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封建礼制，皇帝去世后，即位的嗣皇帝要为他作一个盖棺定论的总结，在汉唐时期通过皇帝的谥号就大致能得知他一生的功过得失。但随着皇帝谥号字数越来越多，谥号反而不如庙号更为简洁。一般情况下，庙号都是以“文、武、成、仁”等字加上“祖”或“宗”，如“成祖”就是朱棣的庙号。

​纵观古代帝王，庙号所用的字大多高大上，而以“孝”字为庙号的皇帝实不多见。“孝”虽然是古代中国的一种美德，如果放在普通百姓身上那无疑是一种高贵的品格，可要是以帝王而论，治国平天下则显得更为重要。所以，以“孝”为庙号体现不出皇帝的雄才大略。历史上仅有三位以“孝”为庙号的皇帝，而其中就有一个被誉为“中兴大明”有为明君——明孝宗。

众所周知，明孝宗朱佑樘是明代少有的明君，他在位十八年为国家和民族作出过许多重大的贡献，可为何他死后的庙号会是“孝宗”，而没有采用更好的字眼呢？说起这，就不得不让人佩服朱佑樘的胸怀了。明孝宗朱佑樘是一位心胸宽广的皇帝，他克制、宽容的美德不论是在明代，还是在中国历史上都是屈指可数的，并一直受到后人的推崇和效法。

​孝宗即位后，连续惩办了外戚万喜、万通、万达、太监梁芳等人，使宪宗以来日渐颓废的明王朝重新走上了振作之路，孝宗也因此受到人们的称赞。万喜等人都是万贵妃的弟弟，他们依仗万贵妃的权势，胡作非为，扰害民间，而且勾结内监，盗取内库的宝物。

说起万贵妃，熟悉明史的读者都知道，她是宪宗最宠爱的妃子，专横跋扈。而且万贵妃和孝宗之间有着深仇大恨，因为万贵妃曾经害死了孝宗的生母纪淑妃，就连孝宗本人也差点在没出生之前就险些被堕胎。孝宗被立为太子时，万贵妃又屡屡鼓动宪宗废掉他的太子之位。

这种深仇大恨，放在哪一个人身上都不会无动于衷，一旦得势必会痛下杀手。但孝宗即位后始终没有拿万贵妃开刀的想法，可朝臣们不这么想，他们认为孝宗皇帝之所以惩罚万喜、万通、万达等人，是拿万贵妃开刀的先兆，所以他们纷纷上疏孝宗，请求声讨死去的万贵妃。

​弘治初年，监察御史曹璘首先发难，他在给孝宗皇帝的奏疏中不仅陈诉了孝宗生母纪氏的死是万贵妃一手制造的，而且还揭露了万贵妃在世时所犯下的种种罪行，由此他请求将万贵妃的谥号予以削夺。接着又有徐顼上疏，他的奏章更具体，除了历数万贵妃的诸多恶性之外，还特别请求把万贵妃的全家和给纪太后治病的御医，统统拘捕拷问，以便查出纪太后的死因。

关于孝宗生母纪氏的死，史传不一，有人说她是被万贵妃派人毒死的，有说是被万贵妃派人暗杀的，还有说她是为避免万贵妃的迫害而上吊自尽的。不管哪一种说法，万贵妃都是其中的关键人物。正因为如此，所以朝臣们都把矛头指向了万贵妃及其党羽，并提出要效法历史上削谥号的先例，将蒙骗宪宗、扰乱朝纲的万贵妃谥号“恭肃端慎荣靖皇贵妃”削去。

​朝臣们的奏疏说得都是实情，请求削去万贵妃的谥号也合情合理。当然，孝宗也不是圣人，他内心十分痛恨杀害自己生母的仇人万贵妃，所以他很想接受朝臣的建议，大笔一挥，削去万贵妃的谥号，将万氏一族治罪。

但孝宗毕竟是一位有主见的皇帝，他转念一想，觉得这样做似有不妥，如果按照朝臣的奏疏追查起来，势必牵连甚广，而且又必然牵扯到宪宗皇帝的诸多失德之事；二是追查起来有悖于儒家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道德准则；三是宪宗皇帝生前专宠万贵妃一人，如果削去她的谥号，不仅会违背宪宗皇帝的意愿，而且还将涉及明朝的一些典章。

