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大湖坪遗址位于湖南省平江县福寿山顶，海拔高度1000余米。为配合平江抽水蓄能电站工程的建设，经国家文物局批准（考执字（2019）第823号），2019年8月至12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平江县文物管理所等单位组成考古队，对大湖坪遗址进行考古发掘。

　　本次发掘共布10米×10米探方21个，扩方面积640平方米，而发掘区北部的石挡墙遗存落差大，未布探方发掘，面积约1200平方米，总发掘面积近4000平方米，发现了宋元明时期的寺庙遗址、清初山寨遗存和晚清民国时期的造纸遗迹（图一）。

图一 大湖坪遗址发掘遗迹分布位置图

　　二、福寿山寺的发掘

　　位于整个发掘区的中部，目前已揭露出宋元、明两个阶段的寺庙基址。寺庙的大殿基本沿用（图二）。

图二 福寿寺不同时期格局叠加

　　宋元建筑基址目前揭露出的遗迹包括大殿房基F4、侧殿F3、放生池C2。F4是寺庙的主体建筑，面阔约20米，进深14.8米，前面有踏步，宽4米，长1.7米。室内地面被明代F1叠压，寺庙在宋元基础上修建F1大殿的时候，南北两侧均有所收缩，北侧内缩约4米，南侧内缩约4.6米，并在南侧修建排水沟G1，破坏了宋元时期原有基础。F3，是寺庙的附属建筑，平面近方形，开口于③层下，面阔约11.2米，进深约11.4米，房屋正中心位置有一石构件，似乎是放置神像的基座（图三）。

图三 宋元时期寺庙遗迹分布

　　宋元建筑基址及地层中出土了大量湖南本地生产的青白瓷，以芒口碗居多，其实是涩圈碗，少量盏。酱釉器也不少，其中最多的就是灯盏，另有少量酱釉碗、执壶。素胎器有擂钵、罐。青白瓷中极少量有印花、刻划花，个别碗的外底有“寺”、“常住”、“福石寺”等墨书（图四）。

图四 F3出土的瓷器标本

　　明代寺庙基址F1叠压于宋元F4之上，位于整个发掘区的西北部，开口于①层下，叠压在③层上。平面近方形，通面阔16.8米，通进深15.6米。F1台基前面由加工规整的条石垒砌而成，最上面一排均有雕花，内容有束莲纹等。台基正前方有踏步，宽4米，长1.7米。南北两侧各有一条排水明沟，基址中间有排水暗沟。台基南面由大小不等的石块包边，整个庙宇依山就势。台基内填土为黄褐色，前部呈红褐色土，有较多的红烧土颗粒和炭末，形成踩踏面，应为香客信徒烧香拜佛的区域，后部为黄褐色土，应为摆放神像之位。

图五 福寿寺明代格局

　　遗址北部的高台上发现五尊石像，据当地人回忆，二十年前石像的位置在寺庙大殿前方，后来因旅游开发被转移到如今的高台上。均以当地所产的石灰岩凿成，头缺，但颈部顶面均有一圆角方形榫槽，表明神像的头部与身体是分开制作，以榫槽相连接，调查时在附近未发现神像头部，推测可能有两种原因，一种因头像与身体容易分离，头部被盗走，一种原因可能是因为头像与身体的材质不同，头部为泥塑或者木制。从石像的风格来看，应当是福寿山寺明代重修时制作的神像（图六）。

图六 寺庙遗址的神像

　　明代建筑基址及地层中出土了较多的青花瓷，有相当数量来自于景德镇民窑，见有“大明成化年制”、“博古斋”、“百香斋”等款识（图七～图九）。

图七 寺庙遗址出土的石构件

图八 寺庙明代台基上的雕花

图九 寺庙明代地层出土的瓷器

　　三、初步认识

　　光绪十八年壬辰重修《聚奎堂陈氏族谱》：“迄至五世孙轩乃迁平江福石山下，创基立业……祖轩公，官奉议大夫，经过河南开封府见民饥荒，施米八百担赈济饥民，归受平江福石山四围祖业，在福石山修福寿寺，供祖主，修佛像造住房于山洞口，以为避居防侵之所”（图十）。《同治平江县志》载：“福石寺在县南七十里百房洞，宋陈轩建”。福石山寺庙遗址宋元遗迹的发现证明这座寺庙始建于南宋时期，家谱、方志和考古发掘基本吻合（图十一）。

图十 光绪十八年重修陈氏族谱中关于福寿寺的记载

图十一 同治平江县志中关于福寿寺的记载

　　《聚奎堂陈氏族谱》载：“太烈公，字朝扬，明洪武三年立居狮蹲大屋场祖基，重修福寿山香火堂，明永乐二十一年殁，葬福寿山寺后，配郝氏，明宣德元年丙午十月二十日戌时殁，葬福寿山寺后，夫妇合墓”，更加明确了福寿山寺的位置（图十二～图十三）。

图十二 福寿山寺与安定陈氏第二十世太烈公夫妇墓位置关系

图十三 民国重修陈氏族谱中所录太烈公墓碑文

　　四、学术意义

　　从《聚奎堂陈氏族谱》中，我们得知他们是从江州义门陈氏析分迁徙至平江的，这背后牵涉到了南宋义门陈氏分家的大事件。《四库全书·江西通志》等历史文献记载，江州义门陈氏，自唐至宋，聚族三千九百余口并未分析，朝廷屡次旌表。嘉祐七年，以义门盛大，下矜保全之，诏江南东路转运使谢景初、郡牧吕诲、湖口镇巡检范彬，临门监护分析。将义门陈氏分析291处，分布在全国的72个州县，可谓中国古代最为壮观的析家事件。

　　福寿山寺作为一处以陈氏家族出资修建并维护的寺庙，其儒释道兼容，即是一处公共寺庙，也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祭祀陈氏祖先的功能，对于了解宋元以后的民间寺庙与家族之间的关联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也是当时朝廷与地方宗族互动、江州义门陈氏兴衰的有力见证。