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持续开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河南省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位于黄河南岸高台地上、伊洛汇流入黄河处的河南巩义河洛镇双槐树遗址连续进行了考古工作，近来取得阶段性重大成果。

　　经考古勘探发掘和科学测年确认，双槐树遗址是一处距今5300年前后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巨型聚落遗址。经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等学术机构多位知名考古学家现场实地考察和研讨论证，认为双槐树遗址为5300年前后古国时代的一处都邑遗址，因其位于河洛中心区域，专家建议命名为“河洛古国”。该遗址是迄今为止在黄河流域仰韶文化中晚期这一中华文明形成的初期，发现的规格最高的具有都邑性质的中心聚落。

发掘出土的家蚕牙雕。光明图片 

发掘出土的彩陶钵。光明图片 

“河洛古国”发掘现场。光明图片

　　双槐树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

　　双槐树遗址东西长约1500米，南北宽约780米，残存面积达117万平方米。发现有仰韶文化中晚阶段三重大型环壕、具有最早瓮城结构的围墙、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大型夯土基址、采用版筑法夯筑而成的大型连片块状夯土遗迹、3处共1700余座经过严格规划的大型公共墓地、3处夯土祭祀台遗迹、围绕中心夯土祭台周边的大型墓葬、与重要人物居住的大型建筑融合的用9个陶罐模拟的北斗九星天文遗迹、与丝绸起源有重要关联的最早家蚕牙雕艺术品、20多处人祭或动物祭的礼祀遗迹以及制陶作坊区、储水区、道路系统等，并出土了一大批仰韶文化时期丰富的文化遗物。

　　遗址被三重环壕围绕，形成严密的防御体系，并均发现有对外通道。内壕周长约1000米，上口宽约7.5米，深6.15米。发现有疑似吊桥的内壕出口遗迹。中壕周长约1500余米，上口宽30.5米，深9米。在其北部发现有宽达10米的道路出口。外壕残存周长约1600余米，上口宽17.2米，深10.5米。在外壕的东南、西南分别发现外壕出口的道路各一条。宽大的壕沟显然具有防御外敌入侵的功能。

　　大型中心居址区位于内环壕的北部正中。在居址南部修建有两道围墙，主体长约370多米，与北部内壕合围形成封闭的半月形结构，面积达18000多平方米。两道墙体在中心居址的东南端呈拐直角相连接，在拐弯处和东端35米距离范围内各发现门道1处，两处门道位置明显错位，形成较为典型的瓮城建筑结构。

　　此区域内目前发现4排带有巷道的大型房址，房址之间建有通道；房址前均分布有两排间距、直径基本一致的柱洞，应为房屋前的廊柱遗存。特别是第二排中间的房址F12，面积达220平方米，在房子的前面发现了以9个陶罐摆放的北斗九星图案遗迹，在建筑中心发现一头首向南并朝着门道的完整麋鹿，位置在北斗九星上端，北极附近。

　　大型夯土基址。该基址位于内壕中部，大型居住中心基址前面。该基址建设使用具有相当的时间跨度，其中第一层建筑基础面积至少有2400多平方米，第三层有一座建筑基础面阔竟达15间。

　　大型版筑遗迹夯土保存较好，部分夯土厚度达2米多，残存的夯土最宽处仍有9米左右，已发现的部分长度达100多米。该遗迹采用了当时中国最为先进的土木工艺法式——版筑法。该版筑遗迹与大型夯土基址的具体关联为何，值得下一步发掘工作高度关注。

　　遗址内发现3处墓葬区。共有1700多座仰韶文化时期的墓葬，分布在遗址西北部、内环壕内侧、外壕与中壕之间3个区域，均呈排状分布。墓葬为东西向，墓主人仰身直肢，头向西。这批墓葬是目前已知黄河流域仰韶文化中晚期规模最大、布局结构最为完整、最具规划性的墓葬区。

　　墓葬区内发现夯土祭台遗迹3处。特别是第二区祭坛，是该遗址3座祭坛面积最大的。其位于整个遗址的中轴线，该遗址目前发现的规模较大的墓葬均位于这一夯土祭台附近，从土台上有两个柱础等现象判断，祭坛上原来可能埋藏有两个高大木柱。

