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史前白陶是距今七千年前湖南地区的伟大发明，其独特的工艺、繁复的纹饰、奇诡的图像，造出一个远古世界神秘美术与信仰图景，使人叹为观止。湖南史前白陶与彩陶、琢玉并称中国史前三大艺术浪潮而居潮头之首，对后来的中国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2018年10月，湘、浙两省考古所联手在萧山跨湖桥遗址博物馆隆重推出“早期美术中的信仰图景——湖南史前白陶展”，并举行“第九届跨湖桥文化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早期美术与信仰研究论坛”，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郭伟民先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斌先生为这次展览图录撰写了序言，现全文刊发。该篇为郭伟民先生撰写。

湖南史前白陶的考古发现，是与湖南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紧密相连的。1974年秋湖南省博物馆发掘澧县梦溪三元宫遗址，报告于《考古学报》1979年第4期刊布。此前在1967年4月，该遗址曾进行过试掘，也发表过试掘报告，但由于试掘的地点位于年代较晚的屈家岭文化墓地，因此没有发现白陶。1974年的发掘则是在年代较早的地层里发现了白陶残片，器物形态似为豆形器，与白陶同出的还有橙黄陶。白陶的陶土均经细致淘洗，显示比其他陶质在做法上更为讲究，经湖南醴陵陶瓷研究所化验，白陶的主要成分为SiO2(68.92%)和MgO(23.38%)，这是湖南史前白陶的第一次出土。

1978年11月发掘安乡汤家岗遗址，报告于《考古》1982年第4期发表，该遗址出土了较多白陶。早期遗存墓葬中出土的白陶或白衣红陶印纹圈足盘为其一大特色，质地上多为泥质白陶，颜色洁白，内含极细砂粒，火候要比红陶和褐陶要高。此类白陶和白衣红陶圈足盘制作精致，纹饰变化多，图案新颖。纹饰有戳印纹、指甲纹、篦点纹、压印纹、刻划纹以及极少浅、细的绳纹等。其主要特点如下：1、各组图案花纹之间绝无重叠或上下错位、距离不匀等现象。发掘者推测是使用了特殊的制作工艺。2、主要花纹之间的方格纹地比较稀疏，方格凹下，不似织物印痕，估计是陶拍或印模凸起部分有小方格形的纹路，然后和主要花纹一道印上的。出现这种有双重花纹的印纹，应该是进步的现象。3、地层中不能复原的白陶和白衣红陶残片有数百片，这些残片的纹饰千变万化，有链条纹、弯月纹、弧线三角纹、盾牌形花纹、砖纹等等。但从器形来看，有印纹的均属于盘。其中，颇负盛名的器底饰八角星图案的白陶盘（M1:1）就是在本次发掘中出土，这是湖南考古第一次发现数量多而且形态完整的白陶。

白陶盘圈足底（汤家岗遗址出土）

1979年冬天发掘澧县丁家岗遗址，该遗址的报告于《湖南考古辑刊》第一集，1982年11月出版，报告中报道有“数量很少的细砂白陶”，其中第一期有一件细砂白陶盘（M21:1），器表戳印由篦点组成的各种复杂图案。第二期还发现了一件灰白衣的泥质褐红胎陶钵（M10:3）和一件泥质白陶盘（M14:1）。纹饰方面是刻划、戳印、压印、拍印等，彩绘方面有红底黑彩或红底赭彩者。发掘者意识到，丁家岗一期应是大溪文化年代最早的遗存。

1980年冬天发掘安乡划城岗遗址，其报告在《考古学报》1983年第4期发表。在早一期的文化遗存陶系中，有10%的细砂白陶，纹饰的模印和戳印纹多施于细砂白陶。报告发表了胎为细砂红陶的白衣红陶釜，及多件白陶盘。早二期细砂白陶极少，仅见一豆。

1977、1981年两次在石门皂市遗址发掘，报告在《考古》1986年第1期发表。在下层新石器时代遗存中发现有白衣红陶，并有施彩的做法。其中数件圈足盘都是泥质白衣红陶。报告从测年和陶器形态上判断，该遗存的年代早于丁家岗遗址一期遗存，与湖北城背溪发现的遗存有某些共同的因素。

