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古代有个有趣的现象,夏商时代帝王的名字看起来都比较简单，而且往往与“天干”相联系,称之为“日名”。据《史记●夏本纪》的记载，夏朝帝王有取名太康、仲康、少康的，陈梦家在《股虚卜辞综述》里考证得出，这三个名字就是大庚、中庚、少庚,同属“日名”。夏史中以十干为名的帝王还有孔甲、胤甲、履癸。履癸就是夏桀。殷商时代也是如此。商代帝王全是日名，从大乙(汤)到帝辛(纣)三十一代帝王都以十干为名。他们是:大乙、大丁、外丙、中王、大甲、沃丁、大庚、小甲、雍己、大戊、中丁、外王、河变甲、祖乙、祖辛、沃甲、祖丁、南庚、阳甲、盘庚、小辛、小乙、武丁、祖庚、祖甲、廪辛、康丁、武乙、文丁、帝乙、帝辛。

甲骨文

夏商帝王的名字看来比较简单,但是这种“日名”却包含着那个时代人们浓厚的原始信仰。十干的来历与“十个太阳”的传说有密切关系。《山海经●大荒南经》记述了帝俊(即帝喾，五帝之一)的妻子羲和生了十个太阳的故事。这十个太阳住在一棵大树 上，“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海外东经》)。这就是说有十个太阳轮流值日。一旦轮值紊乱就会出现灾难，“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淮南子.本经训》。这些神话传说间接反映了十干的起源。古人想象天上有十个太阳轮流出没,它们值日一周就是十天，称为一旬，为区别起见，这十个太阳分别命名为甲乙丙丁戊已庚辛壬癸。这就是“十干”，也叫做“天干”。夏商时代社会风俗崇拜太阳神，王室和贵族阶级自视为太阳神的后裔。殷墟卜辞中也有日出日入的记载，甚至有指日为誓的习惯，如《尚书.汤誓)有一条著名誓言:“时日 曷丧?予及汝偕亡。”这种普遍的太阳神崇拜信仰也被引入到帝王命名的活动中,这就是以十干取作人名的来历。应当指出，王、皇本来就是旺盛、光明之意，帝王即位，就宣称是太阳光照人间,君临一切，主宰沉浮,用日名作帝王名,正是这种社会心理的反映。

武丁时期文物

日名是按出生者诞生的日子来取的。《白虎通义.姓名篇):“股家质，故直以生日名子也"(太平御览)》八 三张(帝王世纪):“帝祖乙以乙日生，故谓之帝乙.”(易.纬.乾凿度).“帝乙则汤，殷家质,以生日为名，顺天性也."由此可见，“商家生子以日为名”这是夏商时代命名的-一个规律每- 个商王出生的这一-天 ,被视为十干中值日太阳降临人间。如果是甲日生的,就以甲命名，乙日生则取乙名，但如果又有一个商王在甲日出生，就认为太阳甲再次光临人间，为了加以区别,就在日名前加上“大(太)”、“中(仲)”、“小”等字。因此，商王的命名是很有规律的,上-字是区别字,下一字是十干字，如在甲日生的有大甲、小甲、河亶甲、沃甲、阳甲等等。帝王生前自认为太阳光照人世,死后仍要上天做太阳，天上人间永远属于他们，于是商王生前的日名，就是他们死后的庙号.《史记.殷本纪●索隐》引谯周的话:“夏殷之礼，生称王,死称庙号，皆以帝王名配之，天亦帝也。殷人尊汤故曰填乙.....”

商汤

从殷商卜辞和金文的史料来看,以十干取名,不仅是夏商的王室及其直系亲属，而且当时的贵族阶层也普遍这样做。对此,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卜辞中的古代社会》曾作了比较详细的研究考证。夏商帝王及贵族以天干为日，反映出当时普遍存在的日神崇拜信仰。夏商以后,随着人口繁衍、文化发达,取名也趋向复杂化，以“十干”命名的习俗也逐渐消失了。

上古时期的青铜器

商朝的统治者为什么用天干做名字呢？

商朝有一个很特殊的国情 ，就是所有帝王的名讳都是以天干为名。比如商汤之前的商人首领世系为：

“契(到目前为止，所发现的甲骨文中没有记载契，但是关于其父帝喾的记载很多)—昭明—相土—昌若—曹圉—冥—振(振通辰，也就是历史上的王孩)—上甲微—报丁—报乙—报丙—主壬—主癸—天乙(商汤)”

