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创造“雄安质量”要求贯彻落实到建设发展的各领域各环节，雄安考古人作出不懈努力。作为传承雄安历史文脉，先行于新区建设的考古工作，在国家文物局、河北省文物局的规划和指导下，雄安新区联合考古队从宏观构建、从中观推进、从微观入手，努力探索和运用新理念、新方法、新设备、新技术，不断打造雄安考古中的“雄安质量”。

2017年10月19日，雄安新区联合考古队工作人员正在容城县南阳遗址进行考古挖掘。 本报资料片

　　“区域系统+环境考古”，为雄安城市建设提供基础支撑

　　为了弄清雄安热土上的文明演进，2019年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何岁利抵达白洋淀东南角的鄚州镇，围绕那段尚残存的城墙，展开对鄚州城的调查和勘探。

　　“现存城墙是否鄚州城墙？鄚州城几度废弃，是源于战乱还是自然灾害？为何新旧两个城池相距如此近？最终，我们把目光投向影响古城选址营造的水环境。”何岁利说，这对当下的雄安建设尤为重要。

　　不是立足于某一点的研究，而是以区域为格局，从环境大视野来考量。

　　何岁利曾带队历尽艰辛，勘探了30余万平方米，进行了500平方米发掘，对鄚州城遗址周边环境古今变迁进行细致分析，尤其注意观察河流冲积等可能影响遗址埋藏的地貌信息。“树立了一个考古调查的标杆。”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魏坚指出，该遗址的调查和勘探推进了白洋淀区域生态环境演变、人与自然互动关系研究等工作，为雄安新区建设提供了极为详实的基础资料。

　　三年多来，雄安考古不仅应用了目前国内较流行的区域系统考古调查方法理念，且针对新区深处冲积平原的地理特点以及服务新区建设的目标，在工作中及时创新和调整策略，比如坚持聚落考古理念，核心地带和边缘区域并重，系统考察聚落格局及功能分区；注重区分遗址文化堆积的原生或次生属性及其分布规律等情况。

　　“目前，已完成雄安新区全域范围内的文物调查，还完成了起步区内50处古遗址古墓葬的考古勘探和试掘，勘探面积213.5万平方米。”雄安新区联合考古队总领队毛保中研究员说，在不断创新调查和勘探方法的指导下，雄安考古调查确定的遗址数量不仅较以往大有增加，且对各遗址内涵、埋藏状况、本体特征、分布规律、古代环境的认识更加清晰明确，为今后文物保护和城市建设提供了翔实信息。

　　“数字化平台+先进设备”，为雄安考古引入尖端科技

　　容城县小里镇东小里村一处民宅内，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雷建红趴在电脑前，指导年轻考古队员们操作数字化综合信息管理平台。“这是为雄安新区文物考古所搭建的平台，现在片刻都离不开。”雷建红说。

　　村外不远处是东小里-白龙西南墓地群。2018年10月至12月，雷建红带队对该墓地进行考古勘探，发现123处墓葬。2019年，他又带队勘探了20万平方米，发现各类遗迹244处，包含砖室墓、灰坑、灰沟、窑、井、不明遗迹……

　　这是浩大繁琐的工作量，然而新平台配合新科技的运用，让雄安考古变得极为高效。勘探和发掘中，队员们手持终端，一旦有所发现，及时拍照、登记资料、坐标定位、文字记录……“当场将原始信息上传至平台，相当于同步建起数据库，可随时调出资料来整理，还能远程登录，对后续研究工作而言影响深远。”雷建红说。

　　自雄安考古开展以来，就非常注重数字化采集。联合考古队不仅制定流程方法、记录规范等，设定数字化理论布孔图，统一编号、实地探查，还采用航拍、三维建模等手段，将地层堆积、遗迹等信息即时数字化，做到一定范围内数据共享。

　　如果说数字化平台是在宏观上建起“兵器总谱”，那么激光雷达无人机、三维定位测量仪器等“六脉神剑”般的现代技术，则直接把罗盘、皮尺等老物件送进了博物馆。

　　2017年5月28日，雄安新区联合考古队成立，当古老的洛阳铲在南阳遗址打下第一铲时，一架架装载激光雷达测绘系统的无人机，就一飞冲天，翱翔于遗址上空。南阳遗址考古项目负责人张晓峥说：“鹰眼般的大视角，让海量数据瞬间获得，所生成的地图上，屋舍、街巷、河流、田地的形状位置大小等一目了然。”记者了解到，正是利用这种先进技术设备，联合考古队短短数天就完成了雄安新区起步区的测绘。

　　而三维定位测量仪器“RTK”，则让地面信息采集精确到厘米级。“高效准确，推动了考古工地‘无纸化’。”曾在上世纪70年代参与发掘战国中山王墓的老技师康三林，是最早来到南阳遗址的考古工人。他告诉记者，以前手动布置三四天的探方，如今利用这台仪器1小时就完成，通过实景三维建模软件，半个小时就生成3D实景影像图。

　　飞天遁地，科技领航。三年多来，联合考古队充分利用先进设备和技术，目前数字化信息采集已实现新区全覆盖，为进一步完善河北考古学文化的谱系编年和时空框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为延续新区历史文脉、服务新区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

　　“针尖绣花+质量意识”，打造精细化考古样板

　　4月的广州，春暖花开。尽管此刻已是暨南大学教师，郭明建却总会想起广袤的雄安田野。作为雄安新区联合考古队二组组长，郭明建在过去3年里全程参与了雄安考古的调查、勘探、发掘和资料整理，对考古中的“雄安质量”深有体会。

　　“我的理解，雄安考古中的‘雄安质量’，一方面体现在考古信息系统等先进设备和技术的应用，以及环境考古、遥感考古等学科交叉研究课题的实施，另一方面更体现在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中的极为具体的方法创新和工作细化。”郭明建说。

　　其中，不得不提到以最小堆积为基础单位的考古发掘方法。“以研究人体打个比方，以前是以四肢五官等为最基础研究单位，如今是以组织或细胞为最基础研究单位，独立进行测绘、影像等操作，自然了解得更精微清楚。”郭明建说，这一方法便于随时纠误，能更有效复原堆积形成过程，往往对整个遗迹性质和堆积形成带来全新认识。

　　类似这样的精细化操作，必将越来越广泛地运用在雄安考古中。

　　“比如南阳遗址发掘中，我们既注重引入‘大南阳’概念涵盖整体，同时也特别注意对具体堆积的精细化发掘和整理，透物见人，针尖绣花，让文物自己鲜活起来。”张晓峥说，精细化的发掘和资料整理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更客观精准的材料，不仅是我国田野考古技术和理念不断进步的结果，更充分反映了考古人对“雄安质量”的孜孜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