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义勒瓦娄哇技术的六项技术标准（修改自Boёda，1995）

观音洞遗址石制品技术分析举例

据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李锋高星供稿）：近期，《自然》杂志发表了贵州观音洞遗址1964-1973年出土石制品的再研究结果，认为遗址存在系统的勒瓦娄哇技术；新的光释光测年显示遗址主文化层距今17-8万年。据此，该文作者认为遗址的石制品组合代表了东亚最早的勒瓦娄哇技术组合。该项研究对贵州黔西观音洞遗址的年代框架做了进一步的夯实，取得重要进展。然而经过对文章作者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及对相关石制品的详细观察分析，最新的研究认为：观音洞遗址不存在勒瓦娄哇技术，其石制品组合是一个相对简单的石核-石片技术复合体，与之前学者得出的结论一致。2019年8月13号，《国家科学评论》（National Science Review）在线发表了我所高星研究员、李锋副研究员，武汉大学李英华教授，美国亚利桑那大学Steven Kuhn教授、John Olsen教授，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CNRS）Eric Boёda教授合作撰写的英文评论文章，公布了新的研究结果和对相关问题的看法。

文章作者的研究从对勒瓦娄哇概念的理解、到研究方法的使用、再到最基本的具体石制品技术阅读皆存在明显的缺陷。首先，最基本、当然也是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是论文作者对勒瓦娄哇这一概念的误解和误用。该文虽然引用了目前最广泛接受的定义，即Boёda教授创建的从技术分析的角度运用6个特定的技术特征作为标准来识别勒瓦娄哇技术，但在辨识勒瓦娄哇技术时却采用了一种自称为“整体的方法”（holistic approach），从Boёda的技术标准中只挑选了其中的一两条来界定勒瓦娄哇技术及其产品。从方法论上讲，上述的6项技术标准的实质是从技术的角度来定义勒瓦娄哇的“结构”，而非定义其形态，表明勒瓦娄哇概念是包含一系列技术决策的体系。石器分析者需要整合石制品组合反映的所有信息，特别是标本上可见的所有片疤的方向、顺序、数量和组织方式等信息，才能识别和理解勒瓦娄哇产品的“结构”，并最终归纳和提炼出整个石制品组合的“操作链”。一两条技术标准并不足以界定勒瓦娄哇技术。举例而言，文章作者认为具有层级关系的两个石核面（hierarchical relations）和优先剥片（preferential removal）的石核可被认定为勒瓦娄哇石核，然而很多简单的以石片腹面为剥片面进行剥片（core-on-flake）的石核符合此特征，但它们显然不是勒瓦娄哇石核。

文章作者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实际上是退回到了传统的以少量“典型”标本做主观定性的类型学思维模式，由此造成了对观音洞石制品所反映的剥片技术的多处误判。例如P.4265是文章中公布的最为形似勒瓦娄哇石核的一件标本，该石核剥片面上存在一个大的石片疤，右侧和远端存在多个较小的石片疤，似乎是为预制石核剥片面而形成的。然而，通过我们对该标本的观察，发现石核边缘的小石片疤打破了剥片面上的大石片疤，这说明边缘的小疤是在石核剥片面上目标石片被剥离之后所形成，表明这些小片疤的产生并非为剥离石片而预制石核的剥片面。也许有人会认为这些边缘的片疤是目标石片被剥离后为预制新的剥片面而形成的，然而边缘片疤是交互打击产生的，形成了两个相互对称的凸面，而非不对称的具有层级关系的凸面，这与勒瓦娄哇概念有本质的区别。所以综合而言，该件标本最初是一件石片石核，以石片腹面为剥片面剥离了一件较大的石片；随后，边缘被交互修理，更可能是为加工石器的刃缘所为。

勒瓦娄哇技术是旧石器时代最为复杂的石器技术之一，在更新世人类的认知能力演化、人群扩散、知识传播等多个领域具有重要意义。从目前的考古发现看，中国存在勒瓦娄哇技术的遗址有新疆通天洞遗址、内蒙古金斯太遗址和水洞沟遗址第1地点等，其分布局限在中国的北方，年代皆在约距今5万年以后。这与特定人群于特定时期、特定环境下在中亚、东亚的迁徙、交流和适应等密切相关。目前，尚无可靠证据表明中国乃至东亚在5万年前出现过勒瓦娄哇技术。

文章作者在研究观音洞石制品组合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完全不同于当下流行的技术分析方法，甚至也不优于类型学方法；文中所报道的“勒瓦娄哇”产品是误判，该石制品组合中并不存在真正的勒瓦娄哇产品。

该研究得到了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B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国科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和中国科学院国际人才计划等的资助。

文章链接：https://doi.org/10.1093/nsr/nwz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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