从商晚期以后所有的祭祀都是从上甲微，后面报丁—报乙—报丙—主壬—主癸—天乙，皆为天干王名，这也说明至少从上甲微开始具有商人特色的文化便已经成熟了。

太乙成汤

这所以有这种显现和商人出身于东夷关。 上古东夷文化圈的族群普遍的有十日信仰，认为在大海的另一边有圣域汤谷，汤谷中有神木扶桑，扶桑上栖有十日，也就是十个踆乌(三足乌鸦，也称金乌)，这十只金乌分别是甲、乙、丙、丁、午、己庚、辛、壬、癸。这十只踆乌每天飞一只到天上，而十天就是轮班一圈，叫一旬。

东夷末裔，徐人眼中的三足金乌

商人发祥于东夷，完全继承了这种信仰，所以先公先王去世后都有要起个日名以示荣耀。因为商人认为有了日名之后先公先王的灵魂便由日神，也就是金乌的引导下飞升神界，得到永生。从这个意义上讲，殷商先公先王的日名实际上正是给后世带来深刻影响的庙谥制度的雏形。

比如甲骨卜辞的一片“历无名间组”就记录了武丁大帝如何如何以占卜的方式确定其父先王康丁的日名：

“乙巳卜，帝日惠丁？乙巳卜，帝日惠丁，惠乙又日？惠辛又日？”

(——乙巳日，我为故去的父王进行占卜，。伟大的先王，我们以“丁”作为您的日名可好？或者，伟大的先王，我们以“乙”这个日名您是否满意？或者，用“辛”这个日名您是否满意？)

所以说商王的日名和后世的庙号、谥号一样，都是先王崩殂后再选定的。

唯一有些例外的可能是商汤的“庙号”——“大乙”。因为“乙” 有可能指的是北辰 ，也就是北极星。夏商之际的时候，天龙座3067i位于北极附近，这就是大乙，后来因为岁差，周初的北极附近星大乙成了小熊座β。

