不好办了。最后有人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就制造一个借口，说皇帝正在服丧，皇帝不能亲自参加，让秦桧来代替皇帝来接受诏书。而且为了少丢面子，仪式中的文武官员也是请老百姓扮演的。

到现在我们已经说了几种朝贡中的造假现象，有用假名字的，有用替身的，阳奉阴违的，有实际上不是朝贡但被中国说成是朝贡的。而历史上还有个国家由于无法向中国朝贡，进而曲线救国，通过控制第三国来完成朝贡的。

明朝末期，万历37年，日本攻占琉球，把琉球变成日本的藩属国，并对外封锁消息，清朝入关后，继续向琉球派遣使节，册封琉球国王。

清朝的使臣到达琉球后，日本就开始了大型表演活动，日本把自己在琉球上的痕迹都巧妙的掩盖起来，并把驻琉球的官员全部撤到另一个岛上，并让琉球人不对清朝使臣透露任何信息。清朝曾向琉球派过十多次使臣，使臣每次在琉球待六个月，回去之后还会写书呈给清朝皇帝，竟然一次都没有发现琉球的秘密。相反，日本还利用琉球跟中国的朝贡，不断的探取清朝的情报秘密，而且琉每次向大清朝贡赚来的高额利润都进了日本人的口袋。清朝的皇帝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给小弟的赏赐其实都流入了他人的腰包。

汉唐明清，为什么周边藩属国都争相称臣纳贡？是因为有大哥吗？

藩属国，顾名思义，是指名义上保有一定主权，实际上在内政、外交和经济等方面，一定程度上从属、并受他国影响的国家。

藩属国是藩国和属国的合称。

从汉朝刘邦开始有了“藩国”这一称呼，汉高祖刘邦设定在中央周围，京畿地区，即首都周围这个地区，实行郡县制，就是秦朝的制度；在边远一点的地方呢，则实行周朝的封建制，依然再封一些王国出去。这就是一个王朝两种制度，也可以看作是“一朝两制”。

那么分封在京师周围的这些国家呢，就称做藩国。为什么叫做“藩”呢？藩就是篱笆、藩篱，意思就是说你们像篱笆一样在周围保卫中央，所以这些王侯都被称为“藩王”。他们回到自己的王国去，叫做“归藩”，也叫‘之国“。这些分封出去的王国是各自为政的，是有自己主权的，也是有自己财源的。

属国一词最早源于战国时期。如秦兵器铭文中已有属邦一词。

其时中华大地除了有秦、齐、楚、燕、赵、魏、韩七个比较大的国家外，还有一些更小点的国家，如商鞅的母国卫国，中山国，宋、鲁、卫、滕、邹等。

另外还有不少少数民族分布在四周，北与西北有林胡、楼烦、东胡、仪渠，南有巴国、蜀国、闽越。

这些小国或者小的政权，主要是依附“战国七雄”，如巴、蜀两国基本都是依附于战国时期的楚国。

汉避汉高祖刘邦讳而改称属国。

据《汉书》卷6《武帝本纪》记载，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秋，“匈奴昆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合四万余人来降，置五属国以处之。以其地为武威、酒泉郡”。

《汉书》卷6《武帝本纪》颜师古注曰：“凡言属国者，存其国号而属汉朝，故曰属国。”《后汉书》卷118《职官志·百官五》又云：“属国，分郡离远县置之，如郡差小，置本郡名。”

可见“属国”是中央王朝为安置归附的边疆民族而依缘边诸郡设置的一种行政建制，“主蛮夷降者”，与郡同级。

意思是说边疆少数民族政权，从法理上是中央王朝的属国，在行政单位上等同于中央王朝的一个郡。小一点的属国则作为一个县存在。

自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依据当时丞相李斯的建议，废除分封制，改为郡县制开始，郡这一行政区域就普及了。

比县大，比现在的省略小。秦统一后为三十六郡，汉又增四十六郡，二十一国，凡郡国一百有三。一直延续到汉，三国，两晋，南北朝，至隋朝时废郡制，以县直隶于州。

对于中国来说，中国从西汉开始就有藩属国。

从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到汉末为止，汉帝国的北面、西面、东面设置了十几个郡：定安、天水、上郡、西河、五原、金城、北地、犍为、广汉、蜀郡、张掖、居延、辽东都有属国的设置，大者领有五六城，小者一二城。

