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很有意思。

明朝是一个令人激动的王朝，很多人提到明朝，张口就是我大明“不割地，不赔款，不称臣，不纳贡，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

这是一个完美无缺的王朝，是一个刚正不阿的王朝，也是一个代表了所有先进生产力的王朝，是一个绝对不能被非议的王朝。而明朝中期以后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更是让很多人激动得不能自已，并根据自己的一项大胆推断：

如果没有李自成或者清朝的瞎捣乱，明朝一定可以走向资产阶级革命或改良，最终成功的迈向资本主义的光明大道。

我们说饭可以乱吃，但话不能乱说，但有很多人吃饱了确实容易胡说八道。

关于我国的资本主义萌芽，静夜史在先前的文章中已经有过多次分析，这里的资本主义萌芽和西欧的资本主义萌芽是截然不同的概念。

如果说出现雇佣关系即可认为是资本主义萌芽，那么我国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开始了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

而明朝之所以总是停留在资本主义萌芽而无法形成资产阶级革命，最后迈向资本主义，静夜史认为有以下几个因素的限制：

1、我国的社会结构空前稳定​

虽然我国经历了多次改朝换代，皇帝换了一茬又一茬，但是由秦始皇创立的专制皇权制度，却毫不动摇的保留下来并被发扬光大。

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开始，我国就建立起了大一统的专制皇权制度。这一制度是对我国社会结构的真实反映，也适应了我国社会的发展。

从战国时期开始，我国逐渐形成了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两大对立的阶级，这两个阶级在其后的2000多年时间里，占据着社会的主导地位。

由于小农经济空前的稳定性以及我国自古以来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使得小农经济在我国有广阔的市场，经历数千年仍然长盛不衰。

由于缺乏内在动力和外部的影响，小农经济一直延续了2000多年。因为小农经济的保守型，无法取得实质性突破，使得我国社会结构一直处于非常稳定的状态。

而因为社会结构无法取得突破，所以长期以来，我国只能以不断的改朝换代来实现小农经济的自我修复和更新。

从这一点上来看，如果没有外来因素的影响，单靠明朝自身的资本主义萌芽是绝对不可能产生资产阶级革命并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

2、我国从来没有商人阶级

重农抑商是我国古代的基本国策。

因为小农经济是帝国的经济基础，因此如何增加土地，增加农业人口成为统治者首要考虑的问题。

而商人作为不事生产的阶层，自然是历朝统治者不断打压的对象。

在统治者看来，商人阶层的规模越大，越容易造成农业人口的流失。而且财富的增加，势必会导致社会动荡，吕不韦就是典型案例。出于维稳的需要，商人阶层在古代基本不受待见。

所以我国古代自始至终没有形成独立的商人阶层。没有商人阶层，也就意味着不可能发展出市场经济。

由于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本性，使得我国市场经济长期以来发展水平都非常低下，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商人阶层的崛起。

除了统治者对商人的打压，其他各阶层也在不遗余力地打击商人阶层。无论、地主阶级、农民阶级还是手工业者，他们都希望自己的子女走入仕的道路。甚至商人也不希望自己的后代走自己的老路，这就决定了商人阶层永远不可能在封建制度下发扬光大。

没有稳定的商人阶层，也不可能出现类似于西欧这样的市场经济，所以也自然不可能出现资产阶级革命。

明朝中期以后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不是商人阶层崛起的结果，而是由于明朝的国力由盛转衰，帝国的统治力有所削弱，所以导致了民间相对开放。无论是明朝还是其他王朝，从来没有出现过所谓的商本位体制。

其实无论对于明朝还是其他王朝，但凡出现所谓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其目的都是从皇权手中夺权，这对于专制了2000多年的统治者地主阶级而言是釜底抽薪的冲击，所以一旦出现革命的苗头，地主阶级势必会全力镇压，这是我国不可能出现资产阶级的重要原因。