这大概是1970年代后期和1980年代初期湖南新石器时代田野考古的大致情况，实际上，这也算是湖南考古的重点工作了。和全国一样，这个阶段湖南地区考古工作的主要任务是构建考古学文化序列和文化谱系，建区系类型。当时，在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中，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已经建立起从较为完整的序列和分期，但从湖南考古发现的实际情况来看，大溪文化显然不是长江中游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越过大溪文化的时间界限向上溯源，是湖南考古工作者的一项任务。因此，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及略后的一个阶段，湖南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就是搭框架、做编年、建谱系。在这样的使命中，陆续发掘了湘乡岱子坪遗址、株洲磨山遗址、湘潭堆子岭遗址、长沙大塘遗址、汨罗附山园遗址、黄家园遗址、临澧胡家屋场遗址、澧县彭头山遗址、宋家台、李家岗遗址、华容刘卜台遗址、车轱山遗址等。此外，益阳地区考古工作者在南洞庭湖的资水下游发掘了益阳蔡家园、丝茅岭等多个遗址。通过这些工作，洞庭湖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序列基本建立起来。在此基础上，湘资沅澧四水中上游的考古工作和文化序列的构建，也亟待有所突破。于是，从高庙遗址的发掘开始，连续在沅水中上游地带的辰溪、洪江、中方、吉首等地进行了一系列考古工作，发掘了包括高庙、征溪口、松溪口、高坎垅、谭坎大地、溪口、岩匠屋、压祖山、河溪等在内的一批新石器时代遗址，丰富了湖南新石器时代区域文化的内涵。通过这些工作，基本构建了湖南新石器时代的区域文化序列和谱系。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如同中国考古学的变革一样，湖南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从构建文化谱系转向以重建史前社会为目的的聚落形态研究上来。因之，以城头山遗址为核心的澧阳平原聚落考古成为了重点。

湖南史前白陶的考古工作，就是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取得了一系列收获。从洞庭湖平原来看，早前石门皂市遗址的考古发掘，就已经发现了白衣红陶，这似乎意味着广泛分布于大溪文化和汤家岗文化中的白陶有更早的渊源。而坟山堡、涂家台遗址的发掘则将这一推测变为了现实。

1990年4月，岳阳地区文物工作队发掘了岳阳钱粮湖农场坟山堡遗址，该遗址出土了白衣陶和黄白陶，而且还有一定的数量。此外，同处于洞庭湖区的南县涂家台遗址的调查也发现了灰白陶，这两处遗址的新石器时代遗存的年代均早于大溪文化和汤家岗文化，属于皂市下层文化，不晚于距今7000年。但是，这些白陶的纹饰简单，陶色也不纯正，与后来汤家岗文化的白陶有较大差异。这意味着它们之间有一定的缺环，最终解决和弥补这一缺环的，则是来自于沅水中上游地区高庙遗址的发现。

高庙遗址于1991年进行第一次发掘，收获颇丰，其下层发现了大量的文化遗物，也发现了白陶。其中T1015⑧：16夹石英细砂粒白陶罐最引人注目。该罐颈、肩饰篦点纹组成的兽面纹。其中颈部有对称的二组，兽面椭圆形、方口、獠牙外毗、有门齿，唇上部有三尖冠，下部有垂须。兽面两旁附有双翼，无躯干。兽首下的附加装饰类似柴薪，兽面图像两侧各有一座木构建筑，有梯子盘旋而上。该罐的肩部还有四组相同题材的兽面像，这成为了后来高庙文化的标志性图像。另外还有白陶盘、簋等，器表都有复杂的纹饰。高庙遗址的发掘极大地丰富了湖南史前白陶的文化内涵，将人们带入一个神奇而遥远的国度，充满神秘色彩的陶器图像纹饰一经刊布，很快就在学术界产生了轰动。此后，又陆续在沅水中上游发掘了松溪口、征溪口遗址，均发现了白陶，在年代上与高庙下层遗存有先后，但应同属于一个文化谱系。从此，高庙文化作为沅水中上游地区一支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而为世人所知。