大郡割边远县置属国，如割广汉北部都尉所治为广汉属国，割蜀郡西部都尉所治为蜀郡属国，割犍为南部都尉所治为犍为属国，割辽东西部都尉所治为辽东属国。小郡则属国置于本郡之内，不另标名称，如龟兹属国只作为上郡的一个县而存在。

雍正皇帝认为：“凡臣服之邦皆隶版籍。”清末编纂的中小学校历史教科书中，周边的册封国家沦为欧美各国及日本的殖民地，或被纳入其版图的过程，并非作为世界史，而是作为“中国（本国）史”的一部分被描写的。

孙文等人认为，较之帝国主义的挟武力胁迫屈服、建立殖民地，宗藩关系不诉诸武力即可使对方诚服更显文明。

朝贡贸易产生的原因

朝贡外交是中国古代王朝特有的一种外交体系，其立足点是传统政治思想中的中心大国的定位。
自商周以来，中原王朝都一直认为自己居天人之中，是“天朝上国”，是世界的主体，故自称“中国”、“中华”；而周边乃至更远的地区与国家都是蛮夷戎狄居住的化外之地。这样，他们与中原王朝的关系自然被限定为自下而上的朝贡关系。朝贡外交的实质是名义上的宗主认同外交，并不是扩张式的帝国外交，因而，在政策导向上则是“王者不治夷狄，来者不拒，去者不追”。在实施过程中，便形成了一个定式：凡肯朝贡的国家、地区、部族，不论远近，不论是否有过恩怨前嫌，一概慨然接纳；凡要与中原王朝建立关系、展开外交者、必须以朝贡方式进行。进至清朝，外国使节们到来后，都要先安排学习各种朝贡礼仪，会见之时，要以藩属朝贡觐见之方式，行跪拜礼。
既然朝贡外交的实质是名义上的宗主认同外交，因而它的目的只是要造就“四夷顺而天下宁”，造就万邦来朝、八方来仪的盛世，并没有其他帝国那种军事的、经济的功利要求。西汉董仲舒所言“正其谊不计其利，明其义不计其功”可以视为这一外交思想的总纲。在这一总纲下，中原王朝对于肯称臣朝贡者，或册封，或建羁縻州府，或仅止于朝贡往来，别无其他更多的要求。如汉代对日本倭奴国王的册封，也是注重形式与名义，没有近世其他国家那种宗主国对附属国的军事控制与经济掠夺关系。就羁縻关系而言，也是如此。唐高宗平定西突厥后，在归附的中亚地区设置了一大批都督府及州县，对这些府州县，唐朝王朝均实行羁縻政策，即以当地原有的国王或首领为都督、刺史，他们不仅职位可以世袭，而且可以有自己独立的军队，其贡赋版籍也不上户部，唐王朝也不干预各国内政。至清王朝，对于其羁縻下的浩罕、塔什干、布哈拉、博洛尔、巴达赫尚、阿富汗等国的政策也是如此。
在这一外交政策下，中国历史上的对外战争也就很少有掠夺性战争，很少有主动进攻的战争，防御性战争远多于进攻性战争。
除极少数历史时期外，即使是进攻，也是以攻为守，而不是出于掠夺的需求。这样，中国古代王朝的对外战争大多都是劳民伤财，最终导致了国库空虚，国内各种矛盾激化；而且战争获胜后，对于肯向王朝称臣纳贡降服者，往往是赏赐有加。因而可以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胜仗。
与之相联系，中国历代王朝除成吉思汗外，很少进行过真正的远征。为数很少的几次远距离作战，也都在自己的附属国中，即便是汉武、唐宗之伟业，也不是依托军事征服，他们在军事打击之后多班师回朝，退回原地，只要求对主的附属与臣服。而在西方历史上，只要有强大帝国的出现，必然伴随着一系列的军事征服与远征，无论是亚述帝国、罗马帝国还是后来的奥斯曼帝国，都是如此。其原因当在于东西方经济结构与文化社会结构的不同所致。
在这一外交政策下，中国王朝的对外交往不仅不以经济利益为目的，相反，还以经济的付出换取朝贡来仪的名义。