　　为探索夏商周宫室制度源头提供早期关键资料

　　三重环壕组成的严密防御设施，在仰韶文化中晚阶段繁荣时期共存，连同融合北斗九星图案的重要建筑等遗迹，表明双槐树人在聚落布局中高度重视礼仪化设计思维，可能并已有了较为成熟的“天地之中”宇宙观。

　　双槐树遗址连附近青台遗址的“北斗九星”大型遗迹及有关建筑，既是科学的天文遗迹，也明显具有特殊的人文含义。这些高等级的人文与天文遗迹融合的现象，应是中国古代文明高度重视承天之命特征的早期典型代表。

　　双槐树遗址还出土有我国最早的骨质蚕雕艺术品，它是一条正在吐丝的家蚕形象，与青台遗址、汪沟村等周边同时期遗址出土的迄今最早丝绸实物一起，实证距今5300年前后黄河中游地区的先民们已经从事养蚕缫丝。这一时期各地代表性文化的农业都较为发达，但并没有与桑蚕纺织业有关的确切发现。中华文明的一个典型特征即是农桑文明、丝帛文明。从这一角度讲，位于黄河流域中心的以双槐树遗址为首的聚落群，是目前发现的中国农桑文明发展史上时代最早的代表。

　　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巨型中心居址，其规模、布局结构和相关建筑的礼仪性质也都已初具中国文明化社会早期大型宫室建筑的特征。

　　大型夯土基址，面积巨大，多次建设使用。第一层建筑基础面积至少是目前国内同一时期规模最大的单座建筑基础。位于第三层的面阔15开间的大型建筑则已初步具备了大型宫殿建筑的特征。

　　这些重大发现为探索夏商周三代大型宫室制度的源头提供了早期关键资料。

　　大型中心居址建筑前两道具有防御功能的围墙及两处位置错位分布的门道和加厚围墙的防御性设计，构成我国古代都城颇具特色的城门防御性设施——瓮城的雏形，对于研究城市这一古代文明构成标志性要素的发展变化过程和历史，具有重大价值。

　　墓葬区内发现的大型夯土祭坛遗迹，连同青台的祭天坛台，是目前黄河流域仰韶文化时期遗址的首次发现。不仅让我们首次看到黄河流域古人祭坛的实物，更利于加强中原与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等周边区域在祭坛文化以至高层礼仪制度方面的比较研究，也利于从更高层面和更广地域探讨中国古代精神层面的多元一体化问题。

　　探寻黄河流域文明起源过程的一把钥匙

　　双槐树遗址重要考古发现，成为探寻黄河流域文明起源过程的一把关键钥匙，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实施黄河文化遗产系统保护，高标准建设黄河文化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全面讲好仰韶文化、黄河文化故事，系统展示中华文明生生不息、延续不断的特点，提供了重要和基础性的学术支撑。

　　双槐树遗址是一处经过精心选址和科学规划的都邑性聚落遗址，周边的青台、汪沟、秦王寨、伏羲台和洛阳的苏羊、土门、妯娌等多个遗址，特别是西山、点军台、大河村仰韶文化城址组成的城址群对双槐树都邑形成拱卫之势，从遗址的地理位置、规模、文化内涵分析，是迄今为止在黄河流域发现的仰韶文化中晚期规模最大的政治文明核心聚落群和唯一的大型城址群。

　　双槐树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实证了河洛地区在距今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是当时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文明中心，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也以考古学的实证材料表明在距今5300年前后以双槐树遗址为中心的仰韶文化中晚期文明，的的确确是黄河文化之根，华夏文明之魂，被专家学者称为“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

　　双槐树遗址一系列重要考古发现表明，以其为代表的“中原文明发展模式”，崇尚中心和文化包容、重视军权、王权，重视民生，重视农桑，重视人口发展、重视发展生产力、追求社会长治久安，不过分地把创造的社会财富贡献给神灵，而是更多地投入社会再生产。这一模式的主体在后代被主流政治社会所继承和发扬，成为中华文明历史进程中最为代表性和引领性的主流发展模式和思想。

　　天地之中的宇宙观、合天命而治的礼仪性思维，具有引领性的文明发展模式，规模宏大的高等级建筑，严谨有序的聚落布局，中国地理中心最早城市群中的核心位置等，双槐树遗址考古发现所表现的这些内涵，尤其是其社会发展模式和承载的思想观念，呈现出古国时代的王都气象，尤其是北斗九星与“天下第一”思想的高度关联，以及诸多凸显礼制和文明的现象，被后世夏商周等王朝文明所承袭和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