陶盘（高庙遗址出土）

白陶直口罐（局部，高庙遗址出土）

白陶簋（局部，高庙遗址出土）

与此同时，在湘江中上游地区，即长沙以南的湘江流域，也陆续有一些考古发掘，如大塘遗址、磨山遗址、堆子岭遗址和独岭坳遗址的发掘。这些遗址中，以大塘遗址的年代最早，距今约7000年，独岭坳遗址略晚一些，接下来则是磨山和堆子岭遗址，其年代也在距今6000年前后，这些遗址也发现有白陶。整体而言，这类白陶遗存较早阶段与高庙文化和皂市下层文化的白陶特征较为相似，较晚阶段则与汤家岗—大溪文化的白陶相似。虽然这些遗址都有白陶发现，但是它与高庙文化及皂市下层文化的关系尚不清楚。2011、2012年千家坪遗址的两次发掘，则大致解决了湘江中上游地区白陶遗存的性质和地位。千家坪遗址位于南岭北侧的郴州市桂阳县，这里的考古发掘发现了年代不晚于距今7000年的大量白陶遗存，其白陶的造型和纹饰，与高庙文化有极大的相似性，因此有观点认为千家坪白陶遗存应属于高庙文化。千家坪遗址的地理位置和文化遗存特点的研究，部分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着的湖南史前白陶的性质、内涵及文化传播的问题，为湖南史前白陶南下珠三角大湾区找到了另一条文化传播线路上的节点。

亚腰白陶罐（千家坪遗址出土）

亚腰白陶罐（局部，千家坪遗址出土）

湖南史前白陶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中的一道天光，照亮了幽暗晦暝的史前丛林。种种迹象表明，白陶是史前湖南的一大创造，它产生于远离江湖平原的河谷山川，那里充满了神秘的色彩和浪漫情调，白陶隐于深山又大白于天下，对中华史前文化所产生的影响不可低估。

湖南史前白陶的纹饰，与其说是特定环境下的产物，毋宁说是古人的精神意识的图像表达。白陶的纹饰，显然不是简单的装饰艺术，而应该是具有象征的意义，其所传达的应该是信仰和情怀。从这个意义上说，白陶是艺术神器。白陶纹饰所涉及的题材，无非是天地万物，其所表达的旨趣，或许是万物皆可沟通。仔细观察湖南史前白陶纹饰图像的内容，多以自然界事物为题材，洁白纷繁、绚烂灵动。从动物而言，是鸟兽鱼虫，从植物而言，是树干建木，从天地而言，是日月星辰、风雨云气、水土山川，这一切，似都在白陶图像的表达之中。或许，在当时人们的精神世界里，人可以与天地万物同构，从意识形态的层面来看还未脱离万物有灵的多神崇拜，可谓巫风遍地。宏观考察这个时期的社会文化背景，在距今6000年左近及其以前，中华大地各区域都有自己的精神文化传统，这些传统大致可以从当时的相关陶器图像上得到体现，这些图像或为彩绘，或为刻划戳印。归结起来，有南北二元：南方为白陶，北方为彩陶。二者的纹饰图像虽方式不同，但表达的意义或许异曲同工。二者的构图都讲究二方连续，等分、平衡、对称而富于动感是其特点。题材方面，北方多为花叶鱼虫，南方则多为日月鸟兽。因此，在南方长江流域的各地，太阳、鸟和兽面往往被提倡，北方黄河流域则是对鱼虫和花叶青睐有加。发展到新石器时代晚期以后，情况就有了变化，多神崇拜渐渐消散，崇拜的神灵有单一化的趋势，南北二元也开始合流。于是，鱼虫和兽面开始结合演化为龙，鸟的形态演化为凤，花叶演化为叶片玫瑰花瓣后很快悄然消失，日月天地云气，则演化为阴阳五行。这些中国最基本的宇宙观，均可以在古老的新石器文化中找到根源，并与史前白陶所表达的图像意蕴多有相似之处。虽然现在我们还无法重建这个久远古老的观念体系，但愈来愈多的考古发现证明，苏秉琦先生关于中国文化和中国文明有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的古国，两千年的中华一统实体的提法绝非虚言，而要填补和充实这一文明框架里的内容，则需要我们无数代考古工作者不懈努力。

编辑：吕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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