商朝的帝王为何很多以天干为名？

与以前的时代相比，殷商时代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大量的青铜铭器和甲骨文的出土，为殷商时代的历史描述提供了基础。同样，有关殷商时代华夏民族姓氏状况的轮廓也渐渐明晰起来，尽管这一轮廓还是粗线条的。
商代的统治者为子姓氏族。相传商人的始祖简狄是在野外吞食玄鸟之卵而生下了氏族的第一代男性首领契，故以子为姓，同时整个部族以凤鸟为图腾。殷商的甲骨卜辞中，常有“王族”“多子族”等名称。据专家考证，“多子族”应是商王族的同姓分支，即小宗。商人往往在钟鼎铜器上多铸族徽铭文，这就是当时的姓氏标志。这种族徽铭文形象醒目，有较浓郁的象征意味，有些专家认为可视为后世图章的滥觞，目前我国考古出土中已发现的殷商族铭，有六百多个。
商人是长期生息在我国黄河流域东部地区的氏族联盟，建立商朝统治后，政治经济重心从西北向黄河中下游东移，伴随着活动领域的扩大，新的姓族不断进入视野，生活在淮河下游和海边的“淮夷”、“东夷”也逐渐融入华夏民族大家庭。《左传·定公四年》记载了商代姓氏中的“殷氏六族”，即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又有“殷氏七族”即陶氏、施氏、蘩氏、錡氏、樊氏、饥氏、终葵（锥）氏。这些氏族中有不少是在今天的皖北和苏鲁一带形成的。
到了商代中期，伴随着几次迁都，商王朝所控制的疆土规模及所影响到的地域不断扩大，商朝中后期聚集在它旗帜下的姓氏部落已逾百数，后人形容当时的状况有所谓“八百诸侯”之称，如殷氏、来氏、萧氏、宋氏、时氏、黎氏、空相氏、耿氏、北殷氏、微氏、箕氏、阮氏等，都是在夏以后出现的。在《尚书·盘庚》中，商朝统治者将这些有姓氏的贵族诸侯总称为“百姓”。
在今天的历史界中，殷商时代的“百姓”这一概念，是有歧义的。多数专家认为：当时的“百姓”，并非如我们今天所指的“庶民大众”，而是指商王宗室之外的贵族阶层，即各地姓族的族长，他们是商朝统治集团的基石，所谓“百姓千官”，百姓的位置居于千官之前，拥有姓氏本身就是高贵的标志。直至周末战同时期，诸侯兼并，封国灭绝，大量有姓氏的贵族流落成平民，越来越多的平民因军功及其他原因获得了姓氏，最后姓与氏合二为一，天下庶民大众无不有姓，这时候，原来专指各地部落首长的“百姓”才逐渐成为庶民大众的统称，并沿用至今。
随着社会的发展，商代的氏族统治开始发展为国家的雏形，渐渐改变了原来单一家族统治的模式，开始接纳异族人才进入统治集团。在古代典籍中我们注意到，夏代以前的统治者往往称氏，商以后则称人，这很可能表明：夏代以前的统治者属于同一家族，而商以后的统治层中结合进了异家族的人，已不能完全用氏来指代了。如商朝一代名相伊尹，就不是商的宗室。而在朝廷之外的各个不同地域，也委派当地著名的姓氏大族进行管理，如周文王姬昌就被商朝封为西伯，负责西北方的部落联盟，这样初步形成了以姓氏为中心的分级统治模式。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下，我国特有的姓氏礼仪习俗在商代后期遂渐初现端倪。
在商代的金文及甲骨文中，开始看到较多的人名。能够在铜鼎甲骨文上留名的人，大多是位高权重的统治集团成员，或与祭祀有关的人员。铭文中的商代帝王权贵，往往以天干取名。
所谓天干，是远古人们命名日子的符号。华夏民族崇拜太阳神，当时相传天上有十个太阳，分别被命名为：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每天一日轮值，十天就为一旬。夏、商时代的帝王出生于某一日，就以这一日的符号作为名字，为了避免重复，就在前面再加上“大（太）”、“中（仲）”、“小”或其他字符。如夏代帝王中有孔甲、胤甲、履癸等（注：夏代帝王中有太康、仲康、少康，据陈梦家先生在《殷墟卜辞综述》考证，即为大庚、中庚、少庚。），而殷商的三十一代帝王名，全部都与天干有关，如大乙、大丁、外丙、中壬、盘庚、小辛、武丁、帝乙、帝辛等。
除了帝王之外，近年来的考古资料表明，殷商时代王室之外的其他权贵中，也多用天干取名的，如保定南乡出土的商代勾刀上，就有“大祖曰己，祖曰丁，祖曰乙，祖曰庚，祖曰丁……”等铭文，勾刀主人的几代祖先，都是以天干为名的。这种取名，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数字排行。
由此看来当时社会上对取名还处于一种质朴自然的阶段，人们仅仅将名作为一种辨识记号，没有去刻意取名。商代贵族男子名多为单名，或加前后缀。有单用氏的，也有单用私名的，氏与私名连用的较少，又表明当时人们在社会交往中并未把姓氏与名连在一起称呼，形成一个完整的“名字”。商代男子在社会上一般不称姓，女子则往往在姓后面缀以氏作为称呼，未见有名。
她们在出嫁时冠以父姓，以表明她是从属于某族、具有该族血缘的女子；婚后则改冠夫姓，又表明已是从属于丈夫所在姓族的女人了。殷商时代妇女的地位极其低下，她们的个体不被重视，其名称只是反映其所属的族，当姓用于女子时，往往就将姓族名女化，或加女旁，以作为“某姓族女子”的略缩，久而久之，就造成了古姓多从女旁的独特现象（注：参见雁侠《中国早期姓氏制度研究》）。
当时妇女不参与任何公众行为和社交活动，她们的姓名很难被记载下来，因此在早期甲骨文中，凡是以姓族名加女旁或女化的字，几乎都是在祭祀仪式中被用作人祭的女子，如甲骨文《录》303中“帚于小乙三姜”，其内容就是询问要不要用三个羌族女子来祭小乙。商代中期以后，王室贵族女子的地位有所提高，在当时的铭文龟辞中，偶尔出现殷商王室的后妃或贵族女子之名，多见于求医问卜中，如商王的妃子“好”，就留下了多处记载，但仔细分析，“好”也未必就是她的名字，可能仅只是表明是王室“子姓”的女人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