经过这一番考虑后，孝宗最终还是放下了个人恩怨，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以“违先帝之意”为由，下令不再深究万贵妃，由此，万氏家族才侥幸逃过这一劫。

​由于孝宗在处理万贵妃这件事上采取了克制、宽容的态度，所以他备受人们的赞誉。在他死后，人们给他的庙号加上了一个“孝”字，称为为“孝宗”，看来，孝宗朱佑樘的这个“孝”字，里面确实隐含了大学问、大气魄。

历史上明孝宗朱佑樘个人生平明孝宗为什么一生只有一个

一、原因：
1、孝宗皇帝从小的成长经历和所受的思想灌输有关。
孝宗皇帝就是在宪宗皇帝的宠妃万贞儿的迫害之中长大的，还在娘胎的时候就险些被万贞儿毒害掉，出生之后更是过着朝不保夕、躲躲藏藏、胆战心惊的生活。
孝宗皇帝不想自己以后跟父亲一样被一群女人牵着鼻子走，成天陷在那些妃嫔的争风吃醋当中。再加上孝宗皇帝忆起自己苦涩的童年，不想再让自己的经历发生在这皇宫之中。这就是为何孝宗皇帝一生中只娶一个女人的原因之一。
2、明孝宗和张皇后的感情非常的好。张皇后必定是一位魅力非凡的女性，不仅仅拥有出色的相貌，同时也拥有着出色的智慧，必定是一位才女。这从明孝宗朱佑樘和张皇后的生活细节就可以看出来。史书记载，明孝宗和张皇后两人每天必定是同起同卧，平时有时间就会在一起读诗作画，听琴观舞，谈古论今，朝夕与共。明孝宗开创了明朝的弘治中兴，可谓是一位非常有作为的皇帝，这样一位皇帝必定是一位人中龙凤，能够与这样一位皇帝拥有共同语言，让这样一位皇帝对自己宠爱有加，并不是任何一个女人都能够做到的事情，所以张皇后必定也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女性。
二、简介：
明孝宗朱祐樘（1470年7月30日―1505年6月8日），汉族，年号弘治，明朝第九位皇帝，明宪宗朱见深第三子，生母为孝穆纪太后。
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九月即位 ，朱祐樘为人宽厚仁慈，躬行节俭，不近声色，勤于政事，重视司法，言路大开，努力扭转朝政腐败状况，驱逐奸佞，勤于政事，励精图治，任用王恕、刘大夏等为人正直的大臣，史称“弘治中兴”，虽末年宠信宦官李广，但是立刻改过自新，历代史学家对他评价极高，明朝万历年间的内阁首辅朱国桢就说：“三代以下，称贤主者，汉文帝、宋仁宗与我明之孝宗皇帝。
弘治十八年（1505年），朱祐樘驾崩于乾清宫，在位18年，享年36岁，葬泰陵，庙号孝宗，谥号“建天明道诚纯中正圣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帝”。

闲话明孝宗——朱佑樘

大明“建天明道诚纯中正圣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帝”，明孝宗——朱佑樘（chēng），也作朱祐樘，明宪宗朱见深第三子，年号弘治，在位十八年，是明代第九位君主。

明朝有两类皇帝是最难写的：在位时间短的，执政局势稳定的。朱佑樘显然就是后者。这位在史书里被赞誉为缔造了“弘治中兴”的中兴之主，最的特点也就是一个稳字。人心稳定， 社会 稳定，朝局稳定，一切都看起来那么按部就班，自然也没有了太多的跌宕起伏，以致于弘治年往往被很多讲明史的朋友一语带过。

在我的眼里， 朱佑樘就是一个老好人 ， 也是一位摇摆而顺应时势的守成之君 。

熟悉明史的朋友都知道朱佑樘的悲惨童年吧。

生母纪氏，诸多信息不可考，是明军对西南少数民族用兵后俘获的“战利品”。甚至纪氏到底是不是“大藤峡之战”时期被明军所获，到底是瑶族还是壮族，到今天依旧有很大的争议。也难怪有人开玩笑说，纪氏可能是大明 历史 上真正的穿越者。