多有疏漏，烦请斧正。

我是静夜史，期待您的关注。

经济决定上层建筑，为何古代的皇帝都要打压商人？

古代的皇帝之所以要打压商人，主要的原因有两点，第一点是为了不让百姓形成一种好逸恶劳的风气，所以打压商人，第二点是为了防止商人实力壮大，与朝廷产生抗衡。所以虽然说经济决定上层建筑，但是对于古代的皇帝而言，他们更加注重的是自己的皇位是否安稳，是否有势力会影响到自己的皇位，影响到自己的皇室家族的未来，影响到自己的政策实施，正是因为处于这样的考虑，所以实力比较强大的商人就被当成了主要对象，一直被朝廷管控着，一直被皇帝打压着，一边虽然希望他们能够给朝廷带来更多的利益，但是又要防止他们过于强盛，影响到皇室家族的地位。

首先，因为商人经商，能够给自己带来很多的钱财，能够让自己变得富裕，况且又不需要自己通过每天辛苦的劳作，就能够获得这么多的财富，这对于其他人来说就是一种诱惑，许多人都是想要成为商人的，毕竟不用工作就能够获取这样的财富，谁能够不向往。所以为了不让老百姓都去经商，没有人愿意去劳作，所以皇帝就会一直打压着商人的地位。

其次，就是因为商人一直都是走南闯北的，会跟各地的人交流，会有许多比较先进的思想，所以为了防止这些商人有民权意识思想的建立，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就会发生造反的事情，因此皇帝为了维护自己的位子，为了维护皇室的安全，不得不打压商人的规模。

在古代，其实皇帝对于商人来说还是比较矛盾的，一边既要让他们发展起来，能够带动朝廷的经济，一边又要防止他们壮大实力，跟朝廷对抗，所以这种关系的维护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困难的，是考验统治者的智慧与能力。

统治者为何要抑制商业发展，宋朝那么有钱还瞧不起商人吗？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兴起商业的国家之一，《易经·系辞》中最早记载了我国商人的活动：“庖牺氏没，神农氏作，列廛于国，日中为市，至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虽然我国商业兴起的早，但商人在中国古代社会一直是个特殊阶层，社会地位并不高。自西汉以来，各王朝都在扶持农业打压商业。尤其是汉武帝，制定了一系列抑商政策，“平准”物价，使商贾“无所谋其利”；盐铁专卖、手工业官营之制来制约工商业发展；禁止商贾之家占有土地；规定商人另立户籍，且地位低于普通农民；不准商人子弟涉足仕途，进入官场，加上“算缗令”和“告缗令”，使大批中等以上的商人破产，严重束缚了商业的发展与扩大。

“农之为本，商之为末”、“重本抑末”的经济政策延续千年，导致我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缓慢，商人一直都是社会底层人民。

不过，社会在发展，时代在进步，陈桥兵变后，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宋朝，结束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

宋代又是社会经济空前繁荣的朝代，尤其是商业发展，尤为显著，那么在宋代，商人还是人人都瞧不起，看不上的底层人们吗？

统治者为何执着于“抑商”？

其实，在早期的古代社会，商人地位并不低下。“重农抑商”

的思想最早出现在战国中后期，西周时期实行“工商食官”，一种政府占有工商业者并进行垄断性经营的制度。春秋时期，“工商食官”制度开始松动，独立的商人相继出现，各诸侯国都开始重视商业发展，许多大商人还活跃在政治舞台，比如：辅佐越王勾践复国的范蠡、齐国国相管仲、齐国大夫鲍叔牙等，这些在政治上有卓越成就的人都曾是商人，在当时人们已经对商业有了粗浅认识，“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想要快速赚钱，还得发展商业，重视商人。

战国中期，统治者们对工商业的政策又发生了变化，“重农抑商”的思想渐渐成为主流，这还得归功于商鞅。

商鞅觉得农业是“本业”，商业是“末业”，弃本求末之人皆是游手好闲之徒，都应该罚去做奴隶！“戮力本业，耕织至粟帛多者，复其中，事未力，怠而贫者举以为孥”《史记》

也就是他，在变法时变着法儿的打压商人，压制商业发展。不许商人经营粮食生意，还要给商人加重税，

让老百姓都觉得做商人没前途，从而乖乖去种地，商鞅增加粮食生产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自此，商人的社会地位不断下滑，到了战国末年，韩非子甚至将工商称为“五蠹”，农民通过自己的辛苦劳动收获粮食，对社会对国家都有益处，而商人买进卖出，靠耍小聪明赚钱，就是社会的寄生虫啊！经过法家几代的人辛苦努力，“重农抑商”终于成了主流政策，一用就是千年。