自汉以来，凡来朝贡者，中国王朝都大量回馈，盛情相待。汉武帝曾专门设“酒池肉林，以飨四夷之客”，让他们陪同出游各地。清王朝为接待英国马嘎尔尼使团所用招待费用不下十七万英镑，全部费用耗费白银八十五万两左右。为了让英国“贡使”看到中国“民物康阜，景象恬熙”而“知感知畏”，乾隆还安排马嘎尔尼一行由内陆至广州，也是沿途款待，劳民伤财。中国使臣之外行，则是多携礼物，大量赠送。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时，即率随员三百人，带牛羊万头以及大批的绢帛、钱币、价值“数千巨万”；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就有宝船六十二艘、士卒两万七千多人，并带有大量的绢帛、瓷器、茶叶以及金银钱币。每到一地，都是大加赠送，动员当地首领到中土朝贡，并不攻城略地或进行经济掠夺。郑和七次下西洋，都是如此。这样，各国前来朝贡者大大增加，从一般使臣到国王本人，往来者不绝。但明王朝的财政却无法维系这一“盛举”，致使国库空虚，财政危机。这与晚于郑和的哥伦布等人开辟新航路的结果大相径庭。
在这一外交政策之下，中国王朝的对外贸易也有着突出的朝贡贸易色彩。
所谓朝贡贸易，就是通过两国官方使节的往返，以礼物赠答进行交换的贸易方式。在中国古代，每一次官方使节的往返都伴随着礼物的“交易”。如曹魏明帝时，倭国女王遣使送来牲口十人、班布二匹三丈，明帝赠还锦五匹、毛毯十张、各色丝织物百匹，以“答所献贡值”。南朝刘宋时代，印度笈多王朝旃陀罗笈多二世专门致书宋文帝，提出“若有所须，珍奇异物，悉当奉送……愿二国信使往来不绝”，其用意是要刘宋也同样对待，以达到交易的目的。除此之外，中外商人打着朝贡、奉使的旗号进行国际贸易者更是不乏其人。如张骞以后，西遣的使节多贫人子弟与“妄言无行之徒”，他们只是要“私具县官赍物，欲贱市以私其利外国”。这样凭借政府资本以使节名义出行的商人“一辈大者数百人，少者百余人”；一年之中“使多者十余（辈）。”也难怪大宛对于这些人“非出币帛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骑用”。外国使节中也不乏冒名的商人。 宾“奉献者皆行贾贱人，欲通货市买，以献为名”。东汉时到洛阳的罗马敦王的使节，后人一致认为是大秦商人伪托。这一贸易形式一直延续到明清时代。
明清时代，面对近代国际贸易的不断发展，他们仍然顽固地认为：“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一方面坚持把贸易归入朝贡体系中；另一方面，继续奉行“厚往薄来”的政策。如明朝即规定：“凡贡使至，必厚待其人；私货来，皆倍偿其价。”这样的朝贡贸易自然会使各国纷纷来“贡”，其结果则是明王朝“岁时颁赐，库藏为虚”。只好对来贡者的时间、次数加以限制。如明朝对安南即规定三年一贡，使者不过三四人，但安南却总是提前来贡，人数与贡物也超出规定。其目的当然是要换回更大的经济利益。
当然，在朝贡贸易中，中国王朝并不是无所要求，更不是不讲回报。只是在这一贸易体系中，政治动机大于经济目的，奢侈消费的需求大于对商业利润的追求。他们的根本动机是造就“四海宾服，八方来仪”的宏大场面。而对奢侈性消费的需求又使官方外贸的着眼点放到了使用价值上，不注重货币的增值。西汉桑弘羊就主张“天下高我下，天下轻我重”，即低价出口，高价进口，使转口商人获取超额利润，而封建政府则得到使用价值的满足。至于流出的大量黄金与绢帛，在他们看来都是“纤微之贡，所以诱外国而钓胡羌之宝也”。由于对外贸易的入超，中国黄金、铜币大量外流，形成了“府库之藏流于外国”的局面，这对中国古代国家的财政产生了不良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