入宫后纪氏因为读过书，被安排看管皇家图书馆。因为与朱见深非常偶然的一次相遇，被临幸后便怀了身孕。

接着就是大量的篇幅说这对母子如何躲避万贵妃的迫害，如何在宫中好心人的帮助下屡屡脱险，朱佑樘又是如何吃百家饭长大的，直到6岁才与父亲相认云云。

其实我对这个故事是抱怀疑态度的，或者说我们知道的应该只是整个故事的一些片段。皇城就是一个小型的 社会 ，有良善之人，也必有险恶之徒。纪氏母子躲在宫女养病的安乐堂一藏就是数年，以当时万贵妃在后宫的权势怎么会没人为了自己的富贵去告密状？要知道，连朱见深的皇后都被万贵妃拉下了马。

再者，长到6岁的孩子，第一次与生父朱见深相见，朱见深凭什么第一眼就确定这是自己的儿子？ 明清皇室子弟，特别是皇帝的孩子，从母亲被临幸开始就有一整套完整的记录和凭证以保证血脉的纯正，但凡孩子的出生来历有一点瑕疵，都可能进不了皇室家谱 。朱佑樘这么一个突然冒出来的“野孩子”，就这么简单地被皇帝认可，且马上被封为太子？到底是皇家的草率还是有我们不知道的隐情？

历史 无数次告诉我们，事出无常必有妖。当然，我既非专家学者，祖上也不是此事的亲历者，仅仅以一个 历史 爱好者浅薄的认知提出了这个疑问，自然也无法给诸君一个肯定的答案。但这件事情渲染到今天这个版本，应该与后来追捧纪氏有关。

但不管怎么样，有两点我们可以确定。

第一，朱佑樘最后他做了大明第九位君主，说明的确是明宪宗的亲生骨肉 ；

第二，朱佑樘的童年的确过的不幸福 。考虑到他之前的哥哥姐姐们或早夭，或胎死腹中，他最后能存活下来并长大成人，确是不幸中的万幸。

于是很多人就把朱佑樘后来温和的性格与这段苦难的童年经历结合起来。这个其实有点勉强。朱佑樘的父亲明宪宗朱见深童年同样多灾多难，两度成为太子，生父更是被囚禁了长达7年时间，而朱见深的性格就和朱佑樘有很大的区别。

所以我的理解是， 朱佑樘的温和性格，来源于纪氏的遗传 。毕竟，如果没有纪氏的好人缘，怎么会有史书里这么多人豁出性命地帮助。 而好人缘往往也代表了不争，温润，顺从，于是才有了这对母子的东躲西藏，有了纪氏最后的不正常死亡。

但不管怎么说，成化十一年，朱佑樘被册立为了皇太子，成化二十三年明宪宗驾崩，朱佑樘登基为帝，当时他刚满18岁。

朱佑樘是一个性格非常随和宽厚，待人非常友善的皇帝，应该说是大明脾气最好的君主，没有之一 。

朱佑樘疼爱自己的老婆，一夫一妻的皇帝，大明就出了他这么一个。皇后张氏偏巧又是那种很会“作”的女人，一点点不如意，就对着朱佑樘耍各种小脾气。你还别说，朱佑樘偏偏就吃张氏这一套。

有一次张氏生了个口疮，难以下咽，在寝宫里对着宫女太监发脾气，还把药碗打翻。正巧朱佑樘走进来，什么都没说，重新端一碗药，用勺子舀起少许，轻轻吹凉，一点一点亲自喂给张氏吃。不难想象，这样一对帝后，整日在宫中同居同饮，会是怎么样一副生活化的场景。

朱佑樘也疼儿子。 明武宗朱厚照后来的纨绔作风，很大的原因就是朱佑樘纵容的 。儿子不想读书，朱佑樘就默许他逃几天课；儿子要出去散心，朱佑樘就带着他出关转转。虽然总体上朱佑樘并没有放松对朱厚照学业的管教，但朱厚照心中因为得到父亲的溺爱而滋生的无法无天的秉性，朱佑樘难逃干系。