商鞅、荀子、韩非子及各朝代统治者目标一致地降低商人社会地位，鼓励农业，抑制商业并不是出于偏见，而是为了社会稳定，国家安康，经过深思熟虑后作出的重要决定。

农民种田辛苦劳作一年到头赚不到几个钱，而商人和手工业者赚得有多又轻松，封建社会中，农业生产者主要是可以转行的佃农，农民看见商人赚钱“便且利也”，自然想转行，这样一来势必会影响农业生产，大家都经商去了，谁种田啊？所以统治者们才会“重农抑商”，让老百姓觉得商人是个苦职业，被人瞧不起税又多。

商业发达的宋代商人地位还低么？

宋朝建立前，是五十多年的分裂局面，经济严重受损，北宋建立后并没有等待经济自然恢复，而是积极采取多种措施，农业、手工业、商业多方面入手，使经济快速恢复。

首先，农业仍在宋代经济发展的首位，改进农具，奖励开垦荒地，农业得到很大发展。其次是手工业，指南针、造纸术、雕版印刷、火药均已出现，航海、出版、纺织、矿冶等各种作坊规模越来越大。

农业、手工业的规模直超前代，商业发展势必会成为新趋势。农民有了余粮，就有了专供出售的农作物，就有了收售粮食的商人。制造铁艺、瓷器、布匹的手工业者自然需要寻找买家进行销售。贸易越来越多，集市越来越大，甚至有些粮食物品已脱离产地，销往其他城镇。

加上宋代坊市制度取消，大城市的商业活动愈发繁荣，商人的势力不断加强，地位也顺着水涨船高。

最为显著的是，宋朝商人可以参加科举考试。宋初，商人还如前代一样禁止搞仕途，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商人参加科举的禁令已有松动，据《宋会要》记载：“工商异类，有奇才异行者，亦听取解”虽然要求有“奇才异行”才可入仕，但对于长期以来禁止商人入仕的观念相比，宋代的商人已有了很大提升，至少在法律上提供商人有了入仕的依据，富商可以利用这一机会解除权力中心。

除了科举考试，富商们还可以买官。宋朝冗兵、冗官，朝廷财政压力极大，所以常通过卖官来筹集军费和必要开支，商人有钱但没地位，买官制度一出，钱就可以变成权，社会地位自然会提高。宋徽宗时买官达到高峰，一人买官还可荫及子孙，“捐钱千万，则可任三子”。

此外，宋代的知识分子们对商人的看法也有很大改变。一直以前商人都是被社会鄙视的群体，“无商不奸”的观念深入人心，人们将社会阶层分为“士、农、工、商”四种，“士”最尊贵，“商”最低贱。但在宋代的一些士大夫眼中，商人并不低贱，就如范仲淹在《四民诗》中问道“吾商则何罪，君子耻为邻”，不少文人士大夫皆与范仲淹持相同观点，在社会对商人观念改革中起重要作用。

最后，从宋代商人税的变化中也能看出商人社会地位的提升。宋初，为保护商业流通，商税较轻，商业得以发展，经济趋于稳定后，宋政府便不再减轻商税，反而越加越重，毕竟商税是国家重要的收入来源。加上宋代军费俸禄等支出无度，政府压力山大，商税越来越重，强行分割商人利润，商人也很头大。

不过宋代重商税的目的与前代不同，前代主要目的是保护农业，而宋代是依赖这笔钱来维持开支，“州郡财计，除民租外，全赖商税”，这也从侧面反映“商”对宋代有多重要。

宋代虽然商业繁荣，但毕竟还是一个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社会，加上长期以来“重农抑商”思想的引导，社会对商人的偏见一时难以转变，商人若想根本摆脱“贱者”的地位，还需要长时间努力。不过对比前代，宋代的商人可以入仕、可以大规模从事商业活动，“商税”还承担宋政府重要收入，商人的地位已有大幅度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