朱佑樘疼外戚。张家兄弟，张延龄，张鹤年是朱佑樘的小舅子，也就是国舅爷。张家兄弟在外多有不法之举，也屡屡被朝臣弹劾。朱佑樘偏是不闻不问。张家兄弟最猖狂的时候，居然在宫宴之中想调戏宫女。后来朱佑樘实在架不住舆论，“教训”了小舅子，但也只是喊进宫骂了一通而已。

朱佑樘还疼朝臣。 弘治朝堪称明代君臣和睦的典范 。朱佑樘和朝臣的亲近，几乎到了“恋人”的级别。早上朝会刚开，中午喊几个大臣又去书房开小会。聊得尽兴了，就留哥几个在宫里吃饭了。

除此之外，还有经筵和日讲，就相当于皇帝的读书研讨会。每天和朝臣们谈古论今，聊治国，聊文学，聊 历史 ，聊未来，不亦乐乎。还有批阅奏折，弘治初年朱佑樘的勤政程度，应该不比朱元璋，雍正这样的君王差。

在弘治朝，你是没机会看到大臣们挨板子的场景，朱佑樘就从来没有体罚过大臣。甚至考虑到很多官员晚上加班值守弄到深夜，他还专门派军士提着灯笼护送这些官员回家。

我个人觉得吧， 朱佑樘并不贪恋女色，却在三十多岁的年纪身体不好，很大的原因就是累的 。

历史 早就告诉我们了，和大臣们走得太近的皇帝，大多数都不长命。但你反过来，这样一个皇帝，他在文人阶层的口碑怎么会不好？要知道， 历史 就是这群文官写的。

但是朱佑樘的这种性格也有致命的弱点，那就是摇摆，反复，没有大的主见。

比如登基之初，朱佑樘就遣散了很多明宪宗时期的方士，僧道，停止了一系列法事和炼丹项目。此举不仅节省了皇室开支，也肃正了朝廷风气，为朱佑樘笼络了大批人心。

但在弘治晚年，朱佑樘自己也开始沉溺此道，大量僧道又充斥着朝堂，奸佞之徒围其左右。中间虽有朝臣上疏后使朱佑樘稍稍收敛，但总体趋势依旧呈发展状态。

这种摇摆矛盾的心理，也表现在政务上。

他一方面对成化年间的宦官进行打压，另一方面自己也宠信太监李广，致使其干预政事，索贿地方，把持盐政；他执政时期颁布众多举措限制土地兼并，禁止土地投献，却依旧对皇室宗族大肆赐田，仅张家兄弟最后所持田产便有数千顷之巨。

以上种种事例，在弘治年数不胜数。

那么问题来，在我的眼中，朱佑樘到底能不能配得上“中兴之主”的名号？他到底是不是一个好皇帝？

文章开篇的时候我就说过，朱佑樘是一个非常稳的皇帝。 稳是什么？是取中正持重之道。

我们可以看看朱佑樘的用人情况。

弘治年是名臣辈出的时期。王恕，马文升，刘大夏，刘健，谢迁，李东阳，王鏊，丘浚等人，都是后世高度评价的贤臣。而且这些人更有所长，互有所专。王恕是累朝老臣，统摄全局；马文升长于军务，为人刚直；刘大夏重节守则，不畏强权；还有所谓的李公谋，刘公断，谢公尤侃侃。但这些还只是表面。

弘治年间，王恕被启用的时候已经72岁了，马文升做兵部尚书是62岁，刘大夏做兵部尚书是67岁，就连年轻的李东阳在入阁的时候也已经49岁了。

所以弘治年的诸多政务，其实是一群老臣在处置。老臣，说明经验丰富，面面俱到，不会出大纰漏，却也代表了朝廷进取之心的缺乏。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只能说弘治年的朝廷，是一个守成的朝廷，绝对不会有朱元璋，朱棣那时的惊天伟业。

而大量启用高龄官员，也就表示朝廷在官员队伍的培养上是出了问题的，官员阶梯是存在断代的 。 这也导致了后来朱厚照即位后，弘治年间很多的政策在正德年得不到延续。

于是，弘治年间，我们看到了一个性情温厚却没什么主意的皇帝，还有一个稳重持周，稳得不能再稳的朝廷。

开疆拓土是不指望了，创造性地完善上层建筑也没戏，那就只能在已知的认知范围内去力所能及地做到最好。

我们看弘治年的为政举措，很多其实是延续了明初的诸多做法，就是“法古” 。当然，这个法古不像建文朝那么极端，只是重新使用完善了明初的政策。

朱佑樘还是很务实的，遇到问题就去解决问题。

弘治年各种自然灾害频发，他就减税，平均每年减免地方赋税达到了800万石，是明代减税数额最多的一个皇帝；黄河泛滥，漕运不畅，他就治河，仅仅从弘治二年到弘治八年，就动员治河民夫六十余万人次；

成化年几次对北方用兵效果不佳，大明边军战力迅猛下滑，他就积极防御，不主动出击，并且让马文升推行军务改革；因为严重的人地矛盾无法获得根本性扭转，他就加强儒家文化的推广，以图在思想层面让世人遵从 社会 秩序；而像那些整顿吏治，完善监察体系，约束勋贵枉法等举措，更是常规操作。

朱佑樘的所有举措其实都是在做一件事情：缓和明代中期的 社会 矛盾。

事实证明，即使这种小小的补漏举措，经过长年坚持，同样能取得不俗的成绩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人口和朝廷收入的增加。

以财政收入来说，从景泰，天顺，成化年间来看，朝廷的财政收入平均数在2600万石左右，而弘治年这个数字到了2700万石。不要小看这区区100万石的增长，要知道这个数字的增长有两个重要前提： 未进行深化的土地改革和常年保持大额赋税减免。

所以，朱佑樘执政的十八年时间，作为一个守成之君，他的确做的不错，但如果你要说这是大明朝的“中兴”，又似乎有些言过其实。

“弘治中兴”这个评价，更多的来源于大明皇帝间纵向的 历史 对比。

明初洪武，永乐两个时期，算是初代的创业皇帝，各种创造性的文治武功。这个正常，王朝的开局总归是一片朝气蓬勃。建文朝我们暂且不提，接着就是洪熙，宣德了，著名的“仁宣之治”，本质上是大乱之后的大治，只要朝廷不折腾，经济民生自然能够恢复。

然后就是正统，景泰，天顺三个时期。正统年本来有机会把大明推向一个新的高度，而“土木之变”把这个趋势彻底打断。景泰时期基本上就是让大明走出“土木之变”的阴影，天顺年朱祁镇复辟后，也因为之前栽的跟头太大而谨小慎微。

成化年大家都知道，朱见深还是想做事情的，对蒙古，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对建州女真，对荆襄暴乱，都是主动出手的。这么一折腾，国力又损耗了，这才来到弘治年。

而往后的帝王呢？正德年的朱厚照是什么秉性大家都知道；而从嘉靖时期到万历年，皇帝们走的又是完全不一样的另一个路数。晚明的时局又太糜烂，皇帝们除了拆东墙补西墙，基本也没精力忙别的了。

所以明孝宗朱佑樘，算是大明最后一位走儒家正统路子的皇帝，恰巧人缘好，也确实有一点成绩，那么这个“中兴”之主的赞誉，就给他了。

朱佑樘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一位皇帝。从被立为太子，出阁读书，到登基继位，朱佑樘差不多接受10年左右正统的儒家文化熏陶。客观地讲，从人品这个角度，朱佑樘确实在帝皇之中属于佼佼者。试想，一个想赏赐给宫中乐人几两碎银都做得偷偷摸摸，怕被言官知道的皇帝，人能坏到哪去？

但也就是这股“畏畏缩缩”没什么主意的样子，始终让我很难去喜欢这个人。也许看惯了朱元璋的杀伐决断，见识了朱棣的金戈铁马，哪怕是正德的不管不顾，嘉靖的阴沉权谋，到了 朱佑樘身上，总少了些老朱家的血气与干练 。

不知诸君以为然否？

一家之言